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0日下午，“文研五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北大文研讲座”第221期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先秦礼书所见‘五十养于乡’‘五十而后爵’新解——父老体制与爵制起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主持。
依今之法规，十八周岁就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公民，退休年龄为六十岁，所以五十岁没有特殊的制度意义。而先秦礼书之中，却有“古者五十而后爵”“五十而爵”之说，同时还有“五十养于乡”的礼俗，各种养老的礼数通五十为始。这便引起了阎步克老师的注意。
“古者五十而后爵”被礼学家视为史实，还用以解释礼制；但古今典制之书对这个记述，通常都略而不提。史学家大抵是把它看成一种“人生观”、即对贵族人生各阶段的概述的，而不是看成正式制度的。然而阎老师却看到，在“古者五十而后爵”背后，其实也潜藏着制度问题。
商早期青铜酒器组合：爵、觚、斝
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
据说夏商周的养老之礼，是“五十养于乡”。“养”不是泛指供养，而是特指宴飨。段玉裁认为“乡饮酒礼起于尚齿”，“养于乡”就是乡饮酒礼。进而杨宽论述乡饮酒礼，提出“鄉”、“飨”、“卿”三字同出一源：“飨”就是乡饮酒礼，源于氏族会食共饮；“鄉”意为存在着会食礼俗的氏族；“卿”就是该氏族的族长、长老。那么就可以说，所谓乡饮酒礼，就是在“卿”所领导的“鄉”之中所举行的“飨”之活动。乡饮的目的，则是增强氏族凝聚力，维系长老对于子弟的权威。由此可知，乡饮酒礼具有“父老体制”的背景。
乡饮酒礼是怎么“正齿位”的呢？方法之一是席位布局。《礼记·乡饮酒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陈澔的解释简明扼要：“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阎老师提供了一幅乡饮席位示意图，显示乡饮席位有堂上堂下之别。堂上东部有主人之席，父老作为来宾，在两个酒尊之东就座，是所谓“六十者坐”；子弟则站在西阶之下，是所谓“五十以下立侍”。堂上父老和堂下子弟又分别根据年齿，决定席位或站位的居前居后。堂上、堂下的席位之别，就是“长幼之序”的集中体现。让父老安坐堂上、执爵而饮，接受堂下子弟的尊奉，就是乡饮的主要目的。透过这个古老礼数，可以发掘出这样一些历史信息：父老与子弟，曾构成了氏族社会的两个基本阶层；年至五十，便可以由子弟升格为父老，由此进入氏族的领导层；而由堂下侍立变为堂上安坐，已可以视为一个身份转换仪式了。
“乡饮酒礼”示意图
阎步克绘制
然而礼书“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这个表达，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人，应该坐在堂上还是立于堂下，有失含糊。为此唐人孔颖达提出了一个“傍同南面立”的主张，让他们站在堂上六十岁者的身边。然而只是唐人意见，未必合于古礼。“养老”就是让父老安坐堂上接受供奉，若依《王制》及《内则》，这以五十岁为始；若依《乡饮酒义》，则应以六十岁为始。对于这个矛盾，阎老师以史学角度加以化解，认为这实际是个两代人的问题。父老与子弟界限分明，其间那条年龄分界线却有弹性。考古资料显示，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比因时因地而异。可以推想，为令父老层在人口中保持适当占比，老人较多，则“养老”年龄就可能提高；老人较少，则“养老”年龄就可能下降。
阎老师谈到，父老体制广泛存在于原生社会。例如乌鲁克城邦的长老会议与人民大会，就分别由父老与子弟构成；又如斯巴达的元老院，其名称为“老者”；古罗马初年的贵族之称也来自“父老”一词，并有由100名父老组成的“长老会议”；共和时期的元老院也得名于“父老”，还成了今之民主国家senate的名称来源。
人类学证明，氏族社会存在着“年龄组”制度，而这意味着“年龄”构成了纵向分层的尺度。新几内亚的贝克曼人，其男人分为7个年龄段。东非的卡里莫庸人的社会，存在着未成年男孩、年轻同代群、年长同代群、隐退同代群等4个同代群，年长同代群构成了领导集团。
东非卡里莫庸人的年龄群组示意图
4个同代群，涵盖约25-30年。每个同代群包括5个年龄群。同代群升级需要特定仪式。年长同代群是统治层（选自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
借用这个模式，阎老师提出，三代社会也曾存在过类似的4个同代群：二十岁以下的童子，二十到五十岁的冠士，五十到七十岁的父老──他们是氏族或乡里的领导者，及七十以上的致事者。若把“五十养于乡”、堂上执爵坐饮称为“爵礼”，则在4个同代群之间，冠礼，“爵礼”和“七十致事”，就呈现为三个身份转换的节点。
“乡饮酒礼与年龄群”示意图
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
阎步克绘制
五十岁时的身份转换仪式，除了上堂安坐执爵而饮，还有两个礼数具有同样的身份转换意义。一个是五十用杖，一个是改变名氏称谓。礼书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从考古实物与图像资料中所见汉代鸠杖来看，五十用杖是一个耀眼的身份标识，表明其身份已今非昔比了。“丈人”之名就来自用杖。在乡饮酒礼上，孔子对“杖者”毕恭毕敬，等他们退场后自己才敢退场。
据《礼记·檀弓》，人的一生中共有四次称谓变化:出生三月起名,二十加冠取字，“五十以伯仲”，死后获得谥号。何为“五十以伯仲”？据阎老师的总结，先贤计有二说。一是孔颖达、叶适等人的“氏+伯仲”，二是贾公彦等人的“伯仲+字”。无论哪种说法为正，总之，“名不正则言不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人对你的称谓变了，就意味着你的身份变了。
汉代鸠杖画像石
戴冠者向老人进献食物
据《礼记·檀弓》，人的一生中共有四次称谓变化:出生三月起名,二十加冠取字，“五十以伯仲”，死后获得谥号。何为“五十以伯仲”？据阎老师的总结，先贤计有二说。一是孔颖达、叶适等人的“氏+伯仲”，二是贾公彦等人的“伯仲+字”。无论哪种说法为正，总之，“名不正则言不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他人对你的称谓变了，就意味着你的身份变了。
综合席次、用杖及名氏称谓三者，阎老师提出了一个三段论：
1.三月起名，童子之年总角，乡饮时可以到场观摩。
2.二十加冠，乡饮时在堂下侍立，众人改以“字+甫”相称。
3.五十“爵礼”，作为父老持杖入场，上堂安坐、执爵坐饮，众人改以“伯仲”相称。
进而，阎老师又将卿大夫士爵之起源，与乡饮酒礼联系起来了。他指出，西周本来使用卿士、师尹、御事概念，来指称高、中、低三级官员，春秋则代以卿、大夫、士了，这个变化就与饮酒礼有关。阎老师指出，“卿”本是族长、长老之称；“大夫”义同于“大人”，原是父老之称。卿、大夫、士原为乡饮之上的三等席位之名。前来观礼的官员，三命以上官坐于卿席，再命之官坐于大夫席，一命之官站在堂下士席，这样高、中、低三等官员，就同卿、大夫、士三等坐席对应起来了，或者说拥有“席位爵”了。朝廷的燕礼继承三等坐席之法，高、中、低三级官员分别在卿席、大夫席、士席就座，卿、大夫、士遂由三等席位，变成了三个职官层级之称，进而是三个爵级之称。“席位爵”由此变成了“品位爵”。
“古者五十而后爵”的“爵”，在礼书中特指大夫，所谓“五十命为大夫，服官政”。而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低于大夫的“士”算不上“爵”。后儒因而有“士非爵”之说，对之历代经学家有不少解释，然而仍有一步之遥。而在阎老师看来，若从“席位爵”出发解释“士非爵”这个经学疑案，则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效：堂上的父老或大夫的坐席才算“爵”，堂下的子弟或士的站位不算“爵”。那么，竟然真的有过一个时期，“士”不被看成爵位。
“燕礼与三等席位”示意图
阎步克绘制
《开元文字音义》云：“大夫以上与宴享，然后赐爵以章有德，故因谓命秩为爵。”可见至少在唐朝，就有人认为封授之爵来自饮酒之爵了，在国君的燕礼上有堂上坐饮之位，这就是有“爵”，这就是大夫的身份表示。又据《礼记·檀弓》，楚国的商阳对驾车人说，我们俩都是“朝不坐，燕不与”之人。意思是说我俩是士，是内寝朝会上没坐席、燕礼没资格参加。阎老师提示，商阳之所以使用“朝不坐，燕不与”做修辞，来表达“我们是士”这个意思，就反映出了大夫与士之别，最初就是饮酒礼上的堂上堂下之别。而曾有一个时期“士非爵”这件事，反过来又证明了“爵”的本意是堂上席位，其最初形态是“席位爵”。
《王杖诏令册》
甘肃省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
汉代又有“七十养于乡”之说，各种养老礼数，例如赐食品、赐鸠杖等等，都以七十为始。这同“五十养于乡”，有20年之差。五十岁就视为老人而“养”起来，是不是太早了一点呢。先秦养老制度的研究者，大多忽视了这20年的时间差的意义。而阎老师解释说，氏族时代的“五十养于乡”有双重意义，除了优待老者，还要以此维系维系“父老”这个领导集团的存在，“养老”自五十始，目的是利用五十岁的人的体力与精力，支撑父老体制。帝制时代便不同了，行政体制取代了父老体制，“养老”就成了一项单纯的慈善政策了，只用来保障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生活而已。
阎步克老师在学术报告现场
总之，在“人生观”之外，阎老师从“五十养于乡”“五十而后爵”中，发掘出了一系列的制度问题，给学人以新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