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北大文研讲座12】伊佩霞:宋代的榜谕告示

发布时间:2016-11-16

2016年11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简称“文研院”)邀请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关于“宋代的榜告示”问题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文院院长邓小南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后滨教授出席,数十位师生参与。

 

伊佩霞教授

 

在开场介绍中,邓院长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伊佩霞教授在中国中古时期(middle period)的家族史、妇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贡献,充分肯定了她在国际史学界的影响。而本次讲座中伊佩霞教授带来的是她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问题也与近来国内史学界一些学者对帝国内的沟通方式与社会秩序的关注有着密切联系。

伊佩霞教授首先以宋代史料中记载的三个具体事件为引子,引出了她对宋代官方向民众发布的榜的思考。伊佩霞教授的研究主要利用《宋会要辑稿》、《作邑自箴》、《靖康纪闻》、《名公书判清明集》和朱熹文集等五种重要史料中的材料,主要目的在于解答有关榜告示的一些基本问题:宋代官方会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目的张贴文榜告示民众?张榜的行为是否随时间变化而有发展变化?这一行为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

伊佩霞教授指出,宋代的文榜一般被粉刷或张贴在路府州县衙门对外的墙壁上,或是张贴在人员聚集的要路、热闹之处。这与榜文内容需要得到民众周知有关。而官方出榜告谕民众也可能是出于多种目的,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同。从《宋会要辑稿》保留的中央政府要求榜民众的命令来看,其榜示内容比如招募兵士、招募商人入中粮草或是发布一些与民众生活相关的经济、法律命令。《宋会要辑稿》显示似乎中央政府是榜的主要发布者,但是《作邑自箴》显示,县官不需要上级指示就可以发布很多文榜。其中提到地方官员上任后应当张贴的榜文,多是抚慰民众、善罚恶或是在征发赋税过程中晓谕民众的内容。《靖康纪闻》显示在战争期间,榜文可以向民众更新局势的进展,发布关于战争动员、食品分配等问题的命令。而对朱熹而言,张贴文榜也是他在辖区内敦化风俗、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

那么,向民众张贴榜的行为在历史上是否随时间发生演变呢?就这一问题,伊佩霞教授是从儒家经典的记载开始说起的。《周礼》中有“正月之吉,各属其州之民而读灋,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的说法,这很可能并非是周代实际有过的制度,但这也是儒家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资源,朱熹便对这一内容有所重视。对榜示民众比较确切的记载出现在汉代,《汉书·贾山传》有“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疾病扶杖而往听之”的记载。唐代也有布告天下、宣布中外的说法,使用的说法与宋代相似,但是大多数是指的对官吏的告示,而不是对一般民众;相反,唐代记载中会有一些对于官员并不将信息告诉一般人的抱怨;到了九世纪后期、十世纪,政府的诸多命令开始可以到达一般人的范围,但似乎都是有关法令的问题。

而在宋代,张榜行为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第一个重要变化是文榜更多地使用印刷品,这使得政府命令能够更快地传达出去,并使更多人有机会知晓其内容。宋高宗是这一变化的主要支持者,他多次要求行下的文榜要镂版。另一个变化则是,在法令之外,面向民众的榜文承载了更多的教化用途,朱熹正是这一方面变化的积极倡导者。伊佩霞教授提示我们,这些变化可能同宋代印刷业的发展有关,且这样的行为可能使得榜文的作者与读者都对自己参与了政治进程而产生满足感。

在揭示了上述变化后,伊佩霞教授开始转而评估张榜行为的实际运转情况。在宋朝民众似乎一般不会被聚集起来听官府的统治,然而很多消息仍然传布很快。那么,读写能力有限的民众如何接受到以文字为载体的榜示中的信息?一般在官府出榜以后,会有很多民众自发聚集来观看,其中识字能力较强者便可以口传方式告知读写能力较差者,榜文内容往往以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进入民众之中。因此官方经常强调榜文要大字、清楚,以便识字者认读。

那么,作为一种官府向民间传递信息的方式,张榜的实践效用如何?伊佩霞教授就此问题,将宋代的情况与今天、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罗马做了对比。比起今天多种媒介的及时传播,我们当然不能对宋代官府信息传播的速度、效率抱有过高的期待。但是比起同时期甚至稍晚时候的欧洲,宋代还是自有其特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印刷术的不同影响:在欧洲,印刷术带来了具有更多新消息的小册子,而张贴的告示更多地还是手写的;而且在欧洲,政府命令的传播更多地还是与使者到地方口头传播相结合,民众聚集在公共场合共同聆听消息,这种情况与宋代非常不同。伊佩霞教授提示道,这样的行动背后,除了传递消息之外可能还要为其他目的服务。

 

 

讲演结束之后,在场的各位师生踊跃地向伊佩霞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见解,讨论气氛热烈。刘后滨教授比较关注阅读现场、解读者与抄写者的政治交流,提出榜发布之后谁来解读、谁来抄写以及乡村文化精英与政治领袖的形成之间关系的问题。伊佩霞教授对此回应道,印刷品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谁来抄写的问题,而民众的口耳相传可能是熟人之间奔走相告,也可能只是临时询问偶然遇到之人,因此张榜的行为与乡村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之间似乎较难建立比较确实的联系。

其他师生也就榜告示与识字率、印刷术的关系,其他时代、其他类型的史料在研究这一问题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宋代官方的信息类型与传播形式等等问题与伊佩霞教授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不知不觉间橘色的夕阳已经映入窗帷。最后,本次讲座在到场师生们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