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8日，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在钓鱼台国宾馆隆重开幕。本届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共创人类文明的未来：信任、对话与合作”为主题，下设12个分论坛和1个海外分论坛。12月10日至11日，由文研院承办的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以线上形式圆满召开，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语文学、考古学等不同领域的十余位中外学者共聚云端，就“文明研究的谱系”、“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文明的走廊和腹地”三个主题分别展开研讨与交流。
2022年12月11日上午，第十九届北京论坛分论坛“文明的交界面：生态与族群的历史反思”第二场在线举行，主题为“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文研院邀访学者、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中西书院特聘教授刘迎胜，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教授Jamsheed Choksy作主题报告。本场活动由昝涛教授主持。
第二场 欧亚大陆的流动性：人和物
※ 贡献与受益
中国历史研究的全球视角
浙江大学刘迎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贡献与受益：中国历史研究的全球视角”。他首先介绍了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地理位置论的内容。刘迎胜老师指出，尽管从跨文明交流的角度看，中国的地理位置相对封闭，但遥远的距离并未阻止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交流。
史前东西交流主要依托于欧亚草原通道。中石器时代中国用于制作石器的勒洼娄瓦技术就来自西欧。文明时代前夕，冶金术也通过欧亚草原传入中原地区。常见谷物中，小麦约在5千年以前从欧亚草原及中亚绿洲这两条线路传入中国，而中国原产的农作物粟也通过中亚绿洲传到西方。中国的重要畜产黄牛以及最早的车辆也均来自于近东，在二里头和商代遗址中就曾发现车的痕迹。此外，在文明时代前，操印欧语的人群向东迁移，其中使用吐火罗语的族群后来定居焉耆、库车等地，而使用东伊朗语的族群则迁至和田，塔吉克族至今仍在使用该系统的语言。
然后，刘迎胜老师将视角转向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认为这经历了一个从“天下”到“世界”的转变。由于最初与世界往来不便，中国形成了“天下”的概念，在自己所能看到的世界里，君王认为自己是最高的天子。但在跨文明交往过程中，中原王朝开始了解到欧亚大陆其他文明。随着与游牧民族交往的深入，中原王朝的作战方式从使用战车转向骑马，也开始了解北部游牧民族的服装。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对北方地域的描述较少，两汉后逐渐形成了由近及远的认知范围，依次为长城、大漠、瀚海与行国。南北人群与物质移动存在双向性，既有中原王朝远征匈奴，也有北方游牧民族入附汉地、入主中原。南北之间还通过关市，进行丝帛与马匹的贸易。
刘迎胜老师还指出，应该关注游牧民族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例如，斯基泰人和匈奴人有共同的习俗。进入历史时代后，北匈奴、月支、突厥及蒙古，都曾在亚欧大陆上主导着人群的移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便最早描绘了这种东西文明交往的现象。
接下来，刘迎胜老师将视角转向丝绸传播的通道。约一百年前，阿勒泰地区巴兹雷克古墓中就曾发现类似楚地的丝绸。新疆吐鲁番阿拉沟区也曾发现春秋时代的丝绸。这两个例证可说明东西方间存在着长途接力棒式的交往现象。丝织业的传播是中古时期中原与欧洲双向交往的重要例证。拜占庭史料就有中国养蚕与纺织技术被带到当地的明确记载。北魏王朝以“拓跋”作为中国的名称。此名也借由突厥语民族的通道，从欧亚草原传到拜占庭。
接着，刘迎胜老师介绍了佛教与古印度文化入华的影响。佛教的传入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存在着很多国家与民族。佛经中有“四天子说”，替换了原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按照此说，东晋天子号称人主，印度天子号称象主，西方胡人天子号称宝主，而北方游牧民族君主则号称马主。
中外交往也促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佛教东传后，中国僧人根据外国僧人说汉语没有声调且词序不同的特点，发现了汉语区别于印度语言的特点：中国人用眼睛来辨别方块字的意思，而印度人则通过朗读词音来辨别词意。这促使了中国后来创造反切、研究音韵与归纳反切上字——“字母”。
中国最早通过佛教认识古希腊，将古希腊的重要支脉爱奥尼亚译为“庾那”，元以后又将希腊译为“欲那尼”。亚历山大大帝是希腊帝国的创立者，其名字亦存留于东方民族的记忆之中。如《诸蕃志》将“亚历山大”译成“遏根陀”，此名字又通过突厥语在伊斯兰教徒处被称为“双角”王，在汉文中也作“徂葛尼”。穆斯林文献中，“亚历山大”也作“亦西刊达而”，“亚里士多德”则作“阿剌思他黎西”。
大航海时代前夕，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了辽阔的蒙元帝国，由此开启了东西远距离直接交往的时代。时人称其疆域为“从日出到日落之地”。此时出现了鲁卜鲁克、马可波罗等往来于东西的商使。随着疆土扩大，欧洲的地理知识也通过伊斯兰世界传到中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地球仪。
该时代的地图中也描绘了欧洲与中近东。例如，《经世大典图》中标明了俄罗斯、巴林、巴格达、波斯湾等地。《大明混一图》东起日本、朝鲜，西到次大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及整个非洲大陆。在郑和航海之前，中国地图上已画出了大西洋的位置。《混一疆里历代国都之图》中可见大西洋，可见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中国前，中国的地图上已标明了这条航线所经海域。此时还出现了富有世界色彩的蒙古人名。如元宪宗蒙哥将儿子起名为“阿速歹”，阿速即今天的亚述海。还有人起名为马扎儿台、斡罗思、忻都、花剌子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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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混一图》
最后，刘迎胜老师指出，古代中国曾给大航海时代的开启注入东方动力。马可波罗为欧洲带来了中国的故事，刷新了欧洲对中国的认知。另外，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过渡过程也在中国完成。中国人把火器装在船上，这种兵器的革命后来传到了欧洲。造纸术、活字印刷、罗盘与火器，均是人类社会重大变化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
※ 解读丝绸之路
历史流动中的琵琶华化与分层
上海音乐学院徐欣老师的发言题目是“丝绸之路历史流动中的琵琶华化与分层”。徐欣老师认为，此问题可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琵琶在历史中的流动性问题，其二是琵琶在流动过程中的本土化问题。在本次发言中，徐欣老师试图找寻当代中国琵琶中的丝路传统。
首先，徐欣老师介绍了琵琶的三个不同脉络。其一为秦琵琶。这是一种中国本土的抱弹类（又称鲁特类，Plucked Lute）乐器，但也有说法认为此器乐本出胡中，为北地匈奴的马上之乐。其二为五弦直项的胡琵琶。有人认为此物本于中亚，经波斯再传至印度。其三为四弦曲项的琵琶。这种琵琶在南北朝时期经波斯从西域传到中国，后又继续流传到日本。此类型的琵琶是中国当代琵琶的源流。徐欣老师认为，四弦曲项琵琶是真正经历了华化过程的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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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琵琶
当代琵琶一方面延续了丝路传统，同时也具备显著的本土化特点。徐欣老师接下来从历史和当代两个方面回顾了琵琶本土化的过程。她想观察中原的琵琶在多大程度上保留着周边文明的痕迹，同时也想审视中国琵琶在经历长期华化后，是否塑造了全新的传统。徐欣老师认为，在讨论此问题时，需要厘清审视琵琶传统的维度。琵琶传统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其一为“器”，如形制特点等；其二为表面，如演奏特征等；其三为声音，涉及乐谱、旋律、技法、音质等因素。
徐欣老师从这三个方面总结了历史上周边文明中的琵琶的特点。她指出，无论是在1-2世纪的犍陀罗艺术、9世纪的龟兹克孜尔石窟还是吐鲁番摩尼教波斯语写本中的琵琶图像，都具备曲项特征和月牙形音孔，可视为琵琶传统在“器”方面的特征。
琵琶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横抱及运拨的演奏方式。与早期琵琶相比，现在的琵琶变曲项为直项，形态也从细长变宽幅。明代以后，琵琶的演奏方式由横抱运拨转为竖抱用指弹，这种变化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当代琵琶与丝路传统之间存在大的断裂？解答这个问题需要转换视角，徐欣老师认为，除了当代专业琵琶外，也要观察民间琵琶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目前民间琵琶大致有陕北琵琶、川陇交界处的琵琶以及福建泉州琵琶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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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琵琶
陕北琵琶与唐代琵琶在形制及演奏方式上非常相似，具备曲项、横抱、运拨、音孔和宽幅等特征。其中曲项、运拨为普遍性特征。而其余特点则在某些村落传统中延续。福建的南音琵琶保留了曲项及月牙形音孔的特征，取典型横抱的演奏方式，且相对宽幅，唯一不同之处在于用手弹而非运拨的方式。云南纳西的琵琶亦呈现宽幅形态，其月牙型音孔也与唐代琵琶相似。四川南坪的琵琶则还保留横抱及月牙音孔的特征。
由此可见，民间琵琶与丝绸之路传统在许多层面上仍保持延续性。徐欣老师认为，从民间的“土琵琶”重审丝绸之路抱弹鲁特乐器的传统，可能是解答问题的一个契机。借由这种视角，徐欣老师接着分析了琵琶的第三种特征——弦的特征。历史的声音已难重构，但通过弦制的特殊性，我们可以逐渐接近这个问题。
中国当代琵琶有四根弦，且每个弦的并弦音都不同。而民间琵琶取三弦或四弦并不统一，且并弦都是两弦定一音，故四弦只发两音，如川陇琵琶用三根弦指定两音，陕北琵琶四根弦指定两音。我们把并弦的特征称之为“辅音并弦”，跟中国专业的琵琶有别。辅音并弦的特征在周边文明中也非常明显。如印度西塔尔琴、阿拉伯地区的乌德琴以及萨摩琵琶都取辅音并弦方式。
最后，徐欣老师总结道，民间琵琶延续了历史的传统，可根据其特殊性进行反向关联，推测最初琵琶的声音形态。从方法论层面说，可从活态考古的层面，由当代田野资料入手考察琵琶的历史问题。
※ 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影响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Jamsheed Choksy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影响”。他以先后在亚洲西部生活过的几个民族为主要例证，讨论了民族迁徙的影响。公元前1世纪的帕尔萨波斯人、公元前3-5世纪的马达梅德人以及公元13-14世纪的蒙古人曾前后在伊朗地区居住。三次大规模移民造成了当地语言、信仰及习俗的改变。
Choksy教授首先介绍了伊朗和波斯人的移民情况。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游牧民族开始从中亚向西南移动。公元前21到19世纪的青铜时代，他们从里海西岸向东进入了印度。移民们最早曾到伊朗，此处至今保留了当时的文化遗迹，如考古发现了45个村庄，并出土金器、铜器、镜子、羊毛等遗物。这些在印度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族群的移动。在过去20年，考古学家曾在前苏联、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东伊朗发现了多种时代的工具、习俗，以及使用火的现象，只是缺少文字辅助判断准确的情况。公元前1000年后，伊朗部族开始向西移动进入中亚地区，印度伊朗语也伴随传入。期间出现的许多神祇、习俗均与游牧民族有关。种种迹象表明，当地活跃的统治家族是以联合形式建立起的部族联盟。
接下来，Choksy老师试图观察伊朗高原上的移民是如何在此地居住繁衍的。考古成果提示我们，这些移民可能来自铁器时代的先民。Choksy老师推断，他们最有可能取里海东部的河谷和相关山地通路，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伊朗高原。一系列的古籍文献也可证明这一点。同时，还有一支可能取道高加索山脉进入欧洲。这两个主要部族分别为米底人及塞种人（斯基泰人），他们最终于公元前9世纪进入伊朗高原。最后，波斯帝国占领了此地，并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
很多记录显示，游牧民族在定居之后将本地居民的习俗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中。如定居的伊朗人开始融入中东地区文化，其文献多使用两种不同的文字：包括横写的老式书写方式与新书写方式。在叙利亚，埃及和希腊的天文学、巴比伦的节日历法也开始被吸纳进他们的文化之中。
同时，擅长马术的阿尔泰人在公元前3世纪开始往东南方向移动，重新占领伊朗，最终到达底格里斯河，在伊朗西部建立了自己的城市。他们本使用波斯语，此时却开始学习希腊语，并接受希腊习俗，同时与中国和希腊人开展贸易，也让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保护他们的北部边疆。这些波斯人甚至开始觊觎希腊领土，比如西欧的某些地区，并与罗马人作战，宣称自己是希腊人的后裔。
公元1世纪起，伊朗习俗开始在该地复归。这些移民们开始重新使用伊朗名字、服饰、法律、习俗、建筑与写作方式，并重建伊朗式的城市。不过即便如此，他们也无法完全回归原有的习俗，因一直到整个伊朗波斯帝国覆灭前，他们仍然保持着定居民族相关的习惯。伊朗诗歌《叙利亚之书》，记录了牧者与山羊之间的辩论，该诗歌显示，这些移民后裔更喜欢定居者的习俗、服装与语言。
最后，蒙古人于13世纪通过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所有伊朗地区。蒙古人最初为活跃于中蒙高原的游牧民族。他们骑马，畜养山羊，按季节在草原上游牧，部族之间建立联盟。铁木真将这些部族联合起来，后被推选为可汗。此后，他们开始建立起有实体法律的联盟及更强大的军事集团，对中国、伊朗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征服。1219年，成吉思汗要求其子进攻伊朗。1221年，蒙古大汗对多地进行屠城，却因为欣赏定居者的技能而保留了城中的手工业者。
这些蒙古人征服伊朗后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同时带来了中国的造纸术，但他们在伊朗地区的帝国统治非常短暂。他们首先作为征服者带来了自己的文化，后逐渐改信伊斯兰教，开始拜访伊朗的清真寺和圣殿。定居在高加索地区后，他们也开始穿起伊朗人的服饰。可以看到，蒙古人从最初的游牧民族进入伊朗城市后，逐步开始接受了伊朗的定居化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 历史视野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中亚
以16-19世纪中亚穆斯朝觐为重点
北京大学昝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视野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中亚——以16-19世纪中亚穆斯朝觐为重点”。昝涛老师指出，本次发言的问题意识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上的现实变化带来的思考。面对正在出现的欧亚地缘政治变动，历史考察可以为理解现在提供参考。
昝涛老师认为，大概有四种视角可以帮助理解土耳其和中亚的关系：20世纪初期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20世纪晚期波兰裔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理论、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以及20世纪晚期土耳其政治家Ahmet Davutoğlu的“战略纵深”理论。
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与海权和陆权理论的争论有关。他最著名的表述就是“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统治世界”。麦金德在讨论该问题时也比较多地考虑到了古代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与欧亚大陆的历史关系。所以，他对我们理解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央欧亚的关系，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布尔津斯基认为，土耳其由于具备特殊的地理位置，起着地缘政治支轴的作用。他发现，土耳其向欧亚大陆的发展主要考虑的是里海能源，若要伸向更远的中亚地区，则需借助精神纽带，比如语言、宗教、民族的联系。布热津斯基预言，土耳其有成为地缘政治战略旗手的潜力。此说的背景是，苏联解体后中亚-高加索地区出现了数个讲突厥语的新兴民族国家。
亨廷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并以文明作为看待该问题的范式。亨廷顿把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乌克兰等国视为“无所适从的国家”。他发现这些国家对于文明的定位并不清晰。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他便重点探讨了土耳其的情况。
Davutoğlu“战略纵深”的理论，有时也被外界视为新奥斯曼主义。此说更关注土耳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整合了之前的观点，Davutoğlu也比较多使用了“地缘文化”概念。昝涛老师认为此观念与亨廷顿文明的观念并不一样，被亨廷顿视为文明定位模糊的现象，Davutoğlu则视之为优势。比如，谈及中亚地区冷战后新兴的突厥语国家，Davutoğlu主张土耳其应该主动复兴历史和地缘文化身份，利用伊斯兰身份，去建立自身的势力范围。昝涛老师指出，土耳其与欧亚大陆腹地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认为是土耳其的欧亚主义。
根据丹尼斯·塞诺，对于中央欧亚的定义有两个重要的突出特征：草原与游牧。只有在该自然地理条件下才能建立起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不过，中央欧亚地区的周边近代早期开始出现一批几乎同时并立的定居化帝国，如明-清王朝、俄罗斯、奥斯曼帝国、莫卧儿王朝及伊朗的萨法维。由于他们几乎同时出现和并立，并使用火药，也被称为“火药帝国”。在大航海的时代，它们中也出现了经济中心向沿海发展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上基于草原游牧帝国的中央欧亚地区，其活动空间受到极大挤压，从此之后也再未出现过成吉思汗式的世界征服者。定居化帝国并立挤压中央欧亚空间的趋势，实际上是中央欧亚地区近代早期重要的发展特点，它也构成了我们理解今天土耳其与中亚关系的历史背景。
此外，昝涛老师认为，在中央欧亚地区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其一是伊斯兰化。16世纪时，从中东到中亚，伊斯兰化不断发展为普遍特点。其二是突厥语的发展。土耳其人将突厥语永久性地确立在中东地区，中央欧亚地区的突厥语也日益成熟和发展。而这两个趋势，构成了土耳其与中亚地区关系的历史基础。
历史地看，土耳其人的出现与11世纪与14世纪塞尔柱人与奥斯曼人的先后崛起有关。塞尔柱人的政治中心仍然在亚洲，但其后继者的政治中心已经进入了欧洲的范围。而奥斯曼人并没有把中亚纳入到自己的统治范围。奥斯曼帝国和中亚的地缘政治关系实际上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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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版图
对奥斯曼帝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维系与中亚地区松散的联系。实际上1517年后，也就是奥斯曼人征服了阿拉伯地区以后，奥斯曼人直接控制了两大圣城——麦加与麦地那。考虑到前面提到的中央欧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这一联系就不言而喻了。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中亚地区穆斯林的朝觐。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同时也是逊尼派穆斯林的哈里发，因此，哈里发所在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成为中亚地区穆斯林的精神向往。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奥斯曼人曾经兴起几种重要的思潮。其中一种是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哈里发的地位，希望能够建立起某种精神性的团结来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另外一种则是出现于帝俄控制下的突厥语民族之中的大民族主义。资料显示，奥斯曼帝国长期维持了某种宗主国式的高姿态。这主要表现在册封中亚地区当地统治者、对前来朝觐的穆斯林给予特殊照顾与赏赐等。奥斯曼帝国与中亚地区，虽然没有实质性的政治和军事的往来，却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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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穆斯林朝觐路线
另外，昝涛老师猜测，奥斯曼帝国与中亚地区之间的朝觐行为，在大航海背景下，可能对传统陆上丝绸之路有一定的维系作用，这或许可以对传统陆上丝绸之路衰落论构成某种纠正。而中亚地区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精神性联系，对于今天我们来理解土耳其与中亚的关系，仍然有历史参照意义。欧亚大陆的多个国家都在尝试复兴“丝绸之路”的概念意象，这些传统联系的内容、形式及其动力机制，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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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四场主题报告后，论坛进入集体讨论环节。Jamsheed Choksy老师首先向昝涛老师发言中提到的丝绸之路的未来走向提出疑问。昝涛老师回应称，欧亚大陆之所以被多位学者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的发动机，就是因为这里长期存在着最为广泛的交往和联系，促进了思想、文明、物质的交流。这样的联系是难以阻挡的。接着，围绕跨民族交往的影响这一问题，Jamsheed Choksy老师回应称，不同民族可以双向交流学习想法，相互贡献文明成果，同时也期待未来的文化交流带来更多贡献。徐欣老师就琵琶从中亚传播到南亚、西亚的过程中的演奏方式与乐曲风格的变化这一问题进行补充。她认为，音乐是乐器流动性最强的部分。每个地域都有自己的曲目库，故旋律方面的本土化特征尤其明显。
最后，老师们聚焦当下的新丝绸之路与全球疫情的现实背景进行补充发言。Jamsheed Choksy老师认为，当今社会可借鉴古代丝绸之路，推送各国人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昝涛老师指出，疫情与全球化这两个环境新变化带来许多叠加影响，从微观层面上说也影响了青年个人的人生选择。Jamsheed Choksy补充称，人类曾经历过数次疫情，并在其中幸存。虽然学习与研究可能会一度中断，但知识传播与社会运转总会继续。他呼吁人们应该保持希望，再次团结起来抗击疫情，学生们也要保持学习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