主讲人黄纯艳教授

邀访学者论坛

2018年11月7日，文研院第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教授、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黄纯艳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财权分配视角下的宋代财政体制变革”。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文研院邀访学者陈映芳、郭永秉、贺照田、黄纯艳、刘成国、刘静贞、鲁西奇、罗丰、王炳华、邢义田、薛龙春、周颖、伊萨贝尔·蒂罗（Isabelle Thireau）参与讨论。

宋代财政史的实证研究积累极为宏富，在整体研究方面也有“收、支、管、平”、军事财政、官民互动、地方财政等不同视角的考察，揭示了宋代财政史的多个面向，取得了突出成就。不同分析框架既有其独到见解，也有其视角局限。财权分配的视角更关注财政分配如何实现，可与已有研究相互补充，揭示宋代财政史新的面向。从财权分配的角度，宋代财政体制演变以熙宁变法为分界，可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和南宋三个阶段，经历了总量分配到税权分配（即窠名分隶）的演变过程。

北宋初为扭转唐后期五代到宋初藩镇自赡财赋的局面，保障上供，确立了诸州支度给用外归入中央的财政分配方式，地方有较大的留用自主权。宋真宗朝逐步对中央应付财政支出所需的实物设立上供定额。财政分配方式由“诸州支度留用再划归中央”改为“先保障中央上供再留用地方”。中央通过帐籍管理和设官监察保障三司对全国财政的管理权和支配权使三司具有“经天下财赋而均其出入”的制度权力。从制度设计上可称“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不得擅支”，实现三司总领全国财赋。北宋前期地方可分享二税、禁榷、商税等所有大宗赋税，甚至商税、酒税等大多留用地方。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的主要方式是总量分配，除内藏财赋中出现有限的规定窠名外，并未规定窠名权属。

黄纯艳教授著作《宋代财政史》

熙宁变法创立朝廷财政，中央财政由内藏和三司对掌变为内藏、朝廷和三司三家分掌，更重要的是将新法财赋划归朝廷，新法以外的若干窠名也入朝廷。全面划分赋税窠名权属，改变了北宋前期中央与地方进行总量分配的财政分配方式，逐步实行税权分配。两税、常贡、征榷之利归三司，而新法窠名、茶盐禁榷收入等归朝廷，“三司不问出入”。元丰以后，征调无额上供钱、经制钱等也是把若干具体的窠名权属划归朝廷。熙宁以后，内藏窠名进一步扩大、明确和定额化。划归朝廷和内藏的窠名有新开征窠名，大部分则是原归三司和地方的窠名。将这些窠名划归朝廷和内藏也就相应地明确了归属三司和地方的窠名，形成了具有明确税权的地方财政。

南宋几乎对所有赋税窠名全面实行权属划分，将所有赋税窠名在中央与地方及各机构间分隶，且普遍定额化，“诸县起解本州及上司财赋，各有立定对应窠名”。分隶方式更为细致多样：既有某种窠名完全划归中央或地方，如茶盐禁榷年额收入全部归朝廷财政、两税正额完全归户部、楼店务钱完全归地方等等；也有商税、酒课、牙契等大量窠名在中央和地方间分成共享。

宋代财权分配制度的设计和演进主要围绕着有效解决以军费为主的中央财政支出责任。特别是熙宁以后逐步全面实行窠名分隶的税权划分，充分保障了中央履行其支出责任的财力。北宋前期已形成以三司负责“经费”支出，即对军费、官俸等经常性支出负直接责任，而内藏财政定位为“备缓急之用”的储备财政。储备财政主要仍用于供给军需。熙宁以后作为储备财政的朝廷财政和内藏财政拥有大量而明确的窠名权属。三司（元丰改制后户部）和南宋总领所作为专司“经费”的财政始终仰赖储备财政而运行。这样做既保障了以军需供给为主的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又强化了自上而下的财政集权。北宋时期，沿边和京师地方有明确的供给中央军需之责。熙宁以后，内地路州的支出责任日益与税权划分相结合。南宋时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进一步明确。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军和行在百官支出，地方财政负担地方军费和官俸。中央军和地方军联合行动中支出也有各自负担。在税权划分中，大宗和优质的窠名逐步主要归属中央，地方逐步依靠附加税和杂税运行，税权分隶的目的是强化自上而下的财政集权，特别是中央财政集权。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为黄纯艳教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