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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208】段晴: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

发布时间:2021-09-04

2021年6月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0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白玉冬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评议。本次讲座为2021年春季学期“敦煌学”系列讲座之一,由文研院与敦煌研究院、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




讲座伊始,段晴老师介绍了本次讲座的大致思路。她将在本讲座中借鉴传统阐释路径,从佛教继承与演变的宏观视角,依托于阗语写本,勾勒出从于阗、吉尔吉特到敦煌的文化变迁线索。接着,她就于阗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简要介绍。


于阗语与古代语言梵语、拉丁语以及现代语言英语、法语等同属于印欧语系。所谓“印”,涵盖了从古至今多种语言和方言。当远古的操印欧语系的一群人,跨过了兴都库什山脉,成功进入到现在的巴基斯坦东南,定居下来。这些人群曾经说的吠陀语,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度语言。佛典语言的巴利语,以及曾经成为贵霜王朝官方语言的印度西北方言(犍陀罗语),后来随着人口的迁徙而跨越昆仑山脉,进入塔里木盆地,在丝路南道绿洲的鄯善王国一直沿用到公元5世纪。还有古典梵语,或者叫做纯梵语,也是从吠陀派生的。公元前5世纪时,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的语言学家波你尼把纯梵语的语法变化固定下来。新疆地区发现的梵语材料,大部分是用所谓混合梵语写的。所谓混合,是结合了两种语言的特点。梵语的和俗语的。


于阗所见“以大自在天之名出現的湿婆像”

木板画,约7世纪,33.5 × 21 cm

出土于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所谓伊朗的,也是一笼统的概念,其下涵盖了从古至今的多种语言。伊朗语有东西之分。西支最古老的是古波斯语。东支最古老的应该是琐罗亚斯德教的文献阿维斯塔所保留下来的语言,一般就称为“阿维斯陀语”。中古伊朗语的西支主要指巴列维语。中古伊朗语的东支,有粟特语。而现存文献最多的中古伊朗语,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介绍的于阗语。


于阗人是最后的斯基泰人,即中国古书里的塞种人。而塞种人,不擅长以文字传承文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和田地区出土的文书写本当中,最早看到的,并不是于阗语的东西。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胡语文书,是佉卢文的,例如著名的KI661,是一件买卖契约。其上的于阗王的称号,与6至7世纪于阗王的一致。宗教信仰方面,则有斯坦因发现的佉卢文的《法句经》。


于阗语从口语落实到文字始于六世纪中期。目前藏于和田博物馆的氍毹上载有最早的于阗语文字。氍毹的年代约为公元560年,显示了早期的于阗语的书写特征。


佉卢语尺牍KI661

出土于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

现藏于印度新德里国家博物馆

选自斯坦因考察报告(1921年版)第四卷



于阗本土传说显示,于阗贵族说于阗语,而将于阗语书写下来,最早出于民间的需要,出于王族治理社会的需要。于阗王室精通梵语,有两件书于帛的梵语契约可以证明。一件是王室的御医写的。另二件,是在尼姑庵写的,代表了佛教僧团流行的语言。御医写的这一件,值得关注。这说明,于阗王室有精通梵语的知识阶层存在。于阗王室有学习梵语的传统。御医书写的这件买卖人口的世俗契约写成于6世纪前半,而于阗王室学习梵语的传统一直维系到公元10世纪,一直到于阗王国覆灭。


话题转到敦煌藏经洞。段晴老师首先介绍了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几类于阗语文书。段晴老师指出,敦煌藏经洞中的于阗语文献未经人为破坏,写本相对完整,但没有成套的例如汉文大藏经那样的整部文献。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六大类:第一类是给王庭(于阗王室)的报告,通常书写于长纸上。第二类为医书。例如,藏经洞中出土的医书《医理精华》。由于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主要是为于阗王室服务,这些重要经典必然是从于阗本土携至敦煌。这类文书通常写于印度的书型纸(俗称“贝叶”)上。第三类为佛教类经典。第四类为于阗公主、王子的发愿文等。第五类为梵语—于阗语、于阗语—汉语混合词汇。第六类则为算命书。



接下来,段晴老师重点介绍了敦煌藏经洞中的几例经典文书。她指出,敦煌98窟为于阗王室祭祀之所,并设有祭坛。洞中绘有于阗国王李圣天和夫人曹氏的画像,应是在934年之后画上去的。从壁画上看,李圣天的眷属,除了王室成员,就是僧人。从人群的社会属性分,王室和僧团。僧团服务于王室。所以在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中,可以清晰分类,一部分明显是属于王室的,一部分则是僧团所诵的。


第一类例如P.5538,应该是已经成为于阗王的从德,向在敦煌的朝廷所写的报告。同一号下,就是梵语、于阗语练习句。段晴老师认为,这一册梵语、于阗语的词汇、语句对照,可能是玄奘撰写的。玄奘曾经住在于阗王城附近的说一切有部的寺庙里。他精通梵语,与当地僧人用梵语交流,所以《大唐西域记》记载了大量于阗王国的传说。


于阗语文书P.5538其中一叶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接着,段晴老师介绍了从德时期的礼佛赞。她认为标号为P.3510的卷子不是从德太子亲笔书写,而标号P.3513的卷子则应是从德亲自书写并供养的写本,其中有佛名经,还有宣扬性空、般若思想的经,后者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还有《普贤菩萨行愿赞》,这是《华严经》的一部分。经文前的几句颂词,明显是从德自己撰写的。从用词可以看出,从德的梵文造诣以及学识丰厚。


《普贤菩萨行愿赞》之后,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一品,也从德太子所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曾经在于阗广泛流行,发现五部写本。但从德太子只抄录了其中的《梦见金鼓忏悔品》。总体说来,P.3513所用纸张质量上乘,虽双面书写,却未见墨迹浸渍。


段晴老师又介绍了《文殊室利入无我最胜王经》、《佛本生赞》等内容等于阗语佛经。她认为这些文书晦涩难读,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于阗语文书P.3513其中一叶

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段晴老师指出,要想深入探讨敦煌与和田地区佛教典籍写本的关联,还必须了解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地区(唐代称为“小勃律”)出土的梵文写本。1931年,当地放牧人在一座古老的佛塔下发现了许多梵文写本。1938年经过系统考古发掘,出土了更多梵文写本。已经证明,7世纪时于阗与吉尔杰特保持有频繁的交往。有于阗人曾经生活在小勃律。有些写本是于阗贵妇作为捐资人资助于阗人抄写的。


为进一步说明吉尔吉特与于阗地区的关联,段晴引用了德国著名学者封辛白(Oskar von Hinüber)的分析结论。以流行于7世纪的《僧伽吒》为例,这部经同样在吉尔吉特和于阗王国大受欢迎。所有写本均由贵族和王室捐赠。


在和田地区出土的佛经残片中,段晴老师于2001年发现了于阗语的《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的四块残片,并将其拼补完整,此残片目前藏于新疆博物馆。而这同一部经的梵文本在吉尔吉特的写本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被发现,而且仅存一部。如此稀少的写本,却在于阗和小勃律两地发现,可以是交往频繁的最佳例证。


段晴老师指出,于阗贵族供养抄写写本是于阗佛教的一大特征。每朝每代王子、国王的个性不同,抄写的经书也不同。于阗贵胄对于某部经典的青睐使写本经书的流传具备时代特征。《僧伽吒经》在于阗故地曾特别受欢迎,已经发现的该经的残叶多达145张以上,分别来自20多部写本。但是,在敦煌藏经洞的出土的于阗语写本中,却不见《僧伽吒》的踪影。这说明,到了公元10世纪,《僧伽吒》已经不是于阗王国的王公贵族所喜爱的经书,他们虽然一直将供奉写本的传统继承下来,认为通过捐资抄佛经,就是在积累功德,可以攘灾祈福。但所抄写的经书,已经不是《僧伽吒》。


敦煌藏经洞有从德太子手书的《金光明经最胜王经》之一品。同时在和田地区,这部经残存的纸叶也算颇丰,来自至少5个抄本。但是,吉尔吉特所发现的梵文写本中,却不存在《金光明最胜王经》。段晴老师认为,于阗语的《金光明》应该是实叉难陀翻译的,反映了中原佛教对西域地区的回流。例如从德的《梦见金鼓忏悔品》,与义净的汉译完全可以对上。实叉难陀曾经与义净同年抵达洛阳,他们共同翻译《华严经》,期间二人共同生活于同一寺庙达四年之久。后来义净开始翻译《金光明经》等。恰恰是这部经完成汉译之后,实叉难陀提出回于阗。段晴老师认为,很可能此时,实叉难陀将翻译好的于阗语《金光明最胜王经》带回于阗,供王室使用。


此后,段晴老师将话题再转向敦煌。她指出,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处于阗语文书中最晚阶段。她着重介绍了两部重要经典。第一部为Ch.00267写本,产生于1006年后,记载了敦煌藏经洞关闭前在第98窟的最后一场法事。召集这场法事的,是从德的胞弟,于阗王子琮原。公元964年,有于阗王子三人来到莫高窟。三王子名“琮原”。Ch.00267文书记载:“应伟大的王子Tcū-syau(琮原)的请求、邀请,我们聚集:我们坚定皈依于位于十方三世的现前天中天诸佛。”直至公元1006年前后将被喀喇汗灭国时,于阗王朝依旧保持着原有信仰。文书Ch.00267正是对于阗王室信仰的说明。


于阗王李圣天供养像

敦煌莫高窟第98窟东壁南侧

10世纪前中期


第二部重要文本为长达七米的长卷S.2471。该写本成分复杂,含有《忏悔经》等内容,由供养人亲笔与代笔组成。段晴老师展示了其中55行,因为这一节可以全面反映于阗王国的信仰。这55行,第一层以“礼敬一切四方十方,无量无边无际的天佛”开场,采取法华、华严、般若大藏经的常用说法,突出佛教的重要性。第二层介绍了于阗的各类守护神。这一类神又下分成不同的组:来自印度佛教的天神(四大天王,如98窟所见)和夜叉大将。天王部中有于阗八曜。于阗故地有丰富的女神信仰。城隍、宫殿等,都有女神的保护。多女神,是于阗王国信仰的特征。


以鬼王阎魔为首的这一组中出现月亮、太阳、行星、星宿,其中“月亮”使用的是于阗语词 pūra,说明这里的月亮,是天空可见之月,而“月曜” sūma,则是不可见的神灵。“太阳”一词也用了于阗语本词。而“日曜”则是坐在发光的大乘舆上的神灵。跟随“太阳”之后是行星、星宿,以及年的引领神,由此看来,这一组是发生在真实世界的自然现象,即都有成、坏的变化。


段晴教授


评议阶段,白玉冬老师就讲座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作为铺垫,段晴老师首先展示了于阗地区的历史和语言文化以及敦煌的六大类于阗语文献与印度书形。段老师认为,P.3510的发愿文并非作者亲笔书写,而P.3513则是亲笔书后从于阗带来的长卷,其中《金光明最胜王经》一品为太子手书。之后,段老师又介绍了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写本,包括一大部分佛经——其中《佛说一切功德庄严王经》由她本人拼成,现藏于新疆博物馆。最后,段老师又介绍了敦煌藏经洞晚期文书,认为Ch.00267中由琮原太子之弟实施的做法是在莫高窟98窟完成的。白玉冬老师表示,段老师介绍的敦煌洞窟中的神祇图像,有助于我们理解于阗语中的神祇神话。


接着,荣新江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评议。他指出,敦煌藏经洞的于阗语文书破译工程存在两大困难。其一,这些文本由于阗人自己书写,与传统梵文佛典有一定差异,其民族语言特点造成破译障碍。其二,于阗文书中的于阗到开封的使臣报告缺少对应文本辅助阅读,这对史料造成判断困难。基于上述困难,段晴老师的研究将对本学科做出划时代的贡献。


本次讲座最后,段晴老师对于阗语文献的年代断定及与高昌回鹘等其他民族的交流等问题进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