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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81】大卫•阿米蒂奇: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

发布时间:2018-05-16

2018年5月16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一期第二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作为海洋史的世界史:全球视域下的大西洋”。文研院特邀教授、哈佛大学历史系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讲座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


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一样,易于产生一种陆地偏见:关心陆地上发生的事情,依恋坚实的土地(terra firma)提供的各种便利,并且强烈地感受到土地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牵引。这种依恋或可称为“陆地中心主义”(terracentrism),它是一种对物种、物种环境和历史的短视。这种偏见根深蒂固。长期以来,冒险进入海洋被认为是不自然的,船难和溺水被视作对拒绝作为陆生生物的狂妄之徒的合理惩罚。然而,构成地球表面的70%是水,仅太平洋盆地便可容纳世界的整个陆地表面并留有余地。因此,海洋虽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星球却被称为“地”球(earth)。这似乎是一种悖论。

克服陆地中心主义的智识努力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开始声称,世界史的空间和规模可能会根据海洋的自然边界重新描绘。然而到了21世纪初期,学者们才将海洋带入历史,产生一种所谓的“新海洋学”(New Thalassology)。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那么“新”,因为它的大多数发起人都认为地中海模型(Mediterranean models)对于海洋史具有首要地位,并经常将费尔南·布罗代尔关于地中海的著作视为萌芽之作。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将大西洋史视作一个专门的领域,认为它与其他海洋史具备不同的范围和起源。然而,关注其他海洋和海域的学者对这一谱系进行了批评和重构。他们展示了诸多思想家、叙述者和历史学家对地中海以至大西洋以外的海域所做的描述,表明其持续时间之久,已远早于相关学术活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因此,鉴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较长谱系,“新海洋学”没有那么“新”。在这些水域拥有历史学家之前,它们便拥有“复数的历史”(histories in the plural)。太平洋、红海、南中国海和黑海持续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已显示,当地的交往活动已延续了几千年。较之欧洲中心的诸如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等概念,海洋的深层历史能够为理解过去提供了更好的框架。

为展示21世纪海洋史的潜力和前景,阿米蒂奇教授转向对大西洋的研究。在有些人看来,大西洋是历史的典范海洋,甚至有人将之视为现代性的地中海(Mediterranean of modernity)。不过,阿米蒂奇教授认为,尽管各种国际组织以最大努力将大西洋与其他海域区别开,大西洋仍不过是世界海洋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大西洋拥有多重而流动的历史,其中包括关于海岸和沿海水域的大西洋沿岸历史(histories around the Atlantic),有关岛屿和公海的大西洋内部历史(histories in the Atlantic),以及跨越大西洋的历史(histori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近五个世纪以来,诸多记忆和事件构成了大西洋的多重历史,但并未出现一个单一的大西洋历史。19世纪末开始出现了更全面的大西洋历史,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地缘政治为主的大西洋主义兴盛起来。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所谓的“大西洋历史学家”才出现。而在本世纪早期,大西洋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曾短暂出现,随后被海洋史和全球史所吞没。

在大西洋历史诞生之前,其实有许多分割的、不连续的大西洋史——它们甚至不以“大西洋史”命名,亦或未被放入这一框架中。15世纪之前,大多数航行发生在近海,新发现的水域被连到已知的世界中,未能催生一种全新的视野。到了19世纪,仍然至少有两个大西洋存在,即在赤道上方是“北海”(‘Mer du Nord’/‘North Sea’),或者像英国人将目光转向北美时所说“西洋”(‘Western Ocean’),以及赤道下方有一个非洲和南美洲之间往返航行所构成的基本独立的海洋系统,它被称为“埃塞俄比亚海”(‘Mare Aethiopicum’)、“南洋”(‘Oceano Australe’)或“南大海”(‘Mare Magnum Australe’)。路易斯·费利佩(Luiz Felipe de Alencastro)认为,19世纪中叶标志着大西洋历史的重大分水岭。蒸汽船将风帆和船只从风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整合的大西洋”的出现,使得更宏大的大西洋历史想象成为可能。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于1896年所著《美国非洲奴隶贸易的废止:1638-1870》正是这一阶段历史叙事的典范,它研究了洲际之间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历史,表达了在其他大西洋历史出现之前的黑色大西洋历史(black Atlantic history),并将束缚和因强迫而流离失所的下层人口置于大西洋故事的核心。

下一波大西洋历史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描写了“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这种共同体最初局限于北大西洋,后来包含了若干拉丁美洲国家。从教科文组织到北约等国际机构建设时代,李普曼成为国际主义下大西洋主义的推动者。正是从这个时刻起,“大西洋世界”这一概念在外交官和国际主义法学家的著作中成为“大西洋共同体”的地缘政治表达,另一方面,它也成为一种历史实体。二战后的大西洋历史则以某种潜藏着的时间和空间框架为基础展开叙述,它描述了欧洲人的西进殖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它所激发的革命、内战和解放运动的历史。这是一种关于大西洋历史的目的论叙事,无论有意或是无意,它的编年方式揭示了它仍将赤道之上的那个大西洋置于中心位置。

阿米蒂奇教授指出,在20世纪后期,大西洋史面临的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整合大西洋史的各种不同潮流: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西洋;黑色和白色的大西洋;国家和跨国历史等等。其次,反对传统的时间和地理边界。第三,在界定该领域的身份时不将它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切断。在阿米蒂奇教授看来,大西洋史的迅速成熟只是部分地回应了这些挑战。研讨会和学术会议、专论和文章在21世纪初迅速激增,大西洋史提供的广阔整合性路径正当其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怀疑国家框架能否捕捉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历史过程。

接下来,阿米蒂奇教授介绍了自己于2002年提出的有关大西洋史的三个概念:环大西洋史(circum-Atlantic history)、跨大西洋史(trans-Atlantic history)和内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这三个概念被用来解析当时的各种路径,并为该领域提出了前瞻性视角。环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作为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作为一个交换和往来、流通和传播的特殊区域。跨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作为国际性的、区域间的和政体间(interpolity)的历史,通过对帝国、民族、国家以及类似的共同体或集群(例如城市或种植园)之间进行比较来讲述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内大西洋史即把大西洋史构想为当地史甚至是微观史,包括任何特定地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特定的机构与更广泛的大西洋世界的关系的历史。

阿米蒂奇教授表示,这一分类并不是穷举性的,并且他意在使这三个类别呈现相辅相成的关系:环大西洋史使跨大西洋史成为可能,且二者均依赖于内大西洋史。在这三个概念提出之后,他们为充分地把握大西洋历史开展了诸多的研究工作,使大西洋历史在海洋间和全球性的连接中被定义。它作为一种整体和多层次的系统,构成了大西洋内部及毗邻地区的经验总和。但现在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不包。近十年来,海洋史的演变迫切需要扩展原来的三分法,考虑到大西洋史内部和外部的最新发展,阿米蒂奇提出了关于大西洋史的三个新概念以补充原初的三分法:大西洋内部史(infra-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次级区域的历史;大西洋水下史(sub-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海底的历史;大西洋外部史(extra-Atlantic history),关注大西洋世界的超区域(supraregional history)。这三个新概念可以为重新激活大西洋史领域提供新的方式,并增加与其他历史分析领域的整合,同时充当那些最具前景的世界史的指标。

随后,阿米蒂奇教授详细介绍了这三个新概念。大西洋内部史与环大西洋史截然相反:后者采用综合的、整合性的方法,前者则将重点放在那些更具体的和有界的地区。尽管这些地区会汇入或是毗邻更大的海洋,但作为岛屿和群岛、近海和海滩、海峡和海湾,它们具有整全的身份。大西洋内部史关注居住在这些次级区域的人群的历史,它不是大西洋作为多种内大西洋史聚合产生的结果——因并未预期这些地方应该连接到一个更大的沟通环路中去。大西洋也不是一个“世界”或是“系统”,而是一系列独特的空间和从中涌现的、相互竞争的愿景。大西洋内部史从邻近的海洋史中汲取灵感,因为这些历史也试图将更广阔的海洋分解成不同的组成部分。正如研究红海的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大多数海洋空间都是天生分裂的、碎片化和不稳定的场所”。有人认为,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势力愈演愈烈的时代,在叙述整合之余,全球史的未来也要讲述分裂和反整合。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分裂的大西洋与一个协调的大西洋能够揭示同等分量的东西。这是因为它更可能反映特定的经验,而不是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陷阱——例如假定大西洋是欧洲的保护区;或是陷入某种目的论假设——例如大西洋一体化不可避免,甚至不可逆转。

大西洋水下史关注水位线以下或波浪之下的历史,涵盖大西洋的海浪、海流,海底的海洋生态系统及其居民,人类与大西洋自然世界的交往,乃至海洋内部发生的历史。海洋看起来是永恒的,它构成了波浪之上种种历史事件深层而不变的背景。但是,大西洋水下史揭示了海洋作为变动的实体的历史,它会被人类活动(例如过度捕捞或污染)以及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更为宏阔的历史过程而改变。因此,大西洋水下史使得大西洋的历史与整个环境史更为充分地连接在一起。大西洋水下史也应该包括海洋下各类活动的历史。就目前而言,这一部分历史可能是大西洋史里面发展最不充分的。然而,随着海洋史受到环境史更加深刻的影响,它将面临更为迅速的发展。

大西洋外部史通过大西洋与其他海洋和海域的联系而讲述大西洋史。正如大西洋水下史所揭示的那样,海洋之间的确保了将它们分开的任何尝试都是人为的和强迫性的。大西洋史与许多其他海洋的历史有关,如果孤立起来看,它自己的历史可能会是一种任意的海洋内部史。若说大西洋太大,以致无法捕捉一些历史过程;那么同样地,它也太小,以致无法涵盖那些在跨洋、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运作的过程。从15世纪起,历史上的行动者就决不会把大西洋误认为一个离散的海洋领域,帝国及跨国贸易公司同样形塑了大西洋和其他海域之间的联结。美国革命前夜,在波士顿港倾倒的茶叶源自中国,由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运往北美。后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吸引了中国和印度工人进入这一地区,从而将大西洋移民加入到19世纪和20世纪初全球移民和交通运输的环路中。直到20世纪,大西洋才被认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世界”,与对全球历史更加开阔的构想截然不同。现在,是时候重新将它与更广泛的历史联系起来,使大西洋史摆脱近百年的孤独处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