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性研究”系列

2021年5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0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特殊历史经验中能否发现一般理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主持。本次讲座系“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这么做不是不对，但效果有限。为什么如此？我们需要反思自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方能使人认为值得了解？张静老师认为，上述问题的核心，是研究者能否基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经验发现一般性的理论。她从问题意识、解释能力、思维障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论述。

讲座的第一部分，张静老师指出，社会科学研究要让世界理解中国，首先需要树立寻求一般化知识的问题意识。对独特性的阐述常见两种进路，一种是政治进路，另一种是学术进路。政治进路从敌我思维出发，聚焦于对手或对象，目标在于掌握话语权，基本逻辑是揭露、打击和控制，释放都不承认对方的讲述具有合理性。但学术进路有所不同，它从对等的论辩思维出发，聚焦于现象或行为，目标在于认识和克服无知，因此并不妨碍辩论者之间能够互相学习。用社会学的概念看，如果说政治视角基于对象辨识的特殊主义逻辑，那么知识的视角基于事实辨识的普遍主义逻辑。因为政治视角必须要识别敌我，否则就不可能打败对手；而知识视角则可以挖掘不同事实中属于知识的成分，即便是不同观点的人，仍然可能在知识层面展开交流。

现实中，采用特殊主义逻辑展开“知识”论述的现象十分常见，中外都有，这种思维支配了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层问题意识。比如用知识的形态隐藏政治动机，用普遍话语包装特殊事实。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提问逻辑——根据既有的标准理论本来应该如此，但现实为什么不是如此？另一个例子是把学术问题转化为道路问题，比如将费孝通先生对“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形态何以在中国存在”的研究，转变为中外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问题，显然，问题的指向已经改变。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让知识顺畅交流的前提是动机的一致。上述问题指向的转变，反映了不同的动机在打架，但对于追求普遍性知识无感，所以会把思想斗争和知识探索相混淆，用学术政治竞争替代知识探索，虽然前者也很重要，但二者有诸多根本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意交流的效果，而不是满足于自说自话，需要追求一般性的知识。相反，如果坚持特殊主义逻辑，就必然拒斥别人经验中可发现的共性知识，这等于同时否定了，需要从自己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意识，结果，从中国经验中发现普遍性变得不可能。

知识探索是一种说理活动，政治进路和学术进路的差别，还表现在说理是否要以区域为界。在政治的说理方式中，区域是非常重要的划分，这和识别对象相吻合。而在知识进路中，知识是公共的，一般不受地缘边界限制。说理最终是否可能取得他人的重视，须看其是否包含一般性的知识、而不是仅限特定、短期或偶然的现象。这需要具有从局部的经验中发现普遍性的能力，在复杂性中识别常态和原因。基于此，才可能让不同的经验，共同参与建立人类知识的大厦，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可以作为一般化理论的证据得到彰显与关注。例如，从减贫实践中拎出一般理论答案，才可能成为其他地区应对贫困问题的依据。

所以，中国研究不只要阐述特殊经验，更要把中国所知放入世界的知识大厦中，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对解释他人的经验有用，才可能使人真正弄懂中国。如果限定知识地域——你的不是我的，所以解释不了我，相当于我的不是你的，所以解释不了你——那么来自于不同经验的知识就完全无法利用，他人为什么有动机了解中国呢？

讲座第二部分，张静老师认为，当研究者建立了追求一般性知识的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就成为关键。解释能力的差异，首先受到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它们和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维惯性有关。

古希腊哲学主要指向普遍的知识，拷问自然的本质和属性等本体论问题，所以区分客观和主观，构造事实的客观性变得非常重要。但在中国思想中，一直对此抱有怀疑，不觉得客观和主观的绝对分别那么重要。正如安乐哲指出的，在中国传统思维中，客观与主观之间没有不可改变的差异，因为事物往往是具体和相互联系的。这种思维惯性，倾向于忽略一些关键区别，比如经验与超验的区别、再生与构造的区别、感性与理性的区别、证据与意见的区别……等等，从而对事实的认识，基于有限的经验主义眼界。这种眼界重点在理解特殊主义，因为超越局部的普遍性，本质上不可想像。

而从特殊经验中挖掘一般性原理，虽然需要以经验为基础，但不仅仅是所见证明，还需要抽象和推论，抽象出一类事实的特征和原因解释，不可避免地要走出特殊的经验世界，进入揭示要素关联的分析世界。在分析世界中，抽象与推论是一种理论能力，理论解释是一项以事实为基础的创造性活动。

例如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关系。如果单从经验的角度说，现代性是从传统性当中生长出来的，二者没有那么大的本质区别，也难以划定清晰的时间边界。但是如果从理论的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就不只是经验性的而且是分析性的，它表达的是两种根本性质的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性质的差别。上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发生对社会特征——异质还是同质——的不同看法。在经验视角看来，现代性不是普遍的，这一概念瓦解了历史的延续性，所以现代性的产生是一个假问题。但在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弗农的研究中，它是一个真问题，因为真的在英国历史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差别：传统的地方性人际关系瓦解，超地方的抽象行为规则出现了，这些规则的逐步扩散，可以解释英国现代社会的诞生。在这项研究中，流动造就了新型社会，生活在城市的个人与原生地家乡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传统上植根于本地关系的伦理原则在城市中难以为继，由此推动了根据行为标准、而非对象辨认的抽象社会规则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异质性转变。这一研究虽然是基于英国历史，但有关现象我们在中国经验中也曾似相识，显然它具有相当的一般性，所以如果社会科学研究者不是囤于特殊经验、排斥普遍性知识，类似的工作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得到发现。

詹姆斯·弗农（James Vernon）及其著作

讲座第三部分，张静老师指出，出现用特殊对抗一般，否定特殊可能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导致研究者缺少理论建设的动力。为什么如此？有五个方面的思维障碍值得认真反思。它们分别是：目标——轻视将经验和理论问题相联系，甚至主动弱化二者的联系；预设——忽略分析框架，使得叙事难以摆脱编年顺序服从解释的逻辑；逻辑——用道德解读和立场评判替代理论解释和事实归因；抽象化——停留在有限的经验现象因，而不去探索理论因；形式化——拒斥形式简化，用现象的复杂性对抗理论构造。张静老师认为，这五大思维局限，限制了我们理论探索的能力。

目标障碍表现在，研究的目标并不指向知识的探索。从事经验研究的目的有很多，各有合理性，但不是所有目标都会自然走向理论揭示。比如，如果以彰显成就为目标，那么就会变成对成就的展示；如果以教化、改变对方的思想境界为目标，那么教育者一般拥有的居高临下态势，很难和对方共同探索未知；如果以打击对手为目标，那么就会认定对手为谬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吸收合理经验。不是所有目标都能产出知识，这些目标都不大可能走向经验和理论的联系。

预设障碍表现在，忽视分析框架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认为框架是拿来的，不是事实中总结出的。认识现象不仅依赖材料，而且和认识者运用的观念预设密切相关。观念预设表现为一系列分析框架，是从事实中构造出来的，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改变。比如一战和二战时期，没有人否认肉体上大量消灭对手是对的，但在今天的战争中，不是消灭肉体、而是破坏对手的作战能力和支持设施，才是重要目标。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改变了经典时代主要依据伦理原则分析社会的认知框架。总之，每一种研究背后都有分析框架，它的背后有理论预设，其实与时代有密切关联。不了解这些分析框架，或者拒斥对分析框架的使用，很难看到社会深处的东西，这些东西依赖分析框架作为工具的挖掘，不会自动从材料中跑出来。

逻辑障碍表现在，人们之间的相互误解往往并不在于观点差异，而是来自于论证逻辑的区别。比如证明和评断就属于两种不同的逻辑，证明需要展示证据，评断则不介意把意见作为证据。基于不同的逻辑，对经验现象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在推论逻辑之下，需要将问题层层展开，揭示影响因素的存在，展现其他人可以复核的材料，这种论证逻辑虽然不是观点本身，但却是产生观点的方法。如果拒斥逻辑的统一，那么任何观点都无法赢得学界或者严肃学者的关注。

在不同语言的交流过程中，尤其需要找到共同的逻辑，因为思维受到语言的限定，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组织体，语言差异常常会导致关注重点不同和陈述逻辑差异。因此中文研究者应当思考，我们和其他语言学者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系统性差异。对于所有研究者来说，都应当反思是否习惯于评判而不是证明，是否将自己的看法作为对事实的描述，是否将道德立场作为对原理的陈述。研究者应该超越不自觉的思维束缚，以客观事实作为基础，才有增进共识的可能性。

抽象化障碍表现在，习惯停留在现象层次，而不是理论层次讨论问题。理论不是简单现象的归纳，需要抽象的演绎和分析，理论是对现象背后的原理表述，具有超越具体现象的一般性特征。仅停留于对事实发生链条的观察，并不能够产生解释理论。因为理论需要在现象的基础上抽象出更上位的概念，洞察其恒定关系，并表达为一个简化的命题。在人类认识现象的知识谱系中，靠近经验的一端是丰富、复杂和多变的，而靠近理论的一端则是简洁、重现和相对稳定的。当一个理论命题从经验现象中抽象出来，就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一般的知识，接受思想市场的检验。比如马克思理论中所提到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是一种高度的抽象，这一命题不是只解释一个经验、而是要解释一类的现象。所以如果经验无法被抽象为理论命题，那么任何经验都无法在他人的世界中产生意义。

形式化障碍的表现，是将一般性作为形式主义来反对。形式化不是形式主义，而是关键变量关系的抽离和表达，好比用一种模式说明一类社会体制。形式化在大多数学科中都非常重要，数学就是一个利用纯粹形式化的符号、公式来表达联系的学科，即使是一些学科表面上拒斥形式化，主张研究事物的复杂性，但是他们从复杂性中提炼出的关键性特征，往往必须依赖形式化能力。知晓前人总结的形式化特征是必要起点，社会科学的大量概念都基于形式化特征，比如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就需要将具体经验层面的差异，形式化为资本驱动、竞争强度、平等程度等形式特点。

主讲人张静老师

最后，张静老师总结道，要让世界读懂中国，就要基于中国经验追求一般性的知识，这需要克服问题意识、解释能力、及思维上的各种障碍。知识是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工作，如果我们拒斥他人的知识，以地缘来划定知识的边界，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无法进步。

提问环节，张静老师回答了“为何接受知识的普遍性在中国会成为一个问题”。她认为，这也许与中国的历史有关系。中国是一个迟发国家，现代化的刺激和挑战首先来自于外部，外来和内生出现的原则性冲突，被看作是动摇国本的威胁。而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有非常强烈地把自己经验普世化的倾向，这或许与美国争夺话语权的欲望有密切关系，体现了美国学术政治的影响。但我们的问题在于，不能因为美国生产知识的偏颇，就否认一般理论可以经由任何经验发现，因为这样不仅否认了他们，同时也否认了在中国经验中发现一般性知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