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5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四十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系主任、哈佛大学查尔斯·沃伦美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教育史学会主席Adam R. Nelson作了题为“二战、冷战与军—工—大学复合体”的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讲座。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教育政策研究与历史系系主任Adam R. Nelson

Nelson教授在讲座开始时提到自己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早期的教育史，但今天的讲座是他关于二战后和冷战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目的是探索美国政府如何利用研究型大学实施其地缘政治的意图。

他首先回顾了美国政府与大学发生关联的历史。二战前，美国联邦政府与大学几乎没有联系，对大学的研究也没有什么影响。1862年颁布《莫雷尔法案》，联邦政府通过赠地的方式资助各州新建大学或学院进行农业、工业和军事教育。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后世学者所称的“军-工-大学复合体”。大学与政府间的紧密关系为大学带来了许多好处，如更丰富的资源、公共服务的意识和日益加强的政治合法性。但同时也使大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对联邦拨款的深度依赖、院校自主权的丧失和学术自由等问题。

传统观点普遍认为，冷战时期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因为大学的研究经费和政治影响都日益增强，但Nelson教授认为大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学术的独立和诚信。在二十世纪40-60年代，联邦政府利用大学来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联邦政府有意识的使大学依赖于联邦资金来侵蚀大学的自主权，而大学并没有力量拒绝，许多大学还主动去寻求这种依赖关系。

接下来，Nelson教授分三个阶段来阐述他的观点。1940年代，大学与政府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其原因包括结构成因和人口因素；1950年代，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导致学术自由问题日益突出；1960年代，政府利用大学来塑造其在欧洲和东亚的冷战软实力。

在1940年代，大学和政府关系发生变化，大学开始对政府产生财政依赖。一方面，《退伍军人法案》（简称为G.I. Bill）的实施不仅使大学开始依赖于增加的学费收入，而且使得职业教育在大学盛行。经过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入学人数显著减少，大学普遍经历了财政短缺的状况，罗斯福政府通过资助退伍老兵进入大学学习，使得大学的入学人数猛增。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例，1944年只招收了263名退伍老兵，到1948年入学老兵人数增至11970人。美国在二战期间参战军人共有1500万，受到G.I. Bill资助的有780万人，其中220万人获得了学士学位。为了安置这些退伍军人，大学新建了大量的教室和宿舍，雇佣了成千上万的新教员。而这些经费都来自于联邦的拨款，一旦入学人数减少或联邦政府停止了资助，大学就会陷入危机。另外，退伍军人通常年龄较大，对实用的或职业取向的教育更感兴趣，因此使得大学将注意力从博雅教育转向了职前教育和职业培训。

另一方面，与此相吻合的是战后大学对应用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重视。1941年，联邦政府成立了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为大学从事战时研究提供资金支持。麻省理工大学（MIT）在1941年获得了90万的联邦研究资金，1942年达到600万，之后四年间共得到了超过1.16亿的联邦资金。政府更多地把大学的教育和研究视为工具，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联邦的合同改变了大学科学研究的性质，因为这些合同往往具有预先设定的目标，同时要遵守保密原则，大学不得不建立单独的实验室来进行机密研究，且禁止科学家在学术杂志公开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一些学者担心这种变化会动摇大学的根基，但他们毕竟是少数派，大学领导者热衷于追逐联邦的资金，因为如果没有联邦的持续资助他们将无法支付教师的工资。没有这些钱，MIT就需要解雇至少30%的教师。一些大学领导甚至建议教师工资不应由大学支付，而应该自己从军事或工业合同中获得，那些没有合同的教师就会从大学中被淘汰掉，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外部资金一定会毁了大学。历史学家罗温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财政依赖成为主要问题，到 40年代末，“大学管理者明确地将研究和学生视为可销售的商品，并欢迎有兴趣的买家购买”。

1950年代，大学逐渐丧失了自主权和学术自由。冷战的全面展开，使得美国的军费预算成倍增长，大笔资金都投入到了以大学为基础的军事研究中。在这一过程中，大学越来越依赖于联邦的核武器研究经费，逐渐丧失了学术独立性。50年代早期，那些加入到军事研究中的科学家都要受到政治审查，他们意识到经济上的依赖需要付出沉重的智力代价。政见不同的科学家受到清洗，反对大学军事化的学者被怀疑是苏联的支持者或同情共产党，红色恐怖笼罩在大学。1950年在加州大学和密歇根大学都发生了对有“亲共”嫌疑的科学家的清洗，校长解雇了数学教授戴维斯，理由是他同情共产党，尽管他的政治观点与数学研究毫无关系。显然，学术自由理念受到威胁，但是只有极少数大学校长为他们教师的智力自主权辩护。芝加哥大学的校长罗伯特·哈钦斯勇敢站出来为学术自由辩护，虽然芝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邦的研究资金。1952年，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也开始受到G.I. Bill的资助，1953年，联邦政府每年投入16亿美金用于支持大学的研究。在这种情形下，许多人开始越来越担忧大学自主权的丧失。罗杰·盖格认为，在50年代末期，大学已经深度依赖于冷战的研究经费，但越来越希望摆脱这一状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了使联邦经费附加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在距离学校20英里外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应用物理实验室（简称APL）来进行秘密的军事研究，APL有95%的研究经费来源于联邦的军事项目。

50年代末60年代初，许多大学校长开始担心学校对联邦经费的依赖会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艾森豪威尔总统自己就很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担忧，他认为大学正陷入军-工-大学复合体的危险之中，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很难保护学术自由。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在他的《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提出，大学已经失去了自主权，沦为国家冷战的工具。除自然科学外，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研究也都为冷战服务。区域研究项目逐渐发展起来，MIT在中央情报局（CIA）的资助下建立了国际研究中心，委员会雇佣了几十个研究生，并招募了国外的访问学者为其工作，服务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由于批评过多，1965年中心被解散，但是CIA对美国大学的干预并没有就此终止。

到了1960年代，美国政府不仅通过国内大学来实现其地缘政治的目的，而且也尝试利用国外大学实现其策略目标，塑造其在欧洲和东亚的冷战软实力。60年代早期，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对美国的冷战目标提出质疑。为了使自己的国家目标赢得国际支持，联邦政府开始发展新的项目，如增加了更多的富布莱特交换项目以赢得海外对美国政策的支持。1962年，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麦吉创建了跨机构青年事务委员会（IAYC），与CIA和美国新闻局协调组织青年项目，肯尼迪总统充分肯定了这一机构的重要性。IAYC渗透到每个国家的学生团体和政党的青年势力，声称目的是帮助该国未来领导人形成民主制度，并纠正对美国的误解。随着越战的进行，1965年美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德国等国的学生和留德的富布莱特学者也都反对越战。虽然美国声称其目标是培养民主独立，但其在越南及其他地方的军事政策还是令人怀疑。这些疑虑并不局限于欧洲，而是延伸到世界各地。

为证明这一点，Nelson教授在讲座最后讲述了冷战期间美国在东亚的教育外交。他在图书馆查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1966年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一个名为“大学合作和亚洲发展”的会议记录，许多美国大学的校长齐聚讨论大学研究合作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校长斯特林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科克。参会人员不仅来自美国、香港和台湾，还包括日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老挝和菲律宾等地。其中来自台湾、日本和菲律宾的三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几个报告都呼吁要扩展东亚大学的区域合作，而且把它放到美国60年代对东亚大学援助的广阔背景下去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

第一篇是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作的题为“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领域的国际大学合作”的报告，这一主题吸引了很多美国学者。钱思亮提到台湾人才流失严重，为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人才，他赞赏几年前由“中央研究院”发起的夏季合作项目，聘请美国大学的华裔学者到台湾讲学，这一项目由亚洲基金会赞助，但背后真正的出资人是CIA。钱思亮并不知道这些机构实际上都是由CIA出资的，他只看到了项目的表面利益，认为这些科研机构间的合作能够使台湾保持更好的科学独立，但实际上CIA利用这些中心使得台湾更加依赖于美国。

第二篇来自东京大学的校长大河内一男，他也强调国家和区域科学独立的需求。大河内一男认为战后科技发展对人民的福利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如空气和水污染、交通堵塞等，而这一问题是泛亚洲化的，因此应加强亚洲大学学者和研究人员间的区域合作。大河内一男希望未来亚洲能够实现经济上的独立，他设想日本能够在区域合作中取代美国成为主导者，实际上，日本有它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新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日本是最大的出资者。大河内一男强调自主经济发展和泛亚洲大学合作，是担忧东亚大学过度依赖于美国的经济援助，无法摆脱殖民地依附关系。

Nelson教授认为，在60年代中期，美国的军-工-大学复合体已经延伸到了亚洲，但并不总是受到欢迎，反而遭到了许多质疑，尽管亚洲大学很难逃脱它的影响。第三篇来自菲律宾大学校长罗姆洛的报告很好的证明了这种影响。罗姆洛曾任美国大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是菲律宾的军事英雄，他与几位美国总统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罗姆洛以“亚洲大学的未来”为题，也强调亚洲的自力更生和区域合作的作用，他特别指出1956年在他的帮助下成立的东南亚高等教育机构联盟，他感谢亚洲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慷慨出资，以此回应大河提出的亚洲教育独立的需求，只不过他把这种独立与美国持续的经济支援相结合。一方面，罗姆洛呼吁学术独立和区域合作，另一方面，他又寻求美国持续的支持。这种小心的平衡反映了香港会议复杂的地理缘政治背景，这次会议就是美国利用亚洲大学的影响来促进其在亚洲的冷战目标，是美国扩大在亚洲软实力的一种方式。

Nelson教授指出，军-工-大学复合体不只局限于美国国内的科学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全世界，它同时利用美国和亚洲的大学实现其地缘政治目的。大学不是政治中立的，也不是思想自主的，相反，它已沦为冷战的工具。

Nelson教授在最后总结道，战后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利用现代大学推进其地缘政治目的。其做法是严格功能性和工具主义的，而大学需要资金来支持他的学生和科研，因此参与其中。大学与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虽然带来了许多好处——更多的资源和不断增加的政治合法性，但是代价也十分沉重，对政府资金的深度依赖导致机构自主性和学术自治的丧失。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冷战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但Nelson教授坚持认为大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学生运动反映了美国大学与冷战政策的共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大学从未真正地从批判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