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古典学的兴起，人们开始对文明的他者/自我的语言、人种和风俗进行田野考察。这一浪潮不仅催生出比较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一大批新的学科，也深刻改变了人文学科的面貌。田野研究作为一种认识和思考世界的方法，它本身的认识论、它的技艺与结构，以及它与文明研究的关系，已积累了深厚的资源，也演化出丰富的分支，值得我们穷源溯流。2022年秋季学期，文研院推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邀请不同学科学者围绕田野工作的经验体会以及所采取的种种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
2022 年9月13日晚，“田野方法论” 系列讲座第一场、“北大文研讲座” 第25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208 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 “田野调查：经验与反思”。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应星评议。
讲座伊始，杨善华老师从田野调查成功的两个要点出发进入话题：第一，要进入田野；第二，要获取真相。以今年七月份一次本科生社会调查为例，杨老师指出，有时尽管同学们已经进入田野，却未必易于获取真相，需要有铺垫的工作。以对宁夏银川某村庄的调查为例，杨老师向听众解释了怎样才能做好铺垫：譬如，通过长期与一位历任村干部的村民保持紧密联系，可以借助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对村民进行调查。对于性别视角的问题，则需要注意访谈同学男女搭配分组的细节，以便访谈成功进行。此外，考虑到此地居民收入较低，准备现金劳务作为参与调查的报酬可以有很大帮助。通过对绍兴某村的调查经历，杨老师指出，得到当地基层干部的信任也有助于获取真相。
▴
山西榆社农村
▴
山西榆社农户院门
接下来，杨老师讨论了田野调查的方法论进路。杨老师介绍，现象学社会学，特别是韦伯的“社会行动者”概念以及韦伯对社会行动的理解，表明社会行动者为行动赋予的主观意义能够被研究者理解，而社会学的任务便是理解这一意义。杨老师再次回顾了调查中的数个细节，指出不可用自己的想法代替被访者的想法。在调查的三个视角（即政府官员、学者与农民的视角）中，应当采用农民的视角。 杨老师回顾对四川宜宾的调查，以农民家庭轮流赡养老人的习惯背后的常识为例，指出学者往往倾向于用自己想法替代农民想法的经验教训。为了避免这一错误，研究者需要做到换位思考，以理解农民的想法与生活实践。此外，研究者需要认识到农村问题的复杂与分化的严重，譬如在考量是否需要为受访者提供劳务费的问题时就需要考虑并区别对待不同地区的区域分化与文化差异。
杨老师指出，为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问题，需要做个有心人。杨老师回顾了姚映然论文中一位妇女主任的口述史对陕北农村土改的叙述，展现出官方的阶级斗争话语与民间的记忆选择间的区别。这一案例开启如下思考：国家力量向农村基层下沉时是否存在不可及的层面以及由此引伸出的国家力量进入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问题。杨老师又以易县的调查经历中在国家不遗余力的科学宣传下，当地村民在依然对“大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的现象，进一步说明国家力量较难进入私人空间的事实。
▴
陕西渭南分区农民丈量土地
杨老师认为，田野调查的重点是开掘人物与村庄的故事。人物故事需要从“异常”中寻找，譬如在对韩大爷的访谈过程中，老人受访时的异常现象吸引杨老师挖掘他的背后故事。在对他的访谈中，杨老师通过对话、场景、人物表情等细节的多方面关注，从生活史看出异常，得以从韩大爷身上挖掘出人物坎坷经历背后的历史变迁。为展现历史变迁，除了开掘人物故事，还要关注事件“链”。杨老师以对河北某村民长达二十余年的追踪调查为例，介绍了他人生复杂经历折射出的历史变迁。在一直延续的故事中，与受访者间熟悉、无秘密可言的访谈，才能接触故事的持续发展，最终得到全面的认识。
▴
杨善华老师
随后，杨老师从五个方面出发，结合案例讨论了田野调查的基本做法。
一、悬置与生活史切入。在现象学社会学的语境下，悬置指悬置研究者以前所有的理论预设，在进入访谈现场时放弃一切成见，用心感受被访人。杨老师以宜宾“老蒋”的访谈经历中不同时间 “老蒋”的家庭情况与思想的不断变化说明研究者需跟随受访人的变化才能不断加深对他的理解。杨老师回顾韩大爷的例子讨论了生活史切入的问题，说明宏观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文化会以不同的方式投射到不同的个人身上，从而影响个人的生命历程。
▴
原北京东风电视机厂
摄于1991年
从2008年5月起，杨善华老师同改革开放后任东风厂厂长黄宗汉先后进行了50多小时的访谈。
二、细节与异常的发现。尽管常被研究者忽略，但杨老师指出细节有着重要意义。譬如一位受访者回忆分面的细节展示出其生活的精细，而另一位受访者的养鸽子的细节展现出其对祖辈生活方式顽固的继承。
三、全方位的观察。在对一位复员军人的访谈中，受访人家中收到毛主席接见的照片，这一场景暗示受访人对服役经历的自豪，重视这一场景能对访谈起到重要的作用，结合场景也可以帮助访谈者加深对被访人话语的理解。另一个案例中，生活场景观察能够折射出当地居民经济情况，家庭场景观察则可帮助进入受访人的内心世界。
四、捕捉和提炼。杨老师以在参加某村内婚礼时捕捉到的现象为例，说明研究者需要对被访人的言语、行动的意义进行洞察，捕捉并揭示当地人熟视无睹的盲点。杨老师又举学生所做的村庄干部选举研究的例子，说明捕捉到“空心村”中民主选举与能人政治幻灭间的盲点对于此研究的重要性。杨老师也指出，“提炼”应是文科同学的看家本领，需要对调查所得素材进行提炼才能在论文写作时给出自己的观点，不可进行“流水帐”式叙述。一种方式是提炼概念，另一种提炼的方式则是直接展现事实案例，将生活现象原汁原味地提取出来并赋予其理论意义。
▴
农村干部选举
五、三层次的文本分析。首先，对文本解读的敏感。杨老师举了一位爱面子的受访者的案例，说明研究者要从受访者的文本内容中意识到其言外之意，理解文本的字面意思、言外之意与访谈人的意图。其次，对文本蕴含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这一点需要研究者视野的显现。最后，文本分析时要进行理论概括并寻求与过往研究的对话点。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应星老师指出，杨老师关于田野传统的讲述给人以常读常新的感受。田野调查的定性研究是一种“手工活”，需要依靠微妙的直觉，研究方法与技术性的定量工作有很大差别。定性方法的微妙虽难以讲透，但杨老师“阅人无数”，在数十年的访谈经验积累下能够真正将难以言明的微妙东西指点出来。同时，杨老师的田野调查承接费孝通先生的研究，构成了北大社会学在新时期的传统。应老师也强调，尽管杨老师分享了丰富的调查故事与扼要的调查重点，但“工夫在诗外”，还有数点重要内容决定田野调查功夫的高低。第一，经典理论的功夫。尽管中层理论看起来与现实较近，但深厚的经典理论功夫才是真正能够赋予我们观察事物、洞察事实的最重要的工具。第二，常识感与经验感。研究者需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对人物及其关系、人情、权力等有高度的敏感，而这一点基于大量的知识积累。第三，历史感。杨老师曾撰文谈及历史社会学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应老师也指出，拥有历史感才能对一个人的生命史、一座村庄与一种制度有历史性的把握。
▴
应星老师评议
接下来，应老师引申了杨老师对进入田野与获取真相的重视。应老师认为，“进入”是田野调查与量化研究的重要区别。不同于量化研究的大规模资金人力投入与严格抽样构筑的科学方法，田野调查依赖的是调查的深度。研究者真正走进村庄，走进受访者的生命世界，在这一过程中与受访者从大小怀疑到相互熟悉，最重要的是与村中各式各样的人物交朋友。为了达到深度，就需要时间的投入，具体有两种方式：一是一次性地与受访者共同生活一段时间，譬如“大河移民”的调查中应老师与受访者一整年同吃同住；二是长达数十年的跟踪调查，研究者与所调查的人物共同成长。真相问题则非常复杂，并非研究者去发现某个被掩藏起的真相这般简单。这体现了田野调查的复杂之处，研究者需要虚心悬置其个人判断，并将人物与现象放在场景、历史与关系中，寻找并理解其原因。最后，应星老师总结，田野调查是对研究者耐心、敏感与细心的考验，杨老师的分享是让自己重新学习的过程。
问答环节，杨老师与应老师就在场观众所提出的研究者进入田野接近真相的身份和研究者如何处理、对待自身调查时的主体性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