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0日下午，“文明之间”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八十二期在线直播，主题为“一个人的世界史——上原专禄与战后日本的主体性问题”。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孙歌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主持。
讲座伊始，袁一丹老师简要介绍道，上原专禄可被看作将欧洲相对化的世界史的构造者与在野政治家。孙歌老师则围绕着主题中的“世界史”提出几个问题：为什么要书写世界史？如何书写世界史，使其可能与建构主体性这一课题相关？而上原专禄在战后日本学界与思想界，以推动世界史书写方式的形态，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迹与课题？
回溯上原专禄的学术历程，孙歌老师详细梳理了他在欧洲求学时受到的学术训练，理解他经由训练养成的思考方式、“问题意识”与“穿透德国中世史研究”的努力。留学期间，上原专禄曾受到两种学术训练：其一为严格按照史料学的规则解读德国中世纪的一级史料，其二为以同样严谨的态度解读对一级史料进行研究的学术史文献。孙歌老师以两个例子详细解读两种训练对于上原的影响：面对导师多普斯对韦伯经济理性主义起源学说的质疑，上原专禄经过认真考证，证实多普斯的反驳有他基于德国东南部农业与社会史研究的学理依据，是可以成立的。但他同时认为，需将德国南部这一案例放到德国社会经济史活动中进行定位，将具体的现实形态组合进经济的完整过程中，进行相对化的“定位”。而通过对导师思想的分析，上原专禄希望透视导师背后的社会的基本逻辑与历史脉络。在翻译兰普雷希特的著作时，上原着重关注经济史历史视野，从兰普雷希特推向世界史的思考方向。在上原专禄看来，德国经济史界忽略了兰普雷希特的最重要的贡献，进而主张“考证”需从人的精神入手，思考兰普雷希特所困扰并难以解决的“物”与“心“的张力关系。综合考证与史料批判，上原专禄在此想要做出的努力，是将欧洲相对化、欧洲的学术与思想相对化，在尊重大师脉络的基础上，遵循相对主义的方式进行提炼。
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回到日本，上原在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致力于艰深的史料考证与史料批判，在德国中世经济史与德国近代经济史学界大师文献研究中有所建树。而孙歌老师将上原专禄战争时期的作品视为一种“抵抗”，认为其实践是为打掉日本崇拜西方、歧视亚洲人的社会情结，为形成日本民族主体性做学理上的准备，以学术的方式穿透欧洲史学与社会文化，通过尽可能彻底的理解，完成欧洲的相对化，从而使自身从盲从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获得主体性自由。战后，上原专禄曾试图以相似的主体性态度面对日本，却发现其对主体性的理解与经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很难被共享。尽管彼时在学界担任要职、有很大的影响力，上原专禄却积极主张建立日本世界史的新视野，帮助日本从事大主义与歧视弱小（即缺少主体性）的状态中走出。依托自身的学术训练基础，他致力于打破进化论式的单线叙述方式，对以西欧与美国为模板的单极化世界想象提出挑战。
1952年至1960年，上原曾主导一个高中世界史课本写作小组，撰写《日本高中世界史》，而在其成稿未能通过日本文部省审查后，编写组将书目转为一般性国民读物，合著出版《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孙歌老师在讲座中，对这本世界史的结构、立场与观点做出详细解读。在强烈问题意识的驱动下，上原专禄和其写作组的成员对于惯常的历史分期方式提出质疑，质疑其能否有效解释欧洲以外的历史，而以“近代”为分界以代之，将“世界史”从两个阶段、四个部分做出阐释。
近代以前，曾经享有多元文明共存的地域世界，伴随着西方的近代化与全球性扩展，形成了以殖民与被殖民为前提的世界一体化格局——暴力统一、扩张趋同，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后，亚非独立运动促使世界以更平等、多元的方式，重新打造一体化，并留下了在灾难后何以维护、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的课题。
面对“世界史覆盖区域不全”的质疑，上原专禄认为“选择”背后才有世界史的眼光，而这本书同样对“文明”的概念重新定义，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与多个“文明圈”的存在。孙歌老师认为，这本世界史调整着对于“世界史“的想象，使其区别于人类史，突出区域之间的关联形成过程，与关联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而谈及如何看待世界史，上原亦认为，世界史包含了认识与评价两方面，不可能是作为实体存在的客观对象，基于不同的认识角度、实践要求与评价标准，就会产生不同的世界史。
在这本世界史的集体编写过程中，“上原讨论课（seminar）”曾令当时共同参与的学者印象深刻。然而，1960年后，上原解散了已经成型的共同研究学术小组，告别“集团思考”，开始了“一个人的世界史”研究，并决心不在现有的学术体系中推动世界史的新的结构性思考。究其原因，日本学界迅速传媒化、商业化，使得上原对于世界史的设想在当时显得不合实际。他同时认为，合作研究很容易陷入世界史传媒产业的陷阱。为了不妥协地进行世界史的认识，他只能孤军奋战，而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依托德国经验展开的相对主义视野与“定位”，不符合60年代后日本知识界对于历史学的启蒙式期待。
“世界史一个人是做不了的，但必须一个人做”。在与进步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合作破裂后，上原进行着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史”书写。他深邃的视野在于，要想主体性地把握世界，必须理解“我”所在的文化位置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而在思考背后，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意向。在他看来，要想真正建立世界史认识，不能做旁观者、消费者与强势的追随者。世界史中有很多面孔，如弱势群体的面孔、非正常死亡者的面孔等；当面对这样的面孔，并且体味到无法言说的表情时，“世界史”就不再是一种学科范畴，而获得了生命。
上原专禄的世界史书写，留下了许多可以现实处理的课题，从中可反思既有的历史论述，重新理解世界历史，在孙歌老师看来，这或许就是“上原讨论课”为后人带来的启示。袁一丹老师补充认为，理解他的学术训练背景、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有助于学人重新审视史学研究中的考证考据与史料批判，思考考据背后如何激活心与物的张力；而在集体书写的世界史中，上原专禄思考的主导性的痕迹，对于当下学界大众对于文本与世界史的总体理解仍有所裨益。
讨论环节，孙歌老师在回应听众的问题时指出，在上原专禄看来，日本是东洋/中国文化圈的边缘地区，其主体性只能在其亚洲性中寻找，过去的“大亚细亚主义”是战争状态下“醉心”于西方的产物，并非亚洲一体化的理想状态。“亚洲一体化”应以不结盟的方式呈现一体化，而这也是世界一体化的表率。在学术、思想与政治的关联层面，孙歌老师认为，上原专禄在日本思想界给学术本身打造了一个空间，强调自身学术的张力，而其在整体结构中“定位”的革命性，或为生产真知识、拒绝伪知识的重要途径。袁一丹老师也指出，学术与现实的“关联”中，包含了思想家、学者对于分寸的考量。在感受“危机意识”的同时，上原强调的“守住边界”的“定位”具有重要意义：其革命性并非直接介入，而是以严守学术工作边界的方式反向体现了革命性。
以上原专禄的“世界史”书写映向中国，尽管他的世界史图景无法照搬，但其问题意识、对于“存在的历史”的重视和认识论层面的提炼依然具有启发性。正如袁一丹老师总结所言，孙歌老师对于上原专禄的研究，仍是会继续推进的“在路上”的研究，而在研究与思考中，我们需接好上原专禄抛来的球，思考自身的“世界图像”；只有在世界史脉络中将中国定位，在不同的格局中发现不同的中国意象，才能帮助我们在面对今天逐渐兴起的“全球史热潮”时，更有效地进行建设性思考。
讲座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