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0日晚，“文明之间：现代世界的多重构造”系列讲座第六场、“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七十九期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举行，主题为“‘什叶派新月’——教派身份的现代重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王宇洁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

讲座伊始，王宇洁老师“什叶派新月”这一说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其出处为《华盛顿邮报》对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采访，而后成为地区新秩序辩论中的核心词汇，一些人认为，在伊朗的支持下，从黎巴嫩到海湾国家会出现一个什叶派掌握政治主导权的“新月地带”，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

“什叶派新月”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划分的标准又是伊斯兰教当中千年之前就存在的教派身份，具体来说，是与逊尼派相对抗的什叶派身份。在现代世界中，对于教派身份的强调，以及从教派身份进行的划分，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它对于形塑现代中东的面貌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王宇洁老师分两个部分对此进行了解读。

讲座第一部分，王宇洁老师主要讲述从16世纪以来，什叶派这一教派身份如何逐渐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划分的标准，以及哪些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王宇洁老师看来，什叶派身份的建构实际上经过了三个阶段。这一过程最早由伊朗自身启动，经历了十六世纪到伊斯兰革命的发展历程。萨法维人在征服伊朗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推动伊朗的什叶派化，其中包括从阿拉伯地区引进什叶派学者、削弱境内各苏非教团的影响，并遏制建国过程中的激进什叶派力量等。

萨法维王朝为何要在原来逊尼派为主的地区推广什叶派信仰？王宇洁老师认为，首先是因为王朝的前身萨非教团本身带有什叶派的特点。其次，伊朗地区虽然以逊尼派信仰为主，但是对“圣裔”的尊重和情感有民众基础，萨法维统治者作为“隐遁伊玛目在大地上的影子”，易于博得支持与拥护。再次，在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争霸的态势下，此举可以树立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土耳其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萨法维人的努力，什叶派因素成为波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宇洁老师指出，什叶派身份的特性、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对抗态势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再次被凸显。这场革命剧烈改变了海湾地区的态势，伊朗输出革命、争夺地区霸权的举动，更让周边国家认为这就是什叶派对逊尼派的挑战。

接下来，王宇洁老师以伊拉克为例，深入分析了什叶派身份如何被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所建构。她指出，大多数中东国家的疆界实际划定于一战、二战期间，原本分散在中东地区的什叶派社团先后成为各现代国家的一部分，伊拉克也正是在原奥斯曼统治的部分地区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伊拉克建立之初，什叶派虽占人口多数，但在政治格局中缺少发言权，这样的格局一直维持到萨达姆政权被推翻。

王宇洁老师指出，伊拉克在什叶派世界具有重要地位，其境内有什叶派的多个宗教圣地和学术中心。同时，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伊拉克和伊朗的什叶派历史上相互交融，不分彼此。但在复兴党执政期间，当局制订了严厉的国籍法以防范伊朗的影响，部分什叶派作为伊拉克人的身份遭到频繁质疑，有超过10万人因此被驱逐。王宇洁老师认为，现代国家一旦以教派身份认定公民身份，必然会导致两者之间的巨大张力。这种情况在伊拉克等有着显著什叶派社团的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少数派的政治地位和权利问题也往往被笼统地化约为“什叶派问题”。

随后，王宇洁老师强调中东版图的划定有明显的外界干涉的因素，而什叶派阵营也是不断变化的。在她看来，地区与国际政治中阵营的划分，也推动了什叶派身份的建构。她简要回顾了近年“什叶派新月”的变化过程，并指出,什叶派阵营的划分并不取决于它所占的比例和人口数量，也不基于教义主张的差异，而更多体现了地区和国际政治中不同的立场和选择。简而言之，现代中东的什叶派身份是在不同层面行动力的影响下逐步构成的。

讲座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什叶派跨国宗教网络的形成与变迁”，这一网络经历着哪些变化，这对今天我们所观察到的“什叶派新月”概念的存在，对于认识中东地区日益激烈的“教派”冲突有着怎样的影响。王宇洁老师指出，什叶派独特的阶层制宗教学者体制，是其跨国宗教网络得以形成的根本性支撑。对照逊尼派等其他教派，什叶派宗教学者中存在一个金字塔型的层级体系。其顶端为“大阿亚图拉”，之下有“阿亚图拉”（意为“真主的迹象”）、“胡加特·伊斯兰” （意为“伊斯兰的证据”）等具有创制资格的高级宗教学者，基层则是大量的普通毛拉。

以这一层级制的宗教学者体系为基础，自十八世纪开始，什叶派中还形成了普通信徒依附并忠于宗教学者的“效仿体制”。每位普通信徒都应选择一位宗教学者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下级学者亦要追随上级宗教学者的意见。其中，权威最高的是被称作“玛尔加·塔格里德”（意为“效仿源泉”）的一位或数位大阿亚图拉。因此，阿亚图拉们拥有很大的权能，且其影响力不仅局限在宗教领域，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

王宇洁老师随即对什叶派跨国宗教网络的枢纽纳杰夫进行了介绍。纳杰夫位于伊拉克中部，是什叶派的重要圣地之一，自八世纪起成为什叶派的宗教学术中心。学者们围绕圣陵建立起宗教学校，利用宗教捐赠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用于资助宗教教育，由此支撑起庞大的教学体制。加之纳杰夫位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边远地区，与伊朗相邻——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高度自治权使它拥有足够的空间和载体施展其影响力。十九世纪末，纳杰夫已发展成独立的什叶派宗教学术中心，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手段的兴起更使它的影响力可以达到什叶派世界各地。

什叶派以纳杰夫为原点，以著名的宗教学者为纽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宗教网络。这一网络主要分为四个层面：基于什叶派宗教学者体制建立的信徒与效仿源泉的宗教服从网络，基于教育体制建立的师生相承和同学共济网络，基于血缘和婚姻关系建立的家族网络，以及以宗教税收为基础建立的宗教慈善和文化网络。不同层次的网络互相交错，由此将宗教学者和普通信徒连接起来。

王宇洁老师提到，自二十世纪中期开始，什叶派出现了宗教权威分散化的趋势，其跨国宗教网络的中心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发生了转移。纳杰夫的影响力在十九世纪达到顶峰，但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遏制下逐渐走向衰落。位于伊朗中部的库姆则受到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其地位日益重要，什叶派的新生代宗教领袖也多在库姆接受教育。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什叶派内部出现了“中心化”和振兴纳杰夫、改革效仿源泉制度的呼声。特别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部分宗教人士希望改变什叶派被伊朗统领的局面，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什叶派领导机构，探索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路径。

在今天的中东，教派身份成为日益明确、日益敏感的问题。在论及教派身份的冲突本质时，王宇洁老师认为，教义分歧从来不是现实冲突的根本原因。在对现代中东的理解中，一定要意识到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外，往往存在宗教、教派、民族等理应次于国家却又高于国家的认同。而且现代中东国家边界的形成多受外力干涉，而非基于自然、历史、地理划分，加上跨国宗教网络的存在，由此多重因素复杂交织，不能以宗教或教派的单一维度切入去理解。

王宇洁老师讲座现场

最后，王宇洁老师表示，现代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并非来源于宗教，它们一方面努力弱化基于宗教的身份认同，建立现代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又不得不频繁动用、且强化超国家的宗教认同。这正是一些中东国家的困境所在。

在讨论与问答环节中，王宇洁老师就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延伸，指出伊朗输出革命的目标多在拥有一定什叶派团体的国家。伊朗强调革命的“泛伊斯兰”特性，但其影响仍依托传统的什叶派网络来发挥。

在回应有关叙利亚阿拉维派的问题时，王宇洁老师表示，历史上曾被视作“异端”的阿拉维派之所以被接受，一方面是因为该教派有意对教义进行正统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则是在上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教派问题被淡化，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良好。埃及爱资哈尔长老公开发布教令，认可阿拉维派属于穆斯林的一部分，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