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98

2018年10月1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九十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科举停置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杨国强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主持。

杨国强教授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作为选官制度的科举逐渐被抛弃的过程；第二部分阐述了科举的作用及其被废除的时代原因；第三部分关注于科举停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第三部分中，杨国强教授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是废科举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以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讲座伊始，杨国强教授即指出，自隋唐设科举以来，参加科举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不二法门。但是在清代，捐纳和保举成为平民进入仕途的重要方式，这之后，科举就不再是朝廷选拔官吏的唯一途径。杨国强教授表示，清代采取捐纳选官的直接动机是增加财政收入。起初，只能获得虚衔的捐纳制度并非常例，但太平天国运动造成朝廷财政出现极度困难的局面。朝廷为了增加收入，捐纳成为常态，并授予捐纳者实职。由此，清末捐官盛行。此外，保举也是清代选官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地方督抚保举大量军队和幕府中的有功之人为官，最终未经科举而为官的人充斥官场。

尽管有清一代，朝廷重视科举正途官员，赏赉功名儒士，贬斥捐纳保举的官员。但正如杨国强教授所说的那样，捐纳和保举对科举的影响不是个体的影响而是数量的冲击，即通过捐纳和保举进入官场的官员扩大了候补官员的体量。候补官员获得实缺难如登天，即便是科举正途的官员也要候补近二十年才能获得实职，直接导致候补官员也要捐纳才能获得实缺，最终造成无官不捐的局面。与此同时，大量科甲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前途渺茫，无官可做，无差可派，成为“黑翰林”，受人白眼。随着秀才、举人的功名也可通过捐纳获得，科举不仅不再被视为进入仕途的通衢大道，甚至还被渴望功名的一般士人轻视。既然不受重视，其停置便也无关痛痒了。

广东一处科举考场，其中设有7500间独立考室，1873

讲座第二部分，杨国强教授从清末时代潮流出发，论述了科举的制度功能及其被废除的时代原因。在中国历史中，科举制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架构和发展，是国家政权与士大夫阶层发生联系的重要环节。尽管在历史上饱受批评，但不可忽视的是科举达到了笼络士人的目的。朝廷通过科举选拔读书人进入政权，建立谱牒制度，使读书人与国家直接发生关系，保证了国家安定。更进一步，杨国强教授认为，科举本质上强调的是公平而非知识，实行千年之久的科举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完善严密的制度，保证了选拔的公平性。另外，科举教育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读书人在参加科举的过程中逐渐将中国传统的人伦正道内化于心。总而言之，科举制具有维护公平和社会教化两方面的作用。但是清末以来，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普遍认为科举不合时宜，无法选拔真正的治国之才，要求废除科举，转而选拔具有近代知识的科技人才。杨国强教授表示，这种观点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以西方知识来反对中国义理的思潮。最终，也是在这种西方思潮的影响下，科举制被彻底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

在第三部分中，杨国强教授主要论述了废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废科举、办学堂对中国教育和地方社会的重大影响。首先，兴办学堂的主要资金来自于对农民的加税，学堂知识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在农民眼中学堂学生不啻于异端——这些都造成农民与学堂的对立与冲突。其次，学堂所代表的近代教育有能力将青年人从农村吸收进城市，但未能将青年人从城市送回农民。大量青年知识分子的流失直接导致了农村走向凋敝。另外，学堂的昂贵学费、内陆与沿海的教育差距等多种因素都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教育和地方社会。最终，废科举、办学堂造成了国家政权与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与知识精英、城市与乡村以及沿海与内陆的脱节。

第二个是废科举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影响。废科举之前，读书人在科举的维系下形成了各种同年同门关系，互通有无、互相接济，形成了一个稳定团结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随着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近代教育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分化，以近代知识体系为划分的专业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知识分子个人操守原则也出现了变化。随着近代报刊的发展，大量知识分子捉刀为业，在报纸上信口雌黄，完全丧失了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言、立功”的行为操守。除此之外，废除科举本是朝廷面对冗官冗员局面而采取的纠偏之举，但在废科举之后，学堂出身的学生越来越多且毫无用武之地，其社会地位与经济情况每况愈下。由此可见，废除科举反而得不偿失。最后，杨国强教授阐述了废除科举之后农村社会环境和乡土治理出现恶化的局面。科举盛行之时，大量没有进学的秀才、举人居住在乡，扮演地方领袖的角色，在乡村具有较强的权威。但是科举废除之后，知识分子涌向城市，乡村缺乏知识精英。最终，土豪恶霸占据农村，社会环境和乡土治理走向恶化。

建于1894年的广州陈家祠，1930年

第三个影响是废科举对中国政治的影响。首先，杨国强教授认为，科举制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具有吸纳人才和稳定政权的作用。在这种开放性体制下，人才自下而上的流动带来的是信息渠道的畅通，寒门学子进入政府，传递生民的要求和社会的疾苦，使庙堂之上得闻乡野之声。此外，在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科举制的塑造下，士大夫群体作为中国文化道统的代表，在文化上有力地制约了帝王权力，在社会治理中完成了对生民的教化。在杨国强教授看来，民主就是将最合适的人选出来治理国家，那么，科举制完全可以与民主制相契合，从而在中国这种前现代社会中构建起一种现代性。最后，杨国强教授表示，科举制维系了一个以士人为中坚力量的文官政府，在回应西方冲击、维系国家统一、改善地方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废除科举制直接切断了士人与政府的联系，导致社会民情和政府信息不能上传下达，从而斩断了社会与国家的联系。废除科举制也切断了文化与政府的联系，使文化与政治脱节，导致民国时代政权缺乏文化与制约，武夫执政、政客秉国成为常态。由此，杨国强教授认为，民国时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际上是科举停置之后一系列问题的积攒。

评议阶段，杨念群教授指出，科举制不仅是教育制度、选官制度，还是一种地方治理制度。因此，科举制成为地方政治运作中的根本，是维系中国社会的关键，一旦被废，地方治理将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之后，杨念群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杨国强教授的报告进行延伸。首先，杨念群教授指出，科举制是一种循环制度。士人从私塾走向庙堂，最终告老还乡、回归故里，最终指向的是士人的祖籍。这样，士人成为地方的知识精英和文化领袖，投身地方公益和社会治理，形成了一种社会与国家、知识精英与基层社会的良性互动。其次，杨念群教授更正了人们对科举制的误解。科举制不仅仅是八股取士，举人、进士还需要参加告、表、律的写作考试，既考验了智商，还磨砺了知识广度与思考能力。最后，杨念群教授指出，废科举、办学堂对清末中国政治造成了危害，科技人才、留学日本的法政学生和军校学生成为日后中国政坛的中坚力量，之后政府的腐败也与之息息相关。由此可见，当时学堂教育带来的糟糕影响。

在交流环节中，杨国强教授分别就中国近代革命与科举停置的关系，知识分子群体与新闻史发展等问题做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