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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69】刘云杉: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

发布时间:2020-07-03



“质性研究”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九期在线上平台以视频形式推出,主题为“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评议。



直面成长——从“别人家的孩子”到“国家精英”


刘云杉老师首先从“别人家的孩子”这一习语切入,以讨论教育平等的限度问题。这是一个本土概念,也是一个日常用语,每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都会有“别人家的孩子”作为参照,其背后的心理往往是非常复杂的:既可能是正向鼓励,也可能是羞辱。作为一个隐喻,“别人家的孩子”的出现,意味着“我们的孩子”成为了过去时,这个提法及其背后的共同体都感受到了危机。


《我们的孩子》是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的一本书。20世纪50年代,在作者的故乡克林顿港,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所以无论是否血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为“我们的孩子”。然而半个世纪过去,克林顿港的生活已经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美国梦已经渐行渐远。教育被期待为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在阶梯背后,社会是分层的;阶层跃升的意象之后,社会是分层的,甚至是可分裂的;教育与学校原本是“我们的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园,现在已经成为竞争的战场。这涉及教育平等以及平等的限度。


《我们的孩子》(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罗伯特·帕特南著


美国第一本全国通行的中小学教科书《麦格菲读本》(1843年出版)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向财富、荣誉和幸福的道路,向所有人都开放,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只要愿意为之努力,每个人都可以踏上成功之路,成功可以说是唾手可得。”这背后既体现了教育平等,也指向了一种机会的均等,机会均等的原则既培植又限制着美国梦中的自我奋斗和个人主义。19世纪的美国社会充满了这样的热情,每个人为了释放自己的能量,实现自己的意志,努力寻找自己的位置。林肯也曾说过:“我碰巧暂时占据了这座白宫。你们的孩子中任何人都会像我父亲的这个孩子这样向往来此,我就是活着的见证人。”而林肯本人就是一个自我奋斗的典范,他的成功神话既激励了美国人的雄心,也启动了个人奋斗、社会竞争的引擎。然而,这也涉及到平等和卓越之间的张力。教育是否真的能铲除一切人为的不平等和先天的不平等?如果是铲除人为的不平等,实际上坚持的是机会均等的原则,主张因材施教和教育的筛选;如果不止步于此,还要铲除先天的不平等,则信奉的是结果平等和教育的万能。


刘云杉老师介绍说,这就涉及到美国教育思想史和实践史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对争论: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the Jeffersonian and the Jacksonian)。前者强调“有才干者的发展”,培育卓越;后者强调普通人的机会,坚持平等。前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批评杰克逊主义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平等主义,也是一种过度的平等主义。他的修正方案是自由竞争的金刚砂轮必须高速旋转起来,主张一代人都从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开始自己的生活,用努力的工作和能力获得自己的回报,要实现这一点,唯一办法就是确保机会均等,并主张一种学术上的达尔文主义。机会均等必然带来高度的竞争,竞争能够激发活力,能够加速流动。至于高度竞争所激发的贪婪,竞争带来的倾轧和分裂,科南特策略性地回避了,他更愿意强调竞争所带来的建设性的力量。“自由”的价值需要激烈的竞争、严格的客观考试来保障;“无阶级”的阶层模糊却需要教育制度中严格的分等、细密的分层来实现,这不是制度的悖谬,这是制度的理性——这是朝向民主的“精英教育”的内在悖论,机会均等与自由竞争下的自我奋斗之梦实质是个人主义。这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悖论。


反观中国,科南特所期待的“每一代结束的时候权利和特权应该被自动重新分配”实际上已经通过中国的科举制部分地实现了。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科举制的影响时说道:“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贫寒出身,平地拔起,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起先一个勤耕苦读的人出来问事,以至飞黄腾达;而他的下一代,很快又变成纨绔子弟了。于是有另一个家庭里勤耕苦读的人物,又再昂起头来。”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刘云杉老师进一步提问,既然中国社会有这样平等的基因,到底什么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呢?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改革开放40年来,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兴起,几代人仿佛搭上了上行的自动扶梯,习惯性地向上流动,而教育也成了维持家族地位与财产的防御性机制。今天,教育作为一个传统的依赖路径,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于是出现这样的悖论:中国的家庭教育不仅不能输在起跑线,更要为竞争——出类拔萃、出人头地而学,独生子女的家庭不仅不允许失败,甚至不接受平庸的;另一方面,中国公立教育致力于“让所有人一样好”——这个悖论正是学业负担重的症结之一。教育减负的初衷本来是淡化考试、减少压力,但它却捆绑住了公立学校的手脚,于是“便宜的公立教育与昂贵的私立教育”这一教育双轨制逐渐发育成熟,与之俱来的是大量的教育培训机构、膨胀的校外教育市场、天价教育消费项目以及焦虑的家长、疯狂的教育。同时还存在着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巨大矛盾:前者旨在创新,且院校分层有财政支持;后者旨在公平、均衡。如果说过去的教育筛选由“英才主义”或者绩优主义(meritocracy)主导,相信个人的成就取决于智商加努力,在新的教育消费主义、教育市场化浪潮下,这一波筛选原则转变为“家长主义”,教育选择取决于家庭的资源与孩子的兴趣。


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旗帜下,人民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冲突的群体,甚至是分裂的个体。激烈的竞争逻辑将教育公平的政治理想主义逆转为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走入大学不仅是学生个人的成就,更是家庭长年持久的努力。在这素有平等基因的社会,高等教育被期许为维持社会公平的安全阀,教育与考试既对一切人、一切家庭开放,就意味着一切人、一切家庭都不得不“卷入”其中。怀抱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下面临更大的困难,因为防御“下滑”与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包括中间、中上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的焦虑。竞争的成本越来越高,不仅需要持久地专注、坚定的意志,也需要对智力、天赋超常的迷信,以及精明的眼光、昂贵的投资。这已经变成理性的经营,家庭、学校与培训机构在教育消费逻辑下的日渐趋同,共享一套相似的经营原则。围绕录取学校排名、选择专业的冷热、考生的名次、竞赛的奖项、自主招生的成绩,每一项指标都是一笔生意,甚至一条产业链。


  

中国部分城市校外培训机构数量(2018),图源:澎湃  北京市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机构分布(2019),图源:澎湃


在教育改革背后,存在“精约”和“博放”两种“理念型”教育。在精约教育中,学生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择与训练,“吃得苦中苦”背后是习惯的养成、意志的磨砺,这是平民精英自我塑造的艰苦历程;而在博放教育里,学生不仅能够选择学什么,还能选择什么时候学、在哪里学、跟谁一起学、以什么方式学,这种教育模式主张在集体之外,每个人都可以变得伟大。在这对理念型,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某种断裂:大城市尤其是中上层已经开始体验和享受素质教育的成果,而中小城市、社会中下阶层所信任与选择的仍是“应试教育”。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与中下阶层在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精约教育嵌入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结构之中,导致的是这样一种“无根病”:人在不断地向高处走,亲情和故乡成为急于挣脱逃离的地方;而博放教育则嵌入中国当下的观念与民情结构之中造就一批虚妄的、被宠坏的“无限的”儿童,他可以任意而为,甚至不知义务为何物,这是现代“无限病”的出口,其后是极度的个人主义。


刘云杉老师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做出了总结。在教育变革第一季,出现了教育的培育功能与筛选功能的离奇分裂,过去在学校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在学校愉快的教学、多元的评价中,筛选的要害被外包出去了,这就催生了各种教育培训项目;在教育变革的第二季则出现了教书和育人的断裂,既有无教育价值的教学,也有无教学根基的育人。教育学的奠基人夸美纽斯曾写道:“懂得科学,纯于德性,习于虔敬”——习知识、修德行、致信仰,这是教育的内在秩序,假如抽离了德性与信仰两根支柱,教育的大厦就塌陷了,裸奔的知识教育或者左倾,知识的权威与教育的专制窒息了心灵的活力,是为精约教育;或者右倾,易变的兴趣与碎片化的知识以及平等的权利诱惑着欲望以及意志的肆意生长,是为博放教育。


约翰·阿摩司·夸美纽斯(Jan Amos Komenský,1592年3月28日-1670年11月15日),以捷克语为母语的摩拉维亚人,公共教育的最早拥护者,第一个提出儿童教育学的人,著有《宇宙教育》《大教学论》等,被认定为现代教育之父。


刘云杉老师进而聚焦北京大学的本科学生——激烈竞争中的“赢家”,在他们的成功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又面临何种成长的困难。首先是“害怕失败”:我不是一个“loser”:“泯然众人”出典于《伤仲永》,受之于天的“通悟”,因其“受之于人”的教育的不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这既是他们对自己天命的窥探,也构成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基本安排。中国家长、学校教育、学生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看到家长不仅需要劳动服侍,还要进行学业监督、成长规划。布迪厄抽象的文化资本在中国是日常的、具体的甚至细碎的家庭教育,直接关系到父母是否用心投入、仔细陪伴,教育方法是否适切。学校教育则致力于分层教学、动态进出、彼此PK、追求极致。


与此同时,基础教育不断减负,高考降低难度,高考区分度不断下降,备考训练的关键在降低失误率。低挑战的学习、重复的、低效的考试训练究竟培养了学生什么素质?有学生认为,高考不只是一场考试,它是进入高中就开始的一整套围绕高考而来的教育训练,包括在截止时间前精准规划时间的能力、抗压的能力、强悍的学习能力:自学能力、自己去查漏补缺的能力。另一方面,近年来的学科竞赛与自主招生项目,本意为大学自主找寻一些天赋好、有学科浓厚兴趣的学生。但同样有学生反映:竞赛知识很有限,甚至没有高中课本多,需要的是不断训练技巧与熟悉方法。在有限的知识里,熟悉解题技巧,讲究的是一种奇技淫巧。


刘云杉老师进而提出:我们的教育到底是“竞优”还是“竞次”?前者鼓励谁更有创造性,谁更敢于将自己置身于不确定中勇敢探索;后者则要求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任何风险,不能有任何瑕疵。实践中涌现了一批以A中为典范的超级中学,成立考试研究中心与教研中心,教研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型的工作转换成操作型的工作,在教研的分解与转化为一套标准化的训练后,学生再用“刷题”来熟悉“套路”:高分背后未必有可靠的学习能力以及相应的学习热情。


刘云杉老师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引用了学生的话“北大是我想象力的终点”——来到大学,这想象力之外的现实世界,首先面对的挑战是自由——在大学中如何在自由中学会学习。同学们从高监督、高竞争、高压力的环境来到大学,最重要、最清晰的体验是“自由”,自由很美好,自由也很具体,自由既是大学时光的特权,也构成巨大的挑战。在中学与大学之间,就学习的形式、方法、学习内容而言,存在巨大的鸿沟,要填平它是不容易的。大学学习中最为重要的动力来自对知识的渴望与热情,而不是外在的纪律,成长的魅力、学术生活的无穷魅力表现为巨大的自由,这是一种探索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其次,还面临着拔尖的压力,面对着“成功”与“成长”的张力,那些具有拔尖人格的“高考状元”们,往往有一种优越感和保持荣誉的责任感,他们也在不断地向最优秀的人靠拢。在高持续的高竞争中,也常处于高焦虑之中;远离大学教育特别需要的闲暇,而处在不断的忙碌、碎片的时间、肤浅的学习之中。


刘云杉老师用“赛道上的骑手”来比喻教育竞争中的“获胜者”及其学习策略:他们熟知比赛的规则,和知识的关系是短时的占有,和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暂时的栖居,和同学之间却形成持续的竞争关系。刘云杉老师进一步指出学生中两种“失序的”状态。第一种是聪明文化,表现为精明。他们以评价体系的结果为最终目标,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取得荣誉,赢得认可,可以对专业不抱有热情,甚至缺乏人生的总体目标,对失败的焦虑构成了内驱力的源泉。他们虽然在智力的竞赛中获胜,伴随着个体的成功,焦虑感却更为加剧,无法停止。第二种“失序”是“浪”,表现为通常所谓的“斜杠青年”。尽管他们无法找到所沉浸、投入的对象,但可以在学生工作、体育、艺术、社工、国际项目、创业等身份间不断切换,不断叠加外在标签,来确认自身的独特性,同样无法停止,这是他们突显自身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的方式,但却难以形成“有所不为”的内在坚定性——也就是性格。理想的教育实际上要培养虔敬的学生而非精明的学生,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可以献身投入、专注和沉浸,朝向自己的人生目标,有内在的坚定性,而非仅靠强大的成功欲来驱动。


刘云杉老师举了几位北大同学的例子来说明何为“直面成长”。有的同学来自农村,四年学费来自助学贷款,寒暑假在老家做家教。他逐渐认识自己,接受自己,在北大这个最优秀的地方向最优秀的人不断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讲:“我从来不觉得我‘宁为鸡头’,当凤尾我也当得挺开心的”。还有的同学说大学四年实现了四个目标:学习二外、锻炼身体、规律作息、养活自己,大学的四年更多时候是与自己相处,这是发现自己、接受自己的过程。还有的同学在科研中发现了一种优美感,这实际上也是怀特海所说的教育目的——掌握学科的内在逻辑——这是一种对风格的鉴赏,一种审美感。有了风格,可以避开细枝末节的东西,直达目标;有了风格,力量便得到提升,思想不会被一些不相干的事务所打扰,人就能更专心于自己的目标。风格是专业化学习的礼物。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著《教育的目的》


刘云杉老师最后用“全球拍卖”中的“竟优”与“竟次”来分析中国“国家精英”。全球拍卖出现了由赢家和败者所结成的复杂的网,西方政府面临被迫分为头脑的国家与肢体的国家之间进行重新思考,全球人才面临新的分配:第一类是开拓者,被给予允许思考的权力,比例不超过10%-15%;第二类是演示型,实施或执行现有的知识、步骤或管理技巧;第三类是依附型,他们的工作单调乏味,且不被期待动脑筋。


在这样一场全球人才竞争中,我们精挑细选、严格培养的“国家精英”究竟是在“竟优”还是“竟次”?更有创造性、敢于探索、敢于把自己置身于不确定性当中的人,可能从事开拓型的工作。不能犯错误,不能有任何的风险和瑕疵,则是追随型的学习者,可长成为高效、可靠的中层执行者。这些都是不同的选择。


刘云杉老师最后谈到了自己的研究心得。4年时间、200多个案例、一对一的访谈,她做研究最直接的方式是听,就是听学生们的故事。她听到完整的、有逻辑、有筹划的故事,听到具备主题和视角的叙事,也听到叙事中的破绽、意外;既听流畅的、慷慨的陈词,也听到欲言又止,句子中的停顿、字词之外的意思。


倾听之外,也要看。不仅看学生们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更看指标后普通的、朴素的人性,还看到他们如何在各种诱惑中坚持日复一日的练习,看他们如何与无聊做斗争,看他们如何在无所不知又浅尝辄止中慢慢安静下来,看他们如何在忙碌、凌乱中坚持内在的秩序,看他们的机敏,也看到他们的怅然若失,还看到他们的坚持、沉默、麻木、顺从与反抗。


教育是实践的技艺,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不断地努力。这一群体,在被期待的智力的天赋、意志的成熟以及对规则的熟悉之间,自然或生硬地进行“自我的教育”。教育研究,最为重要的不是把学生对象化为“客观化的对象”乃至各种数据、指标,而是真正走到他们中间,用人的情感、意志与理性去理解他们,识别他们,去见人性、见生命、见成长。成长源于真正识别自己,成长意味着敢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刘老师最后表示,在他们身上,我们认识制度,也认识着中国;教育既潜移默化、又立竿见影地影响着一国民众的性情,一个时代的好与坏,一个国家的兴与衰。他们能走多远,我们的民族就能走多远。


随后,李猛教授对刘云杉教授的讲座进行了评议。对于刘云杉教授提到的高度平等化在中国教育传统中的影响,李猛教授表示认同。中国大部分社会成员比较认可以竞优选拔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流动、社会开放的理想。就平等与卓越的张力而言,大多数中国人遵循着这样的逻辑:认为自己有机会超越其他人,在平等的机会中争取卓越的可能性。


在大学教育这一方面,李猛教授对“竞次”的说法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一直存在着追赶性的逻辑,当别人已经取得了某种研究范式、提出了相应的问题时,我们往往能够以更快的速度、以更有效率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过去的二十年见证了追赶型教育的成效,我们看到了中国大学排名飞速的上升,高质量论文的发表。但无论作为研究者还是教育者,我们都感到在真正具有开创性,能给出问题、规定方向的研究方面可能仍有欠缺,这是整个中国社会高度竞争性的选拔机制容易引发的结果。残酷竞争的筛选机制塑造了学生的心理乃至性格,学生逐渐形成了一种防卫机制,不敢尝试新的方向,而是谨慎地做出人生选择,尽快使自己在所选择的方向中取得第一。李猛教授认为,在当下高度全球化的竞争背景下,如何在竞争中挖掘出能够让学生自由成长、自由发展,从而产生第一流的人才,这是教育制度面临的挑战,也是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之理念相结合的地方。最后,李猛教授总结道,透过每个孩子的命运,对于教育制度乃至根本教育原则的思考,应当是整个教育研究非常有前景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