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日本东京大学准教授佐川英治作了题为“北魏六镇史三题——设置、变质、崩坏”的讲座。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罗新主持讲座；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侯旭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韦正，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铿、叶炜以及校内外师生百余人参与活动。
佐川英治先生指出，六镇之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受到了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关于六镇本身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例如2014年内蒙古固阳县召开了“北魏六镇学术研讨会”，说明了学界开始重视六镇史的研究。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以来当地考古学者陆续发表的关于六镇遗址的研究成果，卫星照片也使进一步观察六镇遗址及其规模成为可能，再加上新出土墓志的不断涌现。借助于以上这些新条件，并经过实地考察，佐川先生完成了关于北魏六镇史的研究。佐川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报告：
一、北魏“六镇”考
关于何谓“六镇”的问题，中国学者作了广泛的研究，大多认为北魏迁都前后的“六镇”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六镇的范围则说法各异。例如严耕望先生认为北魏迁都以前的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六镇，孝文帝以后变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镇；牟发松先生对迁都以前六镇的看法与严先生相同，而认为迁都后变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以这七镇称“六镇”。佐川先生表示他对六镇的结论与牟先生的观点一致，但是对变化原因的解释则有所不同。
北魏设置六镇是在太武帝时期。神䴥二年（429），北魏打败柔然，将高车人迁至漠南即蒙古高原的南部，范围“东至濡源，西暨五原、阴山，竟三千里”（《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因此六镇应当在这一范围里。《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纪》武帝永明二年（484）“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条胡三省注，认为六镇是武川、抚冥、怀朔、怀荒、柔玄、御夷。但是此时没有御夷镇，由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诏书中提到的“六镇及御夷城人”（《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可知，故胡三省之说是错误的。而在北魏末年六镇之乱以后改镇为州时，史载“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魏书》卷八九《酷吏·郦道元传》），可见迁都以后御夷已经是六镇之一了。关于沃野镇，《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天德军条：“沃野故城，在军城北六十里，即是后魏时六镇从西第一镇也”，可见沃野镇也是六镇之一。但是沃野镇本不在六镇中，观《太平寰宇记》卷三六灵州条“正始三年，尚书源思礼（怀）、侍郎韩贞抚巡蕃塞，以沃野镇居南，与兰山泽六镇不齐，源别置三戍”可知。沃野镇本位于汉代的沃野县，在孝文帝、宣武帝时两次迁移位置。源怀是北魏六镇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宣武帝时对六镇做了很大的改革，即“迁徙七镇，别置诸戍，明设亭候，以备北虏”（《魏书》卷八八《良吏·宋世景传》）。这里出现了“七镇”的说法。此外赤城镇在迁都以后被御夷镇取代。因此迁都以前的六镇是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赤城，迁都以后变为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七镇。
源怀改革六镇是为了“备北虏”，那么此前六镇的功能是什么呢？太武帝将高车人安置在漠南，让他们放牧并接受他们的贡纳。台湾学者康乐先生认为六镇“在一开始时是以镇守这些高车‘新民’为主要目的之一的”，而不是为了防御“北虏”。佐川先生对此表示完全赞同。太武帝最早在漠南安置高车人的时候，“诏司徒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侍中古弼镇抚之”（《魏书》卷四上《太武帝纪上》），即由四个将军来镇抚他们。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东部高车叛乱，江阳王继受命平叛，史载“自怀朔已东，悉禀继节度”，后来在追述其功绩时又称“太和中慰喻高车、安辑四镇”。可知在怀朔以东的军镇中，有四镇与高车关系甚深。佐川先生认为四镇当是怀朔、抚冥、柔玄、怀荒四镇，理由之一是这四镇的名字都是怀柔北方的意思，而武川镇、赤城镇都是地名。据资料记载，武川镇在道武帝时已经存在，所以镇抚高车的四镇不应包括武川。后来把与四镇在同一范围内的武川、赤城两镇囊括进来产生了“六镇”的说法。
关于六镇与高车的关系，《魏书》卷四〇《陆俟传》中可见在六镇中存在“皇帝——镇将——诸莫弗”的体系。关于“莫弗”，罗新教授在《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中认为是高车役属于柔然时所得到的酋长的名号。而在六镇之前对于高车人的管理则与此不同。《魏书》卷三《明元帝纪》载“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可见在六镇设置之前，存在着“皇帝——护高车中郎将——部大人”的体系。部大人与莫弗有着本质的不同，部大人的权力比莫弗大得多。《魏书》卷一〇〇《豆莫娄传》云“无大君长，部落莫弗皆世为之”，部大人应当就是大君长，可见莫弗应该是部大人之下的部落酋长。《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在北魏离散部落之后，高车人还保留了原有的部落体系，因此北魏朝廷利用护高车中郎将与部大人交往。设置六镇以后，六镇中只有莫弗，不再有部大人，皇帝通过莫弗接受贡纳。在太武帝、文成帝时，皇帝在夏天还会到蒙古高原、阴山、河西一带，与高车部族接触，甚至有时会参加他们的祭礼。所以六镇形成了新的草原支配的方式。
主讲人佐川英治教授
总而言之，在游牧社会中存在着单于——部大人——酋长（莫弗）的支配方式；在六镇设置以前，北魏与高车人建立的是皇帝——护高车中郎将——单于·部大人——酋长（莫弗）的间接附属体系；而在六镇设置之后，则建立了皇帝——镇将——酋长（莫弗）的直接贡纳体系。设置六镇的目的就在于皇帝直接与高车部落酋长建立关系。
二、北魏六镇与司马氏
六镇在北魏迁都前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概括为六镇的军事化。北魏献文帝时，南朝的刘宋爆发了晋安王子勋之乱，淮水以北的四州进入了北魏的控制，北魏需要更多的军事力量派遣到南方。随着这一变化，在孝文帝时都城也迁到了洛阳，北魏的国家治理重点由北边转向了南方，六镇的体系也随之改变了。六镇的军事化具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
1.六镇的再配置。前面提到宣武帝时“迁徙七镇”，源怀因为沃野镇偏南，将其迁徙到北边与其他六镇平齐的地方。除了沃野镇以外，其他各镇可能也都做了调整。赤城镇在北魏后期不见于记载，而出现了御夷镇，从名称中也能看出六镇的功能从“绥和荒服”变成了“备北虏”。由此六镇形成了一条新的抵御柔然的防线。
2.六镇的城堡化。孝文帝太和年间，中书监高闾提议在六镇北边修筑长城，而是否付诸实施并未被记载。不过考古学者发现了在六镇的东部有长城遗址，被认为是在高闾建议下修筑的，可见高闾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水经·河水注》云武川镇“城以景明中筑，以御北狄矣”，可见武川镇在此前是没有城的，而宣武帝时为了“御北狄”而筑了城。在迁都以前，北魏采取在秋冬季节派遣军队在北方大范围巡回的方式来防范柔然的入侵，这种方式被称为“游防”。在“游防”政策下，六镇不需要过多的军事力量。而在迁都以后，“游防”的方式对洛阳朝廷是沉重的负担，因此要在六镇筑城，以“罢游防之苦”。在高闾之后，最终对六镇做出改革的是源怀，他对六镇改革的意见据说有58条，“筑城置戍”是其中重要内容。因此，作为都市的六镇正是出于迁都洛阳后北边防卫的必要性发展而来的。
3.六镇的组织化（都督制的实行）。过去的研究认为在迁都洛阳之后，六镇军将的地位下降。这种认识有其合理性，但是应该看到，迁都洛阳后六镇镇将地位下降，并非只是政治上轻视的表现，而是出于将六镇军事化、组织化的要求。史料中可见的都督六镇的记载基本都出现在孝文帝之后。此前单独存在的各个军镇，在孝文帝时期因设置都督区而被组织化，因而也构成了上下统属关系，下级军镇镇将的地位自然比孝文帝以前低。但是怀朔镇是个例外，因为怀朔镇经常是都督六镇的中心。
总之，迁都以后六镇的军事化是因为其职责的改变，六镇不再只是为了“绥和荒服”，同时还被赋予了“防御北狄”的新任务。
六镇与凉州人有着密切的关系。还可以看到，司马氏在六镇中有很大的势力，司马楚之、金龙、跃父子三人先后担任云中镇将共43年，“朔土服其威德”。司马文思也长期担任怀荒镇将。取代司马文思的是李宝，他出自西凉的王室。李宝的儿子即著名的李冲，曾经建议六镇中的“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张铭心先生在《司马金龙墓葬出土碑形墓志源流浅析》一文中曾揭示司马氏与凉州人之间关系匪浅。从婚姻关系中亦可见一斑，司马金龙是司马楚之与北魏王女河内公主之子，娶妻钦文姬辰是自称南凉景王秃发傉檀之子源贺的女儿，夫妇共同育有三子。司马金龙还与具有北凉沮渠血统的女子育有一子，该女子则是降于北魏的沮渠牧犍与太武帝之妹武威公主的女儿。陈寅恪先生指出凉州的自立始于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八王之乱后，大批人群逃居凉州，他们奉东晋为正朔，因而与司马氏有着特殊的感情。六镇中不少人是从凉州来的。《周书》卷二八《史宁传》称史宁是建康表氏人，史载“魏平凉州，祖灌随例迁于抚宁（冥）镇，因家焉。父遵……属杜洛周构逆，六镇自相屠陷，遵遂率乡里二千家奔恒州”。可见抚冥镇就有2000户凉州徙民。北齐勋贵中也有许多凉州徙民，例如司马子如、孙腾、麴珍、牒舍乐等。让凉州人士在草原地带建造都市的意义何在？可以推测凉州与游牧民族关系密切，因此将凉州人放在草原地区与游牧民族交往肯定是有某种意图的。另外，唐李氏自称北凉李暠后裔，可能本来并不是为了在中原社会炫耀自己的出身，而是在六镇社会中炫耀。
三、北魏末期北边社会与六镇之乱——以《杨钧墓志》和《韩买墓志》为线索
《杨钧墓志》本世纪初出土于陕西省华阴县，中日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分析，但是关于杨钧与六镇之乱的关系尚未有人探讨。佐川先生认为之所以爆发六镇之乱，杨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六镇之乱爆发之时，杨钧任“都督怀朔、沃野、武川三镇诸军事，怀朔镇大都督”，可以说六镇之乱就是在他管辖之下爆发的。杨钧之子杨宽曾任将军、高阙戍主。高阙就是后来爆发六镇之乱的地方。杨钧父子还与柔然有关系，《周书》卷二二《杨宽传》：“时茹茹既乱，其主阿那瓌来奔，魏帝遣使纳之，诏钧率兵卫送。宽亦从，以功拜行台郎中。时北边贼攻围镇城，钧卒，城民等推宽守御。寻而城陷，宽乃北走茹茹。后讨镇贼，破之，宽始得还朝。”
《韩买墓志》见于《晋阳古刻选》一书，其“韩”字漫漶不清，但据考证当是韩买无疑。韩买就是杨钧之后的军主。史书在记载六镇之乱时，基本上称叛乱的人是“戍卒”。但是《韩买墓志》中还说到“杂种酋渠，远近相扇”。《北史》卷一六《道武七王·广阳王建附深传》中亦称“六镇俱叛，二部高车亦同恶党”。
再来看破六韩拔陵，史书中说他是沃野镇人，但他并不是一般的兵士，史书记载与他同族的破六韩常“世领部落，其父孔雀，世袭酋长”（《北齐书》卷二七《破六韩常传》），因而破六韩拔陵也应是酋长之类的人物。与他一同叛乱的斛律金，其父是第一领民酋长；贺拔胜的父亲是武川军主，祖上是大莫弗。破六韩拔陵推测也应是军主。一般认为北魏的军主地位很低，史载“一生推迁，不过军主”。但是六镇中的军主可能地位并不低，因为六镇中没有民政机构，只有军事机构，民政事务也由军将负责，例如《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怀传》“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细民，先贫后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讼者，镇将已下连署之官，各夺一时之禄，四人已上夺禄一周”，就是镇将负责均田的记载。迁都以前镇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与莫弗保持良好关系，而在迁都以后六镇组织化，军主则在都督支配之下。
六镇之乱为什么爆发？以往学者主要从阶级矛盾的角度来分析，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就在523年发生叛乱。需要注意的是，520年柔然阿那瓌投降，北魏朝廷讨论如何安置柔然降人。袁翻主张将他们安置在较边缘的地方，而当时掌权的元叉则力主将其安置在怀朔镇的北边，“请沃野、怀朔、武川镇各差二百人，令当镇军主监率，给其粮仗，送至前所，仍于彼为其造构，功就听还”（《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杨钧与元叉有着密切关系，史载“恒州刺史杨钧造银食器十具，并饷领军元叉”（《魏书》卷五八《杨播传附昱传》）。杨钧是元叉政策的执行者，尽管有激烈的反对，还是将柔然安置在了六镇的北边。但是随后阿那瓌叛乱，朝廷派遣李崇平叛不果，因而李崇提出“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北齐书》卷二三《魏兰根传》）。他自己说这一措施是为了提高镇民的地位，实际上主要目的可能在加强对六镇居民的管理。这一举措引起了六镇居民的反感，最终导致了沃野镇的叛乱。“寻李崇此表，开诸镇非异之心，致有今日之事。”（《魏书》卷六六《李崇传》）在叛乱中，“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便自意轻中国”（《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广阳王建传附渊传》）。镇民与北魏朝廷的关系已经非常淡漠了，开始出现反抗北魏的心理。
综上所述，六镇之乱的主导是酋长阶层，他们是军镇的军主阶层。叛乱的直接起因是北魏引柔然进入漠南，威胁了他们的生存。积极推动引柔然入漠南政策的是怀朔镇将杨钧，所以叛乱也最早从他管辖的六镇西部地区开始。六镇社会的变化，源于刘宋晋安王子勋之乱，与北亚高车、柔然的动向也息息相关。至少在六镇之乱早期，叛乱具有民族斗争的性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六镇不仅是一个军事要塞，而是一种处理与草原社会关系的新方法，可以说唐朝的羁縻政策的远源就在六镇。
在佐川先生报告结束后，活动进入提问与讨论阶段。侯旭东教授针对佐川先生六镇是唐代羁縻政策的远源的说法，指出汉代的道、北朝的护军都是羁縻政策，其与唐代的羁縻政策区别在哪里？佐川先生回应道，汉代的羁縻与唐代的羁縻有本质的不同，汉代的羁縻之下北方民族有自己的君长，例如南匈奴的单于，但是唐代羁縻下的族群没有独立的君主体系。北魏早期高车的部大人有君长的地位，但是六镇设置之后的酋长（莫弗）则不是君长，而北魏的皇帝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君长。六镇设置之后北魏的皇帝不但是中原王朝的皇帝，同时也是游牧民族的可汗。北魏的皇帝会参加北族的祭祀活动，汉代的皇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唐代皇帝的性质则与北魏六镇之后皇帝的性质相似，例如唐太宗也是北族的“天可汗”。侯教授还问道，六镇的军事化与柔然的动向有没有关系。佐川先生称这时柔然的势力已经不那么强了，所以六镇军事化原因不在柔然一方，而在北魏本身的问题。
陈爽研究员指出，学界以前有一套系统完整的论证体系，来说明迁都以后武人地位下降导致了六镇的动乱。在佐川先生的解释下，六镇之乱是因为阿那瓌内附的偶然事件，那么对于以前的解释应该如何理解？佐川先生指出，以往的解释是从洛阳角度的分析，身处朝廷的魏收也容易联系到这个背景。民族矛盾在六镇之乱时和魏收的时代都很尖锐，所以魏收也可能会避免从民族矛盾角度书写历史，所以《魏书》的解释不能完全相信。
叶炜副教授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研究六镇史以来，学者都比较重视六镇的共同性，那么六镇之间的差异性大不大，六镇之间的交往多不多？佐川先生认为迁都洛阳以前六镇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地位也是相互平等的。尽管六镇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因为相对独立，所以矛盾可能不大。在迁都以后六镇实行都督制，六镇一体化了，还出现了六镇之间的上下关系，肯定会出现一些矛盾。
有同学认为对凉州的概念是否应该做具体分析，例如南凉秃发鲜卑对拓跋氏有认同，南方来的司马皇族与拓跋氏世代通婚，那么他们的认同也有可能来自这里，因此能否因为源氏、司马氏等家族来自特定的地域，就认为他们有特定的文化倾向或政治经验，从而假定他们在六镇地区有特定的影响。佐川先生回应道，这些六镇的家族自称来自凉州，但是是否能够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他表示怀疑，因此他关注的是他们为什么自称来自凉州。该同学又问道，佐川先生通过斛律金的例子来说明六镇之乱主要是民族矛盾，但是斛律金之后很快就站到了破六韩拔陵的对立面，而且像斛律金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例如北齐的开国功臣窦泰。所以这些六镇武人上层是站在这些流民的对立面的，这样一些势力最后被尔朱荣以及后来的高欢继承了。因此能否说六镇之乱的主力是这样一些北镇的上层人士？佐川先生认为参加叛乱的还应该是部落酋长也比较多。有意思的是酋长中站在北魏朝廷一边的也很多，例如尔朱荣，但是最后尔朱荣他们还是站到了北魏朝廷的对立面，因此六镇之乱的主力还是一些北镇的酋长。
还有同学针对司马氏、凉州与六镇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北魏最初将南来降将安置在了南方，而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北伐，将司马氏安置在了六镇。那么司马氏出任北边的镇将，究竟是因为他们对平凉民有号召力还是太武帝对南来降将任用方式的变化？对司马金龙的任用是因为他与沮渠氏的通婚关系，还是冯太后对他的恩宠？平凉民可能并没有那么特殊，其实六镇中平齐民可能也有很大的比重，只是史料中记载平凉民更多一些。佐川先生赞成这位同学从北魏人才利用方式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他同时指出，他所考虑的问题主要不是北魏为什么任用他们作六镇的镇将，而是为什么“朔土怀其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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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教授最后对佐川先生的讲座做了总结。罗教授认为佐川先生的研究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他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北魏的衰落、北齐北周的崛起和隋唐的产生来追溯六镇史，而是从北魏自身的历史逻辑来探讨六镇的产生；将六镇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去考虑其内部的来龙去脉，而非只是把它看作一个北魏历史的边缘问题。罗教授在佐川先生讲座的基础上谈了自己对于六镇史的看法：六镇的出现与北魏跟柔然的对抗有关系，但是这个对抗主要表现在北魏的主动出击。北魏在战胜的出击中抓获了很多战俘，其中大部分是高车人，被安置在了后来成为六镇一线的一千里地的范围内。高车人是柔然人的主要依靠力量，说蒙古语的柔然人是很少的，而说突厥语的高车人是蒙古高原上的主要土著人群。被北魏占有的高车人最初并不对北魏构成任何威胁，反而对于北魏来说是一个优势，因为每抓一个高车人其实都是在削弱柔然的力量，而且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他们能够帮助北魏来对抗柔然。这些人可以在漠南的牧场放牧，但其实从放牧的角度来说，漠南的条件是很差的，因此他们主要依靠的是北魏国家的财政支持。而且在北魏平定十六国各国的时候，把被征服者也都安置在这一地带，因而这里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民族熔炉，最终产生了一个新的人群——六镇人，也就是后来隋唐帝国的创建者。佐川先生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发现了六镇人内部的变化，他把刘宋晋安王子勋之乱和青齐地区进入北魏疆域这一事件看作重要的历史分界，将这一事件与在遥远北方的六镇的变化联系起来。罗教授指出，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这之后不久，北魏与柔然的力量对比不断向有利于北魏的方向发展，这一趋势的顶峰就是孝文帝后期，他可以不再担心北方出现大的军事、政治真空而安心地迁都。随后漠北的高车人不满足于柔然的统治开始反抗，以至于柔然的统治集团归附了北魏。如此北魏历史上所有的国防威胁瞬间消失了，而这种军事上的安全恰恰带来了六镇的重大问题，因为六镇不再被国家重视了。六镇得不到正常的财政支持，放牧又不足以养活六镇的人口。另外西边的秦州发生的叛乱使得北魏的财政不得转向西方，这真正破坏了北魏在北方的财政网络。因此六镇出现了叛乱，其实这些叛乱的人们都是“饥民”，他们最初只是为了生存，并没有什么政治志向。而北魏国家自身的崩溃给了这些“饥民”新的历史机遇，使得他们成为了后来隋唐帝国的缔造者。佐川先生给我们的启发就是要去探究六镇内部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机械地看待，北魏看似最强势的时候，恰恰是六镇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主讲人佐川先生简介：
佐川英治先生1990年毕业于日本冈山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92年、2001年分别毕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文学研究科，获文学修士、博士学位，其中1994—1996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进修。2001年起任教于冈山大学文学部，2010年至今执教于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佐川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对此期均田制的发展以及历史观的变迁有深入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不断出土的遗迹、遗物和新资料的刺激下，佐川先生对重视实地考察的都城史以及石刻、木简等出土材料也有深入的探讨。对北魏六镇史的研究即佐川先生对都城史研究的成果，曾刊于研究报告书《大青山一帯の北魏城址の研究》（《最新の考古調查および礼制研究の成果を用いた中国古代都城史の新研究》，2013年，第1—50页），中译《北魏六镇史研究》（付晨晨译）发表于《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五卷（中西书局2015年，第55—128页）。佐川先生带来的报告即基于以上成果的最新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