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之间：交融与再造”系列讲座

文研讲座124

2019年5月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的“文明之间系列讲座”暨“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反思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麟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评议。

昝涛副教授

讲座伊始，昝涛副教授指出，自己对“奥斯曼帝国多样性”这一话题的关注起源于对世界近现代史某些重要主题的关注和研究。在研究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历史的过程中，昝涛副教授发现，历史学家们更多地将研究重点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史的叙述上。而面对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崩溃及其从帝国到众多民族国家的转变，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进程。然而，冷战结束后，地区国家的地缘政治形势、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国家综合力量发生改变，乃至后来民族国家在治理中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某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视野显示出局限性，这也使得人们对研究帝国史的兴趣有所上升。

奥斯曼帝国疆域图

从历史的角度看，土耳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唯一继承者，却是最为特殊的继承者——这跟该帝国的起源、西方的观察和塑造以及其他继承者对帝国历史的态度都有关系。不同程度的多样性，是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但在不同层面上，对待这种多样性的态度和政策，又是不一样的。就奥斯曼帝国来说，它不仅存在多样性这一事实，其统治者还充分利用多样性这一特点进行国家治理，因此，它可以说是有意识地秉持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这一特点在其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均有体现。

本场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来源，第二部分论述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表现，第三部分追述奥斯曼帝国自近代以来多样性逐渐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中，昝涛副教授主要分析了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两个起源。尽管目前学界对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尚无定论，但是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奥斯曼国家作为拜占庭帝国、塞尔柱帝国以及蒙古帝国边疆的小诸侯国之一，在拜占庭、塞尔柱和蒙古人此消彼长的竞争过程中逐渐崛起。因此，在源头上它是游牧民族与伊斯兰“圣战”精神的结合。当然，人们对这两者的“比重”看法不一。另一种观点是比较多倚重拜占庭史料的结果，即认为蒙古人西征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人口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在奥斯曼等部落向西迁移的过程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关系以及游牧或流动人口与定居人口的关系非常复杂，甚至是相互交融、渗透的。最初，奥斯曼国家可能更多地源于一个边疆劫掠集团，这个集团包含的文化和族群成分是多元的——既有穆斯林、突厥人，也有基督徒、希腊人及其他元素。

圣索菲亚教堂的穹顶

或许可将第二种解释引申为，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面对异民族和异宗教的人群。第一，游牧部落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后的很长时间内，其人口比例不太可能高于本地人，游牧或半游牧的部落群体必须面对更大的定居人口；第二，根据后世的人口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征服阿拉伯地区之前，其人口结构中非穆斯林仍占较大比重，而这些非穆斯林主要是东正教徒、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在奥斯曼政权从诸侯国到帝国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特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它首先着力征服和经营的是东欧巴尔干地区，而不是小亚细亚地区。而在东欧巴尔干地区，尽管出现了移民和后期的改宗现象，但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穆斯林，其比重在整体层面上都占少数。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即便是在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并未占据明显优势，其与非穆斯林的人口几乎是大体相当的。因此，在奥斯曼帝国崛起和发展过程中，上述客观存在的多样性现实，是导向帝国采纳多元主义或世界主义治理的重要原因。

苏莱曼一世时期的帝国疆域

昝涛副教授表示。奥斯曼帝国多样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其对伊斯兰帝国和近东帝国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奥斯曼帝国兴起之前，阿拉伯帝国昌盛一时。尤其是阿巴斯王朝时期，阿拉伯统治者依据伊斯兰传统，对“有经人”——主要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采取多元统治的方式，规定这些非穆斯林只要缴纳人头税便可得到保护，并实行较高程度的自治。这种统治传统也为奥斯曼帝国所继承。虽然后来奥斯曼帝国日益走向伊斯兰化，但同时帝国的多元主义得以延续。事实上，相较于阿拔斯王朝，奥斯曼帝国在多元主义方面走得更远，这体现为奥斯曼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度。“米勒特”是宗教共同体，也是奥斯曼帝国以宗教自治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米勒特制下，希腊正教的大牧首管理东正教内部的事务，成为一个米勒特；虽然分散，犹太人在名义上也被承认为一个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穆斯林也各算是一个米勒特。随着历史的发展，米勒特的数量不断变化，且在近代经历了重要改革。总体上看，伊斯兰教是帝国意识形态与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米勒特制虽然确保了不同宗教信徒的自治，但伊斯兰教法的优先性也是存在的。不能把帝国的多元主义无限夸大或加以浪漫化。

在第二部分中，昝涛副教授主要从法律、宗教、社会文化、“奴官制”等方面论述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在奥斯曼帝国的不同表现。

首先，他指出，有一个重要条件使得这种多样性成为可能，即帝国的政治权威要高于宗教权威。内亚游牧社会自身的可汗传统在奥斯曼帝国的前期十分强大。由于16世纪到17世纪历代苏丹在帝国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奥斯曼帝国的法律体系日益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不仅囊括了伊斯兰法，还有“王法”，其中涉及管理税收、薪酬等实际问题的内容。学者们通过对历史档案的研究发现，奥斯曼帝国的地方法官“卡迪”既要执行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又要执行以“王法”为基础的世俗法律并照顾地方社会的特殊性。卡迪不仅仅是宗教法官，还扮演着地方行政长官的角色，比如处理负责监管征税等。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在实践中不仅以伊斯兰的方式处理日常事务，还以其他更为多样的方式解决具体问题。

塞利姆三世（Selim III）在托普卡帕宫的接见仪式

因此，昝涛副教授指出，从宗教角度看，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多样性。在奥斯曼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下，东正教的大牧首不仅是一个宗教共同体的领袖，还扮演着帝国统治者与东正教徒中间人的角色。奥斯曼帝国之所以这样管理，主要是从管理的便利性上进行考虑。基督教徒拥有独立身份、人数多，直接管理的成本则较高。因此，比较适宜的管理方式为让其自治并实行间接管理——通过中间人的方式进行管理，也可以帮助奥斯曼帝国维系稳定的多元统治体系，从而减少冲突，利于社会稳定。穆斯林社会在内部管理上也存在多元特性。无论是军队还是宫廷，奥斯曼帝国君主都会着意保留伊斯兰教的正统和非正统因素，让两者在相互平衡的竞争中并存，从而利于巩固王权。

昝涛副教授认为，从社会的族群构成和文化取向方面看，奥斯曼帝国保持了很强的多样性特点。早期，根据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记述，奥斯曼人既尊敬伊斯兰教正统学者，也重视伊斯兰正统文化，还保持了鲜明的突厥-蒙古内亚传统。比如，女性可带兵，可参与政事。这说明在奥斯曼帝国的草创时期，伊斯兰文化与民族文化共存。

奥斯曼宫廷的贵族妇女

除此之外，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统治者也有世界主义眼光。以奥斯曼帝国君主的后宫为例，嫔妃出身复杂、多为奴隶、民族混杂程度极高——绝大多数是来自高加索、乌克兰、波兰等地区的欧洲白人女性。甚至可以说，除了苏丹及其子嗣之外，后宫中的突厥人寥寥无几。究其原因，即奥斯曼帝国基于政治考虑而进行的婚姻关系。联姻是奥斯曼帝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重要策略。当时，这种联姻更多是与基督徒，因此，联姻的过程也是其吸收多元文化的过程。甚至在19世纪前期，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通过后宫里的西方女性完成了对西方的初步了解。婚姻是巩固政治的手段。为了避免形成外戚集团，以及为了选择能够比较容易离京且陪伴王子在地方挂职锻炼的女人做母亲（内亚传统的影响使奥斯曼人长期保留着一种残酷的继承人选拔模式），随着帝国日益强盛，奥斯曼的君主不再举行婚礼——16世纪的苏雷曼大帝与许蕾姆除外。

最后，奥斯曼帝国的奴隶制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前面提到的后宫女性多数出身于奴隶是一种情况，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征召边远地区的基督教男童成为禁卫军或苏丹近臣的“奴官”制度。这一制度逐渐完善，并延续到十八世纪前夕。事实上，这一征召制度的标准和流程十分严苛，被选中的男孩需要皈依伊斯兰教并进行割礼，之后经过二次选拔，少数极为优秀者被送入内宫宫廷，接受更为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其他人则被送到农村，在接受一段时间的“突厥化”教育后编入军队。这一制度当然有汲取基督徒人力资源的考虑，但其实也是一种精英选拔体制，既有深远的内亚传统，同时需要对伊斯兰教法进行解释以使其“合法化”。对于统治者而言，这么做是为了维系自身的权威、杜绝腐败，而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量。换言之，这一过程反映出多种传统的融合。

托普卡帕宫远眺

在讲座第三部分，昝涛副教授指出，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在近代发生了转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这一提法本身就是对帝国传统的多元主义的否定。但这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进行的，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被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解释的。17世纪末，西方国家日益强盛，而奥斯曼帝国逐渐在走向衰落，其建立在强盛国家和强大王权基础上的多元主义开始遭遇内外挑战：内部的挑战是王权的衰落、地方豪强和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兴起以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恶化；外部是欧洲列强的干涉，特别是常以宗教的名义干涉奥斯曼内政。

以上这些是奥斯曼人改革的背景。除了富国强兵之策，还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国族主义政策（即奥斯曼主义），具体体现为前述平权法令及其他一系列改革。奥斯曼主义即主张奥斯曼帝国的所有人都是奥斯曼人，不分宗教、民族，并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奥斯曼主义实际上是对帝国多元主义传统的否定，意在通过赋予非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加强他们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认同，挽救处在分裂边缘的帝国。但对多元主义的否定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其中包括保守穆斯林势力的反对。帝国晚期，随着危机的加深，伊斯兰主义也在上升。除了对抗列强以宗教为由干涉内政，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还与帝国治下穆斯林比重的日益上升有关。按照优素福·阿克楚拉在20世纪初的说法，强调突厥认同的民族主义也在发展。上述“三种政策”都是某种“原型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皆为拯救帝国而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土耳其共和国诞生。现代土耳其国家在否定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乃至泛突厥主义的同时，也日益强调单一民族主义。至此，奥斯曼帝国及其多元主义成为历史，且帝国长期被共和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视为民族的“负资产”。

罗新教授评议

评议环节，罗新教授指出，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内亚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是它们都被中国历史学家成功地中国化了。由此反观，尽管与中国的政权形式不同，但奥斯曼帝国在努力平衡本地传统和内亚传统的关系。它们采取的措施值得思考。昝涛副教授表示，从认同政治的角度看，奥斯曼帝国从内亚认同向“本地”传统的转变，在16世纪以前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同时，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开始也存在一个再伊斯兰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多样性和多元主义需要在一个漫长且复线的历史过程中被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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