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四十五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古犹太教中作为世界观的天启主义”。耶鲁大学神学院旧约研究Homles讲席教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高峰枫主持。

首先，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主义和天启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梳理了天启文学的发展脉络。“天启主义”（apocalypticism）得名于天启文学这一文学体裁，尤其与《启示录》关联紧密。《启示录》是《新约》末卷，人们通常认为《新约》成书于公元一世纪。而天启文学传统，在公元前几百年就已经产生，代表了犹太教在希腊化时期的一种新现象，可视为对《旧约》先知书的继承。

但先知书与天启文学之间有很大区别。在先知书中，先知以上帝之名宣告启示，而在天启文学中，启示则通过视觉的形式（异象）得以传达。虽然先知书中也有异象，但是天启文学中的异象更加繁复，用苏珊·尼迪奇（Susan Niditch）的话说就是“巴洛克式”的。此外，天启文学中，异象以天使为中介传达给观看异象者，也由天使对各个象征加以解释；又或者，是天使引领观异象者游历圣境。这些能察看异象的人，多托名为成书前数百年的古人，《启示录》中的约翰是个例外。但天启文学的创新之处不单在文学形式上，更在于其传达的世界观，柯林斯教授称这种世界观为“天启主义”——关心历史如何产生；关心超人类的代理人（如天使和魔鬼）如何干预人间事务；关心对历史终结和彼岸生活的设想。

紧接着，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作品的分类，并讨论了产生缘由。流传至今的天启作品包含了两种类型，一类侧重历史进程，一类侧重天堂或冥界的景象。前者会假借远古人物的预言来纵览历史全程。如《但以理书》第二章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见到一座塑像，从上到下由金、银、铜、铁、泥铸成。书中，但以理将其解释为尼布甲尼撒及其下属的三个王国。就《但以理书》本身的书写背景来看，可以将三个王国解读为米底，波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三国分立也可以进行类似解读）。天启文学对历史的描绘还可以更加细致，比如《以诺书》（Enoch）中将人类历史以“星期”为单位划分，或者用动物寓言摹写人类历史。

保罗·科斯敏（Paul Kosmin）认为以纵览历史为特征的天启文学是出于对塞琉西王朝意识形态的反抗。塞琉西王朝将塞琉西一世时期作为整个世界的起点。然而柯林斯教授反驳了这种观点，并举出三个反例。他指出，早在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中，就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阶段，并以不同金属来象征。波斯文化中也有天启式的历史观，虽然材料颇具争议。即使在旧约传统中，也已出现纵览历史的情况，只是不像后来那样条理分明。所以，与其说这样的历史纵览是政治反抗行为，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发挥。又因为这种类型的天启文学主要出现在希腊化时期，所以可能与亚历山大东征之后希腊-印度日趋大一统的局面相关联。

然后，柯林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历史纵览这一类型所包含的决定论思想。一方面，描绘历史全程传达出历史先定的意味。这是《旧约》与天启文学的区别。《旧约》中人可以决定事件走向，比如《申命记》中圣约的运行逻辑便是守约则兴，毁约则亡。但在天启文学中，事件无法改变。比如《但以理书》中，但以理为以色列人向上帝求情，但上帝通过异象告诉他，以色列人要经受四百九十年的磨难为自己赎罪，这是一个定论。历史自有势头，不听令于随意的干涉，就算是神也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历史先定不代表个人命运先定。相反，先定的历史使个人抉择更加尖锐。历史纵览类启示文学的典型做法是，借古人的预言来描述历史。预言很准，是因为写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也有与历史不符合的地方。虽然有这样的马脚，但是我们能够理解虚构部分的作用。由于“假预言”很准，货真价实的预言——即最终审判即将降临——的可信度也就随之提高了，正在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也就有了忍受磨难的耐心。

接着，柯林斯教授分析了天启文学对宇宙演化神话的化用。他认为《但以理书》中的异象不单着眼于马加比时期的事件，更宣称要揭露从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完整历史意义。而整合历史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把神话中的创世描写运用到末世未来中。十九世纪末著名德国圣经学学者赫尔曼·衮科尔（Hermann Gunkel）发现天启异象与古代近东神话之间具有相似性。这类神话是巴比伦创世神话。当时衮科尔能接触到的是创世叙事诗（Enuma Elish）。史诗描写了年轻一代的神灵马杜克（Marduk）与地母提阿马特（Tiamat）之间的旷世大战。马杜克打败提阿马特，并用她的身体创造了世界。衮科尔认出提阿马特的名字与希伯来语词tehom同源，而tehom正是《创世记》中的“远古深渊”一词。他还发现了提阿马特与《但以理书》中海怪所在的海之间有紧密联系。以此他发现了天启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世界的开端正如末世的终结。在衮科尔去世之后几年，在北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城发现了新的文本，与《圣经》中的天启思想更接近，讲的是迦南神话中众神争夺王位的故事。众神之父El（在《旧约》中也出现，等同于以色列人的神）要将王位传给下一代，王位的主要争夺人腾云者Baal（也出现于《旧约》中）与Yamm（海，与海怪有关）和Mot（死神）展开激战，Baal最终用大棒劈开Yamm。Baal又被Mot吞入腹中，所幸被他姐姐救出。

柯林斯教授指出，这个迦南神话对理解《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象征十分关键。《但以理书》中一个谜题是两位神并列。犹太传统，至少早期的犹太传统，是一神论思想。但迦南神话的腾云者与亚威（YHWH）、即犹太人的神关系非常密切，只是在迦南神话中还有另一个神在腾云者之上。Baal的神话在以色列很流行，并被化用到以色列崇拜中，只不过将主人公从Baal换成了亚威。早在先知书中，与混沌之神的大战就已经被投射到未来。比如《以赛亚书》二十四到二十七章中就写了上帝吞噬死亡，击杀海怪利维坦，重整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个意象延续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

柯林斯教授进一步分析了战斗神话的化用与善恶二元论之间的关系。召回远古战斗神话或创世神话的结果是简化了历史，把历史缩减为对立原则之间的冲突。而天启文学不推崇中正平和，相反，崇尚极端和不妥协。这样的思想虽然有其魅力，但也存在问题。除了内在的二元论之外，召回远古战斗神话的做法还传达了人类事务超出人类控制的观念。一面体现了人的无力，因为历史进程超出人类掌控之外；一面又给了人安全感，因为最终的胜利是有保证的。

接下来，柯林斯教授将话题从历史进程转向天堂秩序，分析了天庭和宫廷的对应关系。天启文本中，天使与魔鬼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传达了人类生活受更高力量支配的观念。对天庭的描写，总是一幅至尊神周围簇拥着众神的画面。古代近东、《旧约》、早期天启文本和更远古的神话都将天庭和地上的宫廷对应。但天启文本中的众神参与人类事务程度更深，原来由上帝做的事情，如出战、与先知的交流都由天使代劳，这反映了波斯和希腊化时期，君主逐渐疏离，宫廷事务下放至官僚的历史背景。

天启文学相对之前神话的另一个转变，则是天国对人类更加开放。虽然《吉尔伽美什》和《以诺书》中有先例，但天国对人类的开放程度在天启文学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游历天国的形式也逐渐定型。此外，天国的开放具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即表明正义者死后灵魂升天国，邪恶者死后灵魂永远受诅咒。柯林斯教授指出，《旧约》对凡人的死毫不留情，只有《但以理书》中表达了复活的希望，但还不是普遍化的复活。这里的复活不是重得生命，而是生命升华。灵魂会得到一个身体，却不是肉身。

对于基督教对天启文学的化用，柯林斯教授指出，基督教兴起让天启世界观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因为人们相信世界末日和复活即将到来，所以才更加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基督教天启文学与犹太教天启文学的区别在于，《新约》缩短了之前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侧重耶稣开启的时代，这个做法让人们对末日审判的期待更加恳切。耶稣死而复生这一个重要范式也为早期基督教天启文学增色不少。然而柯林斯教授强调，即使是侧重个人救赎的《启示录》也根植于一种全面的世界观，这是因为受到了古代神话的深刻影响。这些神话元素反复得到利用，恰恰反映了人类危机从没有真正消失的事实，也因此，古老文本中的意义才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讲座最后，柯林斯教授介绍了天启主义在现当代的发展。天启主义在英语世界最直接的体现是19世纪的时代论运动（Dispensational Movement），直接把现代指示物当成象征，并用来预言政治事件——典型例子有畅销书《消失的伟大地球》（The Late Great Planet Earth）和《末日迷踪》系列（Left Behind series）。柯林斯批评道，这类作品缺乏文学性，并且误导大家将天启主义理解为一种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现代天启主义似乎推崇极端和不容忍，那么这种评价能否套用到古代天启主义上去呢？对此，柯林斯指出，许多学者认为可以套用。他们眼中的天启主义隐含暴力倾向，是不成熟、反社会秩序、反人道主义的。但柯林斯教授却表示，古代天启主义的象征意味很强，是诗性的世界观，而现当代的天启主义是非虚构的，认为书写的都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T. S. 艾略特比《末日迷踪》系列更忠于天启传统。此外，柯林斯教授还强调，单纯的灾难想象并不是真正的天启文学，经典天启文学传达了坚定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有时候经不起理性推敲，但可以对人类命运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