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3日晚，“北大文研讲 座”第232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苏格兰启蒙思想与亚洲”。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正国主讲，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教授主持。本场讲座为“文明之间: 欧洲文明的多元性”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陈正国老师介绍了自己研究的核心关切：对于苏格兰启蒙学者而言，亚洲之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究竟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存在，抑或有着实在的意义？既往学者往往批评苏格兰启蒙学者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Orientalism）眼光，认为他们持一种西方话语，在其中，东方被创造、被想象、被叙述，缺乏主体性。陈老师指出，这种批评其实仅仅适用于苏格兰启蒙晚期学者，不能一概而论。

在具体讨论苏格兰启蒙与亚洲的关系之前，陈老师首先回顾了苏格兰启蒙发生的背景。18世纪，从苏格兰到亚洲单程平均需要半年。对于苏格兰而言，与亚洲的距离还体现在其与亚洲接触的“后进”性上。相比最早到达亚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其后的英国和北欧，苏格兰在亚洲的接触上是“后进”之国。

随后，陈老师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过程。苏格兰王国位于西北欧顶端，最早建立于约公元843年左右，苏格兰与英格兰于1603年组成共主邦联。1700年左右，苏格兰王国总人口约为110万，人口与土地大致都是英格兰的六分之一。正如多数欧洲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苏格兰启蒙运动是该国知识群体借由出版、集会、讨论而形成的一系列知识创造过程。所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城市性格，或曰商业性格相当明显。与之相对的是以东欧启蒙为代表的另一立场，部分缘于天主教会或主政者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它们的城市性格相对较弱。

爱丁堡

《爱丁堡历史版画集》，1890年出版

苏格兰启蒙运动主要出现在亚伯丁（Aberdeen）、格拉斯哥（Glasgow）和爱丁堡（Edinburgh）三个城市。因为各地的学术背景与社会经济条件不同，这三个主要城市主导的知识群体也略有不同，因而产生交相辉映、又同时争辉、较劲的知识群体。亚伯丁的神学性格较强，这部分是因为它与苏格兰的神学教育中心圣安德鲁斯地理上接近，同属苏格兰东部。更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常识哲学（Commonsense Philosophy）的大本营就在亚伯丁。常识哲学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晚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爱丁堡是苏格兰的行政中心，因而集聚了相当多的法律从业者。以亨利·霍姆（Henry Home）等为代表的律师出身思想家在苏格兰启蒙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8世纪的爱丁堡，辩论社汇集了大批地方师生、律师与法官。格拉斯哥作为第一商业大城，其辩论社中大多是商人。此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格拉斯哥吸引了很多专业人士，尤其是医生。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曾经在格拉斯哥担任教授。他的《国富论》一般就被认为与他在格拉斯哥的经验有关，格拉斯哥较强的商业和科学性格影响了他对自己观点的发展。整体而言，这几股力量共同在苏格兰形成了城市为主的，出版、集会、讨论构建的知识传播。

格拉斯哥大街的烟草货栈

接下来，陈老师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生成的原因。政治方面，1707年合并法案的颁布，使苏格兰失去了作为国家（state）的国际政治自主权，但仍保有教育、宗教与金融体系的完全自主。1745年的高地叛乱则使苏格兰知识群体意识到，必须对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的意义有所回应。经济与社会方面，经济的稳定发展与海外殖民利益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达，如酒吧、学会、舞宴 ——苏格兰知识社群因为此一物质基础而变得更加具体，更充满能量。另一方面，他们也必须回应这些新物质现象所隐含的道德问题。

随后，陈老师爬梳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盛期的两大性格：相对温和与相信普世意义。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流观点是演化论的，不强调人的天生平等与政治权利（天赋人权），而认为政治与社会的平等是历史演化的现象与结果。他们不强调福音主义，主张宗教或信仰尽量由对自然、社会的观察结果来呈现。当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强调理性主义，主张情感是判断道德的基础。这几点共同构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比较温和的风貌。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性格是，相信人性普世皆然。由此他们相信，如果外在条件一样，人类社会的走向会是一致的。这个前提推导出一种知识上的普世主义，即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才是了解人类的可靠知识来源。如果人性与知识都是普世的，若继续推演下去，人类社会的形态应该大同小异。但从人类全史的角度观察，人类社会的物质发展必然是步步前进演化的，但是各个民族的荣衰未必可以预测。尤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后期，各个社会之间的分化愈加明显；什么因素造成了各个国家的不同？这是他们要讨论的。

在介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大致面貌之后，陈老师具体剖析了亚洲历史之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意义。亚洲对于苏格兰启蒙的影响，可以分为盛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来考察。早及十七世纪晚期，欧洲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关于亚洲社会的刻板印象，诸如专制政治的温床、柔弱与野蛮并存的国家、文明停滞的地区，凡此种种。随后的苏格兰启蒙盛期在某个意义上是对过去这些评论的批判或补充，尤其是方法论上的补充。而在十八世纪晚期以后，亚洲在苏格兰启蒙晚期思想中，呈现出极为黯淡的色彩。其中最为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殖民主义的兴起，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以及主流认识论的转变。陈老师认为，在启蒙盛期，对于东方的讨论整体上是复杂的，所谓“东方主义”的讨论主要出现在殖民主义盛行之后的启蒙晚期。

《一位中国官员宅邸的晚宴》

托马斯·阿罗姆(Thomas Allom,1804-1872)绘

之后，陈老师从对“专制”的讨论、对“奢侈”的讨论、怎样看待中国三个具体例子入手，剖析亚洲对于启蒙盛期的重要影响和晚期的变化。启蒙时期的专制讨论有着复杂的面相。启蒙盛期的“专制”概念主要被用于这样的语境中：表达一种“共和”的期望，即以议会来限制国王过大的权力。但正如在后来北美的修辞里，与国王一体的议会这个群体也可以被称为“专制”，“专制”的概念其实是浮动的。休谟（David Hume）就非常不支持“专制”这个概念，在他看来中国并非一个“专制”国家，而是“具备法律的中央集权”国家。而进入到启蒙晚期之后，作为制度形态的“专制”不再是主要讨论的问题，代之以“东方专制”。这其实意味着一种东方主义的出现。陈老师指出，只是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后，东方专制才从政治的讨论转为社会的讨论，也就是认为整个东方社会的统治形态是专制的，在启蒙盛期这种东方主义的讨论并不多见。

另一个例子是政治经济学对于“奢侈”的讨论。奢侈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看来，奢侈会带来男性的羸弱与女性生育能力的下降，并进一步造成国家人口的减少，从而造成国民的参政意识变低，国家的常备军减少、战斗力下降，衰败下来。

休谟提出一个新方法定义“奢侈”：一个人如果没有负债，买自己买得起的东西，这就不是奢侈。他主要从方法上对“奢侈”的探讨加以推进，反对在奢侈和国家衰败之间建立因果联结。而在启蒙晚期殖民主义的叙事中，“奢侈导致人的羸弱”的理论则在印度这个例子当中被重述了。如果说在启蒙盛期的作者看来，印度孟加拉地区是商业的，而回教地区是游牧的，前者是更加发达的社会形态，那么在新的叙事中，回教铁蹄在16世纪得以侵略印度半岛的原因，恰恰正是因为印度商业过盛带来的人力羸弱。而殖民者英国，则是在保护孟加拉地区的印度在地文化，对抗阳刚的回教铁蹄。罗伯特森（W．Robertson）就呼吁，我们可以和回教对抗，但是不要破坏了印度的文化。

再者是关于中国的讨论，背后是对“文明”的理解。在启蒙盛期的主要观点看来，人类文明的发展遵循物质主义意义上的普世逻辑，而不是独断论的唯心主义逻辑。亚当·斯密就将文明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在他们看来，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种物质状况相似的状态，尽管不同社会的道德风俗可能不同。而中国、印度，在当时被公认已经进入了商业社会阶段。在这种物质主义的文明论中，中国被认为是以其个别条件而言比较完善的形态。争论的焦点在于，是不是每个社会都可能发展到理想形态？是不是即便两个国家的风俗相异，还可以被认为都是理想的形态？休谟对此问题持肯定态度。

陈老师提示，在苏格兰启蒙盛期，针对“奢侈”、“共和”、“文明”等这些传统的概念，都在讨论中发生着变化。这些复杂讨论的主流声音勾画了建立在经验论、宗教怀疑论、物质主义基础上的世界图像，其中中国和印度占据了位置；只是在苏格兰启蒙的晚期，基于认识论上向心灵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常识哲学（Commonsense Philosophy）等的转向，以及现实中法国大革命与殖民主义的发展，这种声音才逐渐式微，“东方主义”的眼光成为主流。在新的认识论图式中，心灵（mind）的确定性被认为比物质的确定性更加根本，如孔多塞就将社会的进展归类到心灵状态（mind）的进程当中，“语言”在其中成为讨论的核心——通过把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与语言上不是表音文字的特色联系起来，启蒙运动之前希腊作为文明核心的地位，就经由表音文字这一点被寻回了。

线上会议现场

讲座最后，陈老师针对线上听众有关亚洲文化在苏格兰启蒙中扮演的角色变化、苏格兰学者的印度学研究、常识哲学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回应。随后，罗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小结，并向听众推荐了相关书目：布罗迪主编《苏格兰启蒙运动》（浙江大学出版社）、洪特等主编《财富与德性》（浙江大学出版社）、赫尔曼著《苏格兰：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上海社科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