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2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印度两大史诗的图像呈现与流传”。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陈明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史阳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副教授范晶晶评议。本次讲座为“史诗遗产与文明互鉴”系列讲座第五讲。
讲座伊始，陈明老师首先对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文本译本及各种文献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印度人称《摩诃婆罗多》为itihāsa，“历史传说”；《罗摩衍那》则是ādikāvya，“最初的诗歌”。陈明老师从两大史诗的内容、体量和创作形态等角度入手，结合诸如汉译佛经中对《摩诃婆罗多》和毗耶娑仙人的零散记录等印度史料、典籍文献，介绍了两大史诗（尤其是《摩诃婆罗多》）在印度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并论证了对两大史诗进行图文结合的充分研究的必要性。两大史诗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与译本数量繁多，难以穷尽，相关故事之流传更为复杂；除了多语种的文本外，两大史诗还以丰富多彩的图像形式进行跨文化的流传，深入研究两大史诗必须做到图文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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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抄本
1639年
Ms. Coll. 390, Item 351, f.29
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藏
印度两大史诗的图像主要可以分为石刻图像（主要是印度教神庙的装饰性艺术）、印度本土风格插图和波斯语译本的插图。陈明老师对两大史诗的图像谱系做了简单梳理，以两个地区的比较大型的石窟为例展示相关石刻图像。约建于8世纪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埃洛拉石窟（Ellora）中的羔拉什庙（Kailāsanātha Temple）中，南迪神殿和前殿基坛上刻画有长达数百米的两大史诗故事浮雕饰，带有壁画连续叙事场景的意味，属于带状装饰雕刻图像。由于带状雕刻受石刻空间限制，没有刻画背景和空间，因此无法将几个不同时期发生在相同地点的事情聚集在一起。中世纪西南印度曷萨拉王朝（Hoysala Empire）建筑群中的印度教神庙切纳克萨瓦庙（Chennakesave Temple）所刻《摩诃婆罗多》相关石刻图像中，其中一栏描绘的场景为阿周那（Arjuna）在黑公主的选婿大典上以箭射鱼眼；图像中只有阿周那一人，几乎没有对背景的刻画。此石刻并非带状石栏，而是由石柱之间的隔断形成小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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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周那箭射鱼眼
切纳克萨瓦庙
印度卡纳塔克邦
Hoysala temples庙群中另一座庙内的石刻表现了摩哩遮（Mārīca）化身为鹿诱骗罗摩离开的场景，这一标志着史诗情节转折点的重要场景在多处《罗摩衍那》相关石刻中均有刻画。此庙宇中的石刻由石柱分隔为一个个简要的场景，以并列的场景形成连续的故事情节。两座大型石窟主要呈现了两大史诗的连续性雕刻图像，不仅为印度教徒提供了公共空间的大型装饰，而且为史诗主要人物或情节的表现和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展示了印度史诗的不朽之纪念性。这些大型公共雕刻虽然只选择了两大史诗的部分内容，但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代代相传、延续不断，远远超过由土邦国王或者莫卧儿宫廷赞助的精细制作的两大史诗插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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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拉什庙的《罗摩衍那》浮雕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陈明老师还介绍了除公共空间的大型连续石刻之外《罗摩衍那》其他的石刻图像，比如，北方邦5世纪笈多时期的罗摩故事雕刻残片表现了罗摩救赎阿喜莉亚（Ahilya）的场景。此外，一些建筑构件上也保留了《罗摩衍那》故事的图像，如10世纪印度中央邦的《罗摩衍那》故事建筑构件上，左右两侧分别描绘了哈奴曼取雪山神药以及罗摩大战罗波那的场景。16世纪卡纳塔克（Karnataka）地区印度教神庙建筑中的一组《罗摩衍那》故事石刻也同样采用以石柱分隔不同场景再连接的形式，保留了连续叙事的石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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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故事浮雕
Papanatha Temple
印度卡纳塔克邦
接下来，陈明老师主要介绍了以插图形式保存的两大史诗图像叙事资料的情况。印度本土风格的《摩诃婆罗多》完整插图本相对较少，目前所知仅孟买亚洲学会所藏1516年绘制完成的插图本（Asiatic Society of Bombay,B.D.245.），残存《森林篇》部分。该插图本是受耆那教插图风格影响的印度本土细密画插图，人物的典型特征为侧面相、一只眼，背景平涂、有建筑而无其他背景；写本形制为贝叶状、长条形、文图并呈于一叶，上下分栏绘制不同的单一场景，画外文字标示人名。值得注意的是，该插图本的赞助人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富汗贵族。除整本插图外，《摩诃婆罗多》中的插话故事也有系列图画或插图本，比如著名插话《那罗与达摩衍蒂》的插图本；此外还有一些本土风格的图像散页，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散佚之后很难再拼接为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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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之《森林篇》插图本
1516年
B.D.245, f.344b
孟买亚洲学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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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婆罗多》本土风格插图
18-19世纪
F1907.627
Freer Gallery of Art
《罗摩衍那》不同时期的插图本则大致可分为两大体系——莫卧儿宫廷及其贵族们所赞助制作的插图本和拉杰普特体系下的地方性插图本。现存最早的《罗摩衍那》插图本（约1590年）出自阿克巴时期的莫卧儿宫廷画室。这一插图本制作的历史语境是：来自中亚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者进入印度，亟需获取印度当地的支持，阿克巴希望调和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社会之间的矛盾。在阿克巴版《罗摩衍那》插图本中，罗刹被绘制为典型的波斯绘画中的魔鬼形象，而十车王和罗摩兄弟身穿莫卧儿风格的服饰，众神、仙人等则身穿印度古代服饰。阿克巴试图借助这一插图本重新划分敌对双方，赋予“他者”以新的含义。《罗摩衍那》地方性的插图本则主要是对莫卧儿军事进攻和伊斯兰文化压力的回应甚至反击，涉及昌巴（Chamba）、库鲁（Kulu）、坎格拉（Kangra）、曼迪（Mandi）、拉杰普特（Rajput）等多个地区的艺术流派，创作依据的文本很可能是地方语言所传罗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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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插图本
莫卧儿王朝，1597-1605年
F1907.271
Freer Gallery of Art
通过对比分析可见不同地区插图本各自的叙事特色：乌代普尔（Udaipur）版《罗摩衍那·森林篇》中罗摩兄弟寻找悉多一图实际分上下两栏，通过动作走向和方位表现寻找过程，这与18世纪Kangra风格绘画所绘婆罗多来到质多罗俱吒山（Chitrakut）的场景风格相似，都是以人物的重复出现来表示故事向前发展。旁遮普山区库鲁统治者后裔赞助制作的插图本中，同一画面内则没有人物的重复出现。南印度安得拉（Andhra）地区的插图本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标题为泰卢固字母书写的梵文，绘制载体是外国纸张配制而成的“土纸”；图像描绘较为自然，保留了上下分栏叙事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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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车王与罗摩
库鲁风格绘画，ca. 1690-1700
IS.12-1966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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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波那向罗摩射箭
安德拉地区，ca. 1725
76.540
Jagdish and Kamla Mittal
Museum of Indian Art
梅瓦尔细密画（约1550-1900）是拉贾斯坦派中历史最悠久的画派，其最主要的特点是连续叙事。早期梅瓦尔细密画在质朴的民间艺术风格中带有西印度耆那教抄本插图和波斯细密画的混合影响；那贾伽特·辛格邀请穆斯林画家Sahib Din主持绘制的七卷本《罗摩衍那》的插图本总体上继承了梅瓦尔早期细密画的民间艺术传统，大体保持独立的地方特色的同时也受莫卧儿细密画的影响，使梅瓦尔中期细密画的风格从民间艺术的质朴转变为贵族化的精致。这些插图本结合了耆那教绘画传统、德干绘画风格和莫卧儿画派绘画技巧，是图像叙事的巅峰之作，继承和发扬了印度中世纪图像叙事方法并加以创新，同时丰富、融入了拉吉普特人的风俗，具有浓烈的梅瓦尔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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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瓦尔《罗摩衍那》插图本
1648-1653年
Add.MS 15296(2), f.058r
大英图书馆藏
这一插图本在叙事技巧和方法上的表现形式也富于多样：描绘罗摩四兄弟学艺与成长过程的Add.MS 15295, f.58a一图中，单幅画面人物重复出现，呈现了人物在较长时间内的不同动作，表现了连续叙事的特质；Add.MS 15295,f.158a所绘罗摩拉弓则是短时间内连续动作的分解；《十车王放逐罗摩》一图则由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多个情节叠加而成，其中颜色的巧妙搭配和使用乃是梅瓦尔画派的一大特点。随着纸张传入印度和印度本地造纸术的发展，竖排书页式插图本增多，约制作于16-17世纪的《罗摩功行之湖》插图本所用波斯式竖排插图表现出与梅瓦尔插图本的贝叶经式横排插图不同的形制特点，这表明图像的载体会影响图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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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门不同季节的瑜伽苦修
Add.MS 15295, f.173
大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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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拉弓
Add.MS 15295, f.183
大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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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车王放逐罗摩
Add.MS 15296(1), f.050r
大英图书馆藏
随后，陈明老师介绍了两大史诗波斯语译本的插图本，主要是阿克巴时期的波斯语译本及其插图本。阿克巴在位期间推行宽松的宗教和解政策，推动多文化的理解及融合。建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和皇家画室，将包括两大史诗在内的梵语著作陆续译成波斯语本，并赞助制作了大量的插图本。在其组织下，来自波斯的穆斯林学者和印度本地的婆罗门学者合作将《摩诃婆罗多》译为波斯语本,并取波斯语名为《大战书》（Razmnāmah）。《大战书》并不能算标准的译本，而是由婆罗门学者口头叙述大意、再由波斯学者将其意译为波斯文本，是梵语本《摩诃婆罗多》的概要。《大战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有由莫卧儿宫廷艺术家合作完成的精美插图本存世。陈明老师列举了《大战书》现存的多种插图本，具体分析了不同插图本的特点及其所体现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与波斯艺术的深度交流与互相影响。他特别提到，以往学者较少关注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善本部”（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所藏约17世纪前期绘制《大战书》插图本（alc Ms.341）中，开篇第一幅插图所绘莫卧儿宫廷学者聚谈中添加了一位卷发红衣、头戴卷帽的“欧洲人”形象，旁边分别以梵语和波斯语题字Phiramgi和farangī，反映了当时欧洲少量学者活跃于莫卧儿宫廷学术场合这一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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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书》插图本
1598年
Or 12076, f.13v
大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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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书》插图本
alc Ms.341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
梵语本《摩诃婆罗多》和波斯语本《大战书》的开篇都没有提到欧洲人士参与印度大史诗的创作、吟诵或者翻译，此图乃是典型的“以图增文”，即画家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增绘原典中没有的场景，是对史诗文本的极大突破。但在《大战书》的开篇部分绘制作者或者赞助者的肖像这一做法并非该写本的创新，而是对前代插图本的模仿。此外，1589-1599年版《大战书》插图本的开篇所绘穆斯林学者与婆罗门合作翻译的场景，也并非依据《摩诃婆罗多》的原典，而可以视为“翻译经典或者制作插图的生产过程”的形象反映；图中两个群体虽看似处于同一平面，但穆斯林学者居于婆罗门上方，且双方并无交流，多少反映了画家本人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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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学者翻译史诗
来自1589-1599年版《大战书》
Lewis M 18
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
波斯语译本的《罗摩衍那》插图本各版本中，1584-1592年阿克巴组织翻译的版本是先由婆罗门口述转译为印地语，再转译作波斯语，所依据的梵语原本尚不清楚，但大体与蚁垤仙人版本相似；1594年莫卧儿皇家画院插图版则依据1588年的波斯语译本而绘制的，可惜现已散佚；目前公布的比较完整的是Freer版的《罗摩衍那》，完成时间约为1605年，其特点是单幅连续叙事，且在人物比例关系上有所侧重，同一画面中主要人物所占比例特别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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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插图本
莫卧儿王朝，1597-1605年
F1907.271.19
Freer Gallery of Art
之后，陈明老师举例介绍了跨文化语境中两大史诗的图像流传情况。他首先介绍了两大史诗的衍生插图本和跨文化的流传。以《摩诃婆罗多》衍生的插图本为例，大英图书馆藏《毗湿奴千名》 (Vishnusahasranama，Add MS 16626) 和《薄伽梵歌》 (Bhagavad Gita，Or 13758) 均抄录自梵文本，配有带边框的精致细密画，后者所绘插图与文字不甚对应。印尼的《摩诃婆罗多》则经长时间的改译而成为当地民族的著名文学作品；在以古爪哇语格律诗为文体的4部活形态的史诗中，查亚巴亚国王（Radia Jayabhaya）在位时期成书的《婆罗多大战》是爪哇少有提到执政君王的文学作品，隐喻了查亚巴亚国王和亲人的政权内战。东南亚的《罗摩衍那》图像史料丰富，有壁画、石刻和插图本等多样表现形式。陈明老师以大英图书馆藏三本东南亚《罗摩衍那》插图本为例，从各本所用语言、形制特点、物质载体等角度透视了史诗在跨文化流传中的样貌。他还以阿周那箭射鱼眼、哈奴曼搬移雪山神药和神魔同搅乳海等同一情节在图像中的不同表现为例，从同文异图的对比角度，对两大史诗的图文关系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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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伽梵歌》插图本
1824年
Or 13758, f.7v
大英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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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的《罗摩衍那》图像
1880年
Or 14859, f.3r
大英图书馆藏
最后，陈明老师总结道，文图关系研究是文学图像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图像史料是理解与研究史诗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值得进行大力搜集整理与比勘研究。要充分发挥图像的研究价值，必须先梳理不同层次的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有望厘清相关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联性，以及文图的生长、消费与流传的复杂过程。史诗图像的生成不仅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风格及流派有关，而且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许多因素影响。只有把文图同样放置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才能认识到其根本特性。此外，史诗衍生的图像提供了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许多案例，因此，东方史诗图像的研究还可以为建构古代东方文学图像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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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老师在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史阳老师表示，本次讲座全面展现了史诗在口传之外的视觉呈现，表明史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承载了人民和其所流传的社会的认识，是管窥文化现象、理解社会文明和人民心态的方式。
李松老师认为，陈明老师所做的文图关系这一题目具备了跨文化、跨专业、跨民族的视野，是中国学者对外国文化的研究方面的一个新的突破点。用中国的眼光去看印度，可以为印度的史料整理和历史梳理提供新的角度；在图像的叙事性和结构性之外，还可以从图像志的角度进一步深化研究工作。
范晶晶老师则从汉译佛经对梵语史诗的史料补充和印度史诗图像制作的意义等角度进行了补充评议，她认为陈老师的这一课题表明跨宗教、跨文化、跨学科领域的交流可以在文本层面互相激发，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印度材料研究上的巨大优势；此外，还可以结合当今的多媒体表现形式来探究印度史诗的活形态。
陈明老师就评议内容和现场提问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对于史诗图像呈现和流传中的特点和发展趋势，需要基于图像的编年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推断。在研究史诗图像的作用时，还要注意考虑不同图像的类型。此外，史诗的表达追求一种特定的规范和程式，这就要求在文本或图像层面研读史诗时要对应其规则，回到史诗自身的逻辑上进行讨论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