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38

2019年9月19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三十八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信息、票号、运输——晚清收藏活动中的网络因素”。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主持。

白谦慎教授从事收藏史方面研究，关注收藏品递传、古董市场价格、收藏与艺术和学术的关系、收藏家财力、收藏活动的社会及心理机制等问题。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白谦慎教授便已展开“吴大澂与中国文人文化”这一收藏史研究计划，先后完成了约二十篇相关论文，并将整理成书。两年前，他曾于文研院以“晚清文物市场与官员收藏活动”为题发表演讲。今日的讲座承续前讲，继续围绕吴大澂及其友人，讨论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因素。

哪些社会网络机制影响着收藏活动？白谦慎教授以2014年一起围绕吴大澂所作《顽石图》的真实交易为例说明，通过现代的互联网、新交通方式及金融支付手段，在专家资讯、支付机构和运输机构三方配合下，一次跨国艺术品交易可以在四天内迅速完成。由此可见，信息传播手段、支付手段和运输手段是收藏活动中的三个重要的网络因素。

白谦慎教授希望通过研究，揭示出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上述三种社会网络因素的具体情况。进入正式讨论之前，他先对讨论对象作出界定：首先，同城交易相对简单，基本上不存在票号、运输等问题，此处讨论的是异地收藏活动；其次，此处讨论的收藏品主要是金石而非书画。在明确了讨论范围后，白谦慎教授便以此对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信息”、“票号”、“运输”展开分析。

一、信息

以吴大澂为代表的晚清官员，拥有庞大的人际和信息网络，为收藏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吴大澂曾于1893年至1897年间出任陕西学政，旅陕期间，广收古物。离开陕西后，他依然委托在陕友人和文物商打探消息、购买古董，因“关中所出皆土中原物，价亦最廉”。他在陕西的联络人，包括官员韩惠洵、韩学伊父子，古董商杨秉信、苏七，文人收藏家赵元中等。此外，吴大澂还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铺（如含英阁的胡子英、德宝斋的李老板）、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裴仪卿以及苏州文物商徐熙往来甚密。人际网络不可谓不广。

在古董信息传递的过程中，晚清时人十分重视信息的获取和保密。吴大澂的友人盛昱致信一西安古董肆，欲购买扶风新出土大鼎，云：“某字百内外酬五百两，三百内外酬一千两，真到六百四千两，货到钱回，绝无反悔，事须机密，勿使人知。”这说明，当时收藏者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为争得先手，要严密保护自己的信息来源。

信息传递的可靠性和速度，与收藏活动的活跃程度和规模有很大关系。谁能及时获得准确信息、尽快下手，谁的收藏规模就有可能快速扩张。在吴大澂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电报，但获得异地信息主要还是通过信件。虽然普通百姓寄信并不容易，但官员却可利用官方邮递系统方便、快捷地传送信息。吴大澂的老师、著名收藏家吴云在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给正在湖南任官的吴大澂的信中便说：“往后惠书，只须用马封递，有抚、藩署转交。既快且稳。”正因拥有如此优越的信息传递资源，吴大澂等高官在收藏活动中占尽先机。

晚清正处在中国邮政发生重要变革的前夕。此时的书信往还，除了托友人捎带、专足送达官驿传递等方式，一些大的钱庄、票号、洋行也兼理传信。1878年，海关开办邮政，各种信局纷纷涌现。官员们有时也会利用这些机构送信。

二、票号

当古董买卖的交易谈成后，购买方就要付款。同城付款很容易，无论款项大小，均可以现银支付。异地付款则须采取汇款等方式。吴大澂于光绪十五年（1889）致盛宣怀的信中便提到：“潍县高家藏有古铜印六百三十方，已与言定价银壹千两……若由汴专差往取，携带银两甚不放心，因思烟台号家与潍县俱有来往，乞代汇银壹千两，由尊处派弁至潍，凭函取印，凭票取银。”

吴大澂的汇款是大清帝国内的城际汇款。此时汇款面临一大问题，即晚清的货币非常混乱。中国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这样描述清朝币制中的银两：“旧日称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种类也很多，各地不一样……由于银色的纷繁，我们可以想象流通时人民所感到的不便。尤其是散碎的银子，一次交易，要把各种不同成色的银子折合计算，不知要花费多少心思。”

各地银两标准不同，即使在同一座城市或同一地区，也未必有通行标准。因此，银行和钱庄对异地情况必须了如指掌，在两地之间进行业务上的汇票往来或现银交易时，要为自己留出充分的余地。

专营汇兑业务的银号遍布全国，可令汇款寄达国内各个角落。但实际上，寄钱并不容易。吴大澂有一次从吉林向陕西汇款，先经吉林票号汇至京城、再由京城票号转至西安，可谓费尽周折。虽然如此，票号毕竟还是及时解决了古董异地交易的付款问题。

三、运输

白谦慎教授在此讨论了两类收藏活动中的“运输”问题：

其一是古董商交易过程中的运输，亦即已经成交的古董如何运到买家手中。白谦慎教授以大盂鼎进京为例，说明晚清物品运输的实际情况。大盂鼎很重，从出土地陕西到北京，又很少能走水路。考虑到运输安全，送出大盂鼎的左宗棠决定派士兵搬运，“辇致都中”。然而，天降大雨，道不易行，延宕数月，方才到潘祖荫手中。杨守敬亲见该事，写道：“此器之大罕有伦匹……以数十健卒抬入都中。”成为当时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

其二为在各地任职的官员收藏家，如何将自己的收藏品运到为官所在地。清朝官员不但要到异地履职，而且经常轮换。吴大澂的宦迹遍及大江南北，在每一官位上任职均不过三年，因此屡次搬家。他是如何安排收藏品的运输呢？

当然，大多数藏品会留存于他在苏州双林巷的家中。一些想随身带至任所的“心头好”，吴大澂则会视情况决定携带的数量和品种——衡量因素包括任期长短、路途远近以及运输方式。水路运输较陆路更为方便，因此，如果走水路，吴大澂会考虑带更多藏品。

1886年，吴大澂往吉林上任，因要走陆路，且任期不长，便只带了图书和拓片，而将所藏青铜器留在天津，拖人照管。次年，他任广东巡抚时，因有轮船可坐，因此携较多铜器随身。而在出任湖南巡抚时，他更是将52件青铜器（约占其总收藏的四分之一）带至任所。

经过上述分析，白谦慎教授总结道，信息、票号、运输在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官员的收藏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僚体系来运作和完成的。

为何要研究晚清收藏活动的社会网络要素？白谦慎教授认为，相关研究将帮助我们了解信息和古董流动的速度，以及这种流动和收藏规模之间的关系。依托官僚体系的社会网络，晚清官员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以更快的速度开展收藏活动，并籍此迅速扩大收藏规模。一个令人惊叹的例子是，吴大澂在1889年大范围蒐集陕西、河南、山东、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玉器。短短的一年内，他迅速收集多达四百多件玉器，一跃成为晚清古玉收藏第一人。

晚清的学术活动和收藏活动紧密相关。基于自己的玉器藏品，吴大澂写出《古玉图考》和《权衡度量实验考》两本书。这与他另外两本重要著作《说文古籀考》和《愙斋集古录》不同——后者是铭文研究，有好的拓片就可以了，但前者必须依托实物。正因为藏有大量可观的古玉，才使吴大澂有能力完成相关的研究。可以说，晚清官员收藏规模的扩大，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学术规模的拓展，为学术发展开辟了新路径，从而开启了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白谦慎教授最近出版的《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是关于收藏史研究的阶段性结果，其中便包含本次讲座讨论的一些内容。正如李松教授所言，白谦慎教授对资料收集完备、解读深入，引导我们透过收藏，看到当时社会更普遍的一些现象和趋势，着实令人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