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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33】王铭铭:莫斯论文明——兼及对中国研究的启发

发布时间:2017-04-27

2017年4月2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三十三期在二体地下报告厅B102举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王铭铭教授发表题为“莫斯论文明——兼及对中国研究的启发”的主题演讲。文研院常务副院长、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哲学系李猛教授担任评议。外国语学院董强教授,社会学系张静教授、周飞舟教授、田耕老师、王娟老师以及远道而来的著名人类学家、英国伦敦大学罗兰教授出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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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王铭铭教授指出,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法国人类学大师莫斯的学说特别是其文明论的梳理,从中发现对中国研究重要的启发思想。莫斯1872年生于法国南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涂尔干的外甥和最为重要的学术继承人之一。由于涂尔干的启示,他早年学习哲学,1896年后来到巴黎学习梵文和比较宗教学,在这一时期他同时受到圣西门的影响,对其社会主义学说产生浓厚兴趣。1901年,莫斯出任巴黎大学“宗教与未开化民族的历史学教授”,奠定了其早年研究的基础和声誉。一战之后,他和同人共同创办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成为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的创建者并利用这一平台开展研究、努力教学,直至1950年去世。莫斯一生著述丰富,《论礼物》一书更是世界人类学少有的经典之作,而其最为主要的著作均被列维·斯特劳斯编入《社会学与人类学》一书,广惠学林。王铭铭教授认为,莫斯早年著作《论献祭》(1909)一书探讨了通过献祭手段在圣俗世界之间建立交流的“人—神关系”的基本论说;《论爱斯基摩人的季节性变化:社会形态学研究》(1909)则着重强调了人和物质世界相适应的“人—物关系”结构;《论礼物》(1925)从礼物研究入手,分析了社会对于中间之物的依赖,并从礼物的交换层面展示了“人—人关系”的内涵。这三篇著作构成了莫斯社会学论说的完整体系。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莫斯学说既注重物质也重视心灵的两面,既研究古式社会也关心现代社会的双重取向,杨堃先生将莫斯概括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中间人”,较为准确地概括了莫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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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莫斯漫长的一生中,除了对“社会”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之外,其另一视角也关注到了“文明”的论说。2003年,英国考古学家史朗格将莫斯有关技术、文明、技艺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同时也使中文世界的研究者注意到了莫斯的这一研究。王铭铭教授指出,如果想理解好莫斯“文明”论的特色,首先要对“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做出学术史的清理。西方语境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最初是一个不可数的概念,其内含强调“文明”是一种过程性的教化之结果,这种理解19世纪后期传入中国后至今为中国学者所沿用。而从18世纪起,文明一词出现了可数的概念,卢梭在其论著中提出了“文明”和“文化”的区别,并将“文明”作为一个贬义词加以排斥,而人类终究要回归到“文化”。这一思想为德国哲人赫尔德引申诠释,提出了“习俗(life style)”即是“文化”的概念。上述理解在19世纪也对古典人类学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进化人类学派和传播人类学派均在对文化与文明的不同理解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三圈说理论,但无一例外均将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作为近代“文化”出现之前的落后“文明”形态。受到这种思考的影响,20世纪诞生的民族志研究也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设定在了“社会—文化”内部,但正是在同时期的1913年,涂尔干和莫斯在法国《社会学年鉴》上发表《关于文明的札记》,认为“有些社会现象不那么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会有机体,他们在空间上超越单一国族的领土范围,在时间上超出了单一社会存在的历史分段,它们的存在方式某种程度上是超国族的”。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事实,包括技艺—技术、审美、语言、政治组织、家庭组织等。相对于孔德在意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单一文明,涂尔干和莫斯认为文明应该是多元的,而其主张文明自身具有整合体系,也使之区分于人类学传播学派的观点。在之后的研究中,莫斯延续了“文明”论述主体,从1930年莫斯发表的《诸文明形态和要素》一文中,我们可以概括出莫斯文明论的五个要点:第一,文明既包括物质创造也包括精神创造;第二,所谓“文明”,具有在不同群体间相互借用、共享、相通的特征;第三,包括民族在内的社会单元,不是一切整合体的形态,在社会整合体层次之上,还存在若干规模较大的“文明体”,这些文明体总是在空间和时间上延续,因此人类学有必要和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相互借鉴、开展研究;第四,文明之间并非相互隔绝,而是互动频繁密集,而互动的主体包含技术、贸易、故事和观念、宗教特别是秘密宗教等几个大类;第五,尽管社会和文明之间的互动频繁密集,但是文明的唯一从未成为现实,迄今为止,文明是多元的。

王铭铭教授认为,就现今的中国研究来看,国族文化不等于文明,文明要素的分布、文明的有机联系线条超出国族的疆域。在一些情况下,数个国族共享一个文明,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个国族“兼收”数个文明。中国约等于一个文明体,但这个文明体内部区分为地区和民族,这些地区与民族与“朝廷”一样,长久以来与不同文明打交道,其“地方性知识”具有莫斯所定义的文明之属性和特征。这一论述的启发无疑是深刻的,从纵向关系上,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传统仪式实践关系研究和民间宗教研究;从横向关系上,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历史上的内外关系、文野关系、“三皇”传说中文明始祖作为技术师和帝德承载者的双重身份等问题。因之,通过莫斯“文明”论反思中国研究应当受到更多的学术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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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议环节,渠敬东教授认为,王铭铭教授的讲座体现出一种对非单一文明人类学研究和中国人类学现状的深切关注,其核心议题仍然包含着古今对话、中西对话的内涵,更使我们反思中心和边缘研究中应该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李猛教授认为,王铭铭教授的讲座指出了人类学并不是只关心未开化的社会的学科,而是关注人类文明整体的社会科学。这种有关“文明”的人类学关怀有助于我们突破国族社会学限定的视野,突破政治设定的限制。在中国研究方面,文明人类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构成对话,希望从多元视角对之进行反思。李猛教授同时认为,文明固然具有交流和多元互动的特征,但文明的“一体化”和自我中心主义才是一个文明的根本特征,文明的过渡交流,可能导致文明冲突和文明的解体。因此,文明互动研究之推进必须关照文明维持自身边界的内容,文明的实际状态处在一种封闭和开放的辩证法之内,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守护文明”才是其职责所在。

讲座的最后,董强教授和来自京内各高校的老师、学生积极提问发言,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援疑质理,深化并丰富了本次讲座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