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健康中国——发展中的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院士担任主讲，文研院长邓小南教授担任主持。本次讲座也拉开了文研院新学期学术活动的序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詹启敏

医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于生命个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单一学科。邓小南教授首先对讲座主题进行阐释：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翅膀之一，医学科技的创新需要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科技固然会改变世界，但科技背后的人却是可以改变甚至主导科学的因素。正是博学与博爱的医者成就了人类守护健康的梦想，使我们对于健康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

詹启敏院士在讲座伊始即指出，科技创新和人文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更是如此。詹院士首先论述了健康中国的历史机遇与其必要性。当前是中国健康事业发展的最佳历史时期，我们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关注健康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基层医疗机构考察时曾提到——“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提出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发布，更彰显了人民健康的优先发展战略地位。健康中国的建设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之一，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体质、健康的心智、健康的素养和健康的环境。与此同时，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开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这一建设也将循着科技创新的道路前行。

大健康概念随着健康中国建设应运而生。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看不看医生、吃不吃药当作评判健康与否的标准。对此，詹院士指出，今天所提倡的“大健康”，其时间跨度应从生命形成的第一天直到生命的终结——即全人群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服务。推动大健康不仅限于院中管理，在院前与院后的时空范围内，更需要靠医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来助力。

但健康中国的实现仍然任重道远，詹启敏院士提供了一组资料予以佐证。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癌症新发病例每年430万，死亡280万……乙肝感染者达8000万，结核病感染者达550万……重大疾病是造成我国人员资源丧失和经济损失的主要原因，并已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我国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在195个国家中，中国的医疗质量指数排名第82。由于基层医疗条件差，科学技术水平低，人们蜂拥至大医院看病求医。詹启敏院士用“战时状态”来形容中国各大医院的就诊情况，病人们昼夜不舍地排号。尽管医者仁心，但限于治疗环境与时间精力，医患之间的良好人文关系几乎无从谈起。此外，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较为普遍，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不高是症结之一。

鉴于我国医疗情况的现实背景，詹启敏院士着重分析了医学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医学发展，从一个听诊器、几把手术刀的时代，到X光的出现、第一例微创手术的完成，直到今日的精准医学、靶向治疗、大数据、分子影像、分子病理……诸如核磁、超声等医疗设备的进步帮助临床专家对疾病看得清、看得准、看得早；诸如青霉素和抗生素等药物的研发，使感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对人们的危害降低到可控程度；诸如放射与微创手术等技术的推进使治疗效果更好、患者痛苦减轻。医学实践表明，任何一种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最终控制，以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诊疗的突破都有赖于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任何一项新技术、新装备、新药品的应用都是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随着医学科技创新，我国的健康状况普遍有所改善，新生儿、婴幼儿死亡率从解放前的200‰降到2016年的7.5‰，人均预期寿命由解放初期的36岁提高到了76岁。同时，全球医学科技创新的地位在迅速提高：一是医学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二是发展医学科技成为各国重要战略部署；三是医学成为各国政府科研经费投入最多的领域。

医学科技创新的前沿学科成就瞩目，詹启敏院士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简要介绍：生命组学技术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疫苗和抗体、生物治疗及个体化诊疗技术、数字化诊疗装备以及大数据与智能医学。然而，尽管医学科技已发展到如此发达高效的阶段，詹启敏院士仍用“冰山一角”形容目前临床诊断治疗的现状与局限性。在认清这样的现实后，医学人文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不可或缺。

詹启敏院士将医学人文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医学伦理，即医学科技发展的度量衡；二是医学史，即医学人文发展的历史沿革；三是医学传播，这不仅仅是医学知识的科普，更是诊断过程中对患者给予的关心、关注和关怀；四是医患沟通，培养服务于基层社区和农村的全科医生是人才建设的重点之一，医生就在公众身边，对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进行即时了解和关照。在这里，詹启敏院士特别提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在今年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健康传播专业（Health Communication），对健康医学进行宣传，就是要用正确的人讲正确的故事。

由此，詹启敏院士进一步分析了医学人文的必要性。人们对生命深层次奥秘的理解和疾病发生的机理尚未清晰，而面对生命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医学解决疾病的能力有限。此时，医患之间的沟通、理解与配合就显得尤为重要。医者要给予病人的不仅是医疗救治，还有更多的心理帮助和精神安慰。“偶尔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詹院士的三句话道出了具有人文精神的医者情怀。让每个生命能够不仅得到救治，还享有生命的尊严，予病人以人文关怀，馈病人以友善温暖，是医者仁心，亦是大爱无疆。医学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和人文紧密相连，其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让医学更加厚重和温暖。

讲座中的詹启敏院士

针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未来代替医生的论调，詹启敏院士明确指出，医疗的基本模式永远是“医生—病人”，这种模式是有亲密的、有温度的。科技固然能够提供支撑作用，但绝不可能代替医患关系。詹院士富有创见地提出，医疗室里应有两个“专家”——医疗专家和病人自身（病人是了解自己的“专家”）。这区别于传统的“指挥—服从”关系，在平等的沟通交流中，基于患者对自身的充分了解、医生对技术的精湛把握，达到良好的医从性和治疗效果。这种新型医患关系的提出也是医学人文的应有之义。

关于医学科技创新与医学人文的关系，詹启敏院士精辟地指出，“医疗服务=医疗技术服务+医学人文”。医学科技创新不仅是人类追求健康的客观需求所致，更在于医学人文精神的持续推动。医者本着“坚守底线，不忘初心，健康所系，性命所托”的人文精神，孜孜不倦地探求着更先进的手段和方法，以期对疾病有更加准确的判断、对病人有更加完善的治疗。“科学与艺术在巅峰握手”，一个拥有丰富的人文情怀和素养、知识宽、爱好广、擅长沟通的医者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将会更受病人的欢迎和配合。医学人文情怀是永恒的，是永远不能被丢掉的。最后，现场观众与詹启敏院士间的问答互动将讲座引向了更深广的学术视域，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