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一期“托勒密时期的身份表达：以女性传记为主的考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讲座由牛津大学埃及学教授、著名埃及学家约翰·贝恩斯（John Baines）主讲，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拱玉书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颜海英、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黄庆娇以及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玛丽亚·坎纳塔（Maria Cannata）出席本次活动。

拱玉书教授首先用诙谐幽默的语言介绍了贝恩斯教授的教学经历、研究成果。贝恩斯教授自1976年至2013年在牛津大学任埃及学教授，著作等身，是享誉世界的埃及学家。他擅长吸收多学科的方法论，综合利用考古材料、文献和图像进行埃及艺术、文献、宗教、自我表达等方面的研究。他不仅在埃及学的多个领域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还经常进行跨学科研究，是埃及学界的里程碑式人物。

主持人拱玉书教授

本次讲座的主题是贝恩斯教授近些年来主要关注的问题之一。2004年，贝恩斯教授的《埃及精英在托勒密统治环境中的自我表达》一文出版在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的《埃及与希腊间的亚历山大里亚》一书中。本次讲座中贝恩斯教授将目光聚焦于托勒密时期的埃及本土贵族，通过解读这一时期墓葬中的数个女性墓碑来分析和揭示当时本土贵族如何构建其身份表达。

贝恩斯教授以介绍埃及人从新王国初期到托勒密时代之前进行身份表达的方式为开端。在此基础上，他着重解读了托勒密时期的数个女性墓碑传记和孟菲斯大祭司家族的一对夫妻传记，以此分析这一时期埃及本土贵族身份表达的模式和特点。

首先，贝恩斯教授利用古埃及十八王朝前期到托勒密时代早期的一系列贵族的传记和雕像来展现古埃及贵族身份表达的传统方式和特点。新王国时期，刻有传记的碑铭或者雕像在贵族墓中频繁出现。这种贵族的自我表达通常是图文结合的，图像的主题往往埃及的神明及宇宙观相关，铭文则由墓主人的名字、一系列头衔及生平故事组成。头衔非常重要，可以彰显墓主的地位和声望，在托勒密时代后期，贵族传记中可能只有一系列的头衔，但是却能提供大量的信息。在第二十到二十一王朝左右，属于女性的碑铭开始大量出现。在这之前，女性通常只出现在其丈夫的碑铭、传记之中，成为男性的附属。至于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大量出现以女性为主的碑铭，学界尚未有定论。这些碑铭往往色彩鲜艳，人像肢体动作栩栩如生。图像的主题主要包括供奉神祗、入葬仪式以及众女哀悼。由于自十九王朝起，埃及人逐渐抛弃在地上建造纪念性坟墓的习俗，而是开始建造大量地下墓室。因此这些碑铭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并不是立在墓中的墓主纪念碑，而可能是在入葬的一系列仪式中使用的必要工具，然后作为陪葬品藏入墓中。

主讲人约翰·贝恩斯教授

关于托勒密时期的材料，贝恩斯教授选取了五份贵族传记，这五份传记的主人以女性为主。贝恩斯教授先对其中三位贵族女性的传记铭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深入分析。可见这一时期的女性传记是改编自传统的男性传记模板。并且由于传记的实际写作人往往是墓主人的丈夫或者儿子，文中也会出现这些男子的头衔。但传记也表现出女性偏好的一些特征，例如贵族女性更倾向将自己的生平与女神联系在一起，譬如与爱、生产和繁殖有关的哈托尔女神等。这些传记选择使用当时已经不再是通用语的圣书体进行书写，可能是希望通过文字对能看懂铭文的生者群体进行限制。传记以第一人称为主，但是也偶尔出现第二人称，例如铭文中出现呼唤他人的句子，死者希望有来访墓葬的生者能够大声的念出铭文。这说明这些碑铭可能在墓葬仪式中使用过。

接下来，贝恩斯教授展示了三个碑铭和棺木上的图像，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明显带有希腊特征的人物出现就像供奉神祇以及死者接受供奉等场景。这说明此时埃及传统已经逐渐渗透到希腊贵族中在典型的埃及场景中，希腊贵族希望作为埃及人进行埋葬，接受埃及人的信仰和传统。这一时期大多数贵族的身份表达都类似于亚历山大里亚发现的霍尔立像，他的立像正面是典型的希腊人物，身着希腊式的裹身袍子，但是在其背面是埃及式的石碑，上面用圣书体刻着他的传记。这类雕像铭文通常描绘贵族是如何修复神庙的，并且背靠神庙墙壁，极少情况下会被人看见。这可能说明人们会念诵这些铭文，仪式上的大声诵读可能正是这种设计的意义所在。这类文本对其主人所属的贵族集团有更广的认同上的意义。

最后，贝恩斯教授分析了泰姆霍特普和舍瑞普塔夫妇的传记铭文，这对夫妻来自孟菲斯大祭司家族。孟菲斯大祭司家族在托勒密时期十分显赫，最后几乎成为托勒密后期埃及本土文化的代表。夫妇两人每人拥有两块墓碑，一块以圣书体书写，可能用于公开展示，一块以世俗体书写，被埋葬在墓中。后者可能与墓葬仪式直接相关。在妻子舍瑞普塔的石碑上，女神以及墓主本身的形象都被清晰地刻画出双乳，这是完全违背埃及传统艺术原则的，可能是当时埃及文化对希腊文化的一种妥协。而丈夫借妻子的铭文表达了与埃及传统死亡观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对死亡的恐惧、厌恶和对享乐、生命的渴望。除此之外，妻子的铭文还详细记述了夫妇二人如何得到伊蒙霍泰普神的祝福而获得了第一个儿子。丈夫的铭文中有大量的头衔和对其作为孟菲斯大祭司职务内容的描述，其中包括为托勒密国王加冕、国王驾驶着战车进入神庙的描述，这都是与埃及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元素。

总体来说，贝恩斯教授利用大量详实的考古、图像和文献材料，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展示了托勒密时期埃及本土精英如何在两种文化共存的社会中构建出具有希腊元素的身份表达，以及希腊精英的自我表达如何展示了埃及传统文化特色。这种认识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化隔离”说和“双面社会”观点的反驳。讲座结束后，在座老师同学纷纷针对讲座内容进行提问，问题多数集中于托勒密时期埃及和希腊之间的文化交流以及传记碑铭的观众群体和主要功能。贝恩斯教授十分热情的为大家解答问题，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