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5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六十一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室举行，主题为“浅谈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从钱大昕考论宋史说起”。文研院访问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担任主讲，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担任主持。

张邦炜教授

本次讲座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介绍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论，第二部分则重在反思当今宋史研究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

张邦炜教授开宗明义地提出，钱大昕是有功于宋史研究的乾嘉巨子。柴德赓先生称其为考史“第一个人”，张邦炜教授表示，若将此语改为“考证《宋史》第一人”，钱大昕当之无愧。在乾嘉考史三大家的著作中，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基本不涉及《宋史》；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虽然包括宋史，但论多于考，长于眼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突破了非汉唐以前书不读的成规，且以考证见长。张邦炜教授征引王瑞明教授的研究表示，《廿二史考异》中的若干条目，可补1977年点校本《宋史》之部分缺讹。张邦炜教授又以钱大昕考订《宋史·宰辅表》为例，具体论述了其对误录部分晚宋臣僚（宰执官、误记秦桧、汤思退、梁克家与史嵩之）任相时间等问题的修正，以及上述成果对于当今宋史研究的价值。

张邦炜教授进而指出，钱大昕的考据学问颇具见识，他对《宋史》的校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钱大昕在考订时，重视《宋史》的体例问题。钱大昕将《宋史》历朝《本纪》与《宰辅表》对读，互校互纠互补，发现《宋史•本纪》及《宰辅表》或虽有体例而自乱其例，或无明确规矩。如当书失书，宰执任免是《本纪》与《宰辅表》应当书写的大事，但两者失书均达数十事之多。又如体例不一，宰执官去世称薨与称卒并无一定之规。其二，钱大昕关注宋代制度，钱大昕在考证《本纪》及《宰辅表》时，论述宋代制度特别是职官制度之处甚多。例如，在宗室制度方面，案《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王元佐、相王元偓、舒王元偁、荣王元俨枢密使、同平章事”。钱大昕认定“诸王例无授枢密使者”是宋代的一项既定制度，“此文必有讹舛。《长编》亦无此事”。又案《仁宗本纪》：“庆历四年七月，封宗室十人为郡王、国公。”钱大昕依据《文献通考》、《续资治通鉴长编》、《玉海》诸书补充了十人的名讳、封号与房支。又如，《宰辅表》称：“（至道）三年六月，钱若水自同知枢密院事以秘书院学士免。”钱大昕指出：“秘书省无学士之称，亦无院名。据本传，乃集贤院学士也。”

此后，张邦炜教授介绍了钱大昕以舆地、官制、氏族为“三端”的治史方法。钱大昕考订《宋史·地理志》，从校勘的角度看，具有示范意义，虽然一般性的纠错数量并不多，不如后继者聂崇岐先生的《宋史地埋志考异》，但有价值的补正不少，且多有独到之处，主要体现于重视动态考述政区演变，注意到地方守臣兼职、路级政区有数类、管县政区分四等、地方行政区划称军者有两种等重要制度，揭示年号地名等几种常见现象诸方面；对于《宋史·职官志》，钱大昕则有讨论宋代差遣制度的形成及改革，宰相制度变迁，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与知制诰之关系，官府、官员的名称、合称、简称与俗称等成就。邓广铭先生曾提出，治史需“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四把钥匙，亦自言此观点源自乾嘉学者。年代学与目录学学虽不在“三端”之列，但钱大昕在这两方面，成就都不小，他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又在《廿二史考异》中对《宋史·艺文志》的材料来源与具体内容等多有发明。

张邦炜教授总结道，钱大昕对《宋史》的考订，为日后研究者开拓了若干领域。陈垣先生即认为，钱大昕的考据学问为近代学术之泉源，他的《史讳举要》一书，正是为纪念钱大昕诞辰二百周年而作。在具体问题方面，例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史·职官志》的问题之一在于拼凑芜杂材料，钱大昕对《宋史·艺文志》有类似的评价，惜不知二者有无渊源。又如，姚从吾先生关注南宋末年四川抗蒙山城，张荫麟先生重视晚宋史，傅乐焕、聂崇岐诸先生梳理宋辽交聘使臣问题，陈乐素先生考证《宋史·艺文志》俱受到钱大昕著作的启发。此外，钱大昕所作《疑年录》，虽为自编以备自用，生前未定稿，死后由其弟子刊出，以致内容粗糙，错误不少，但是此书开创了一种新体裁，此后吴修《续疑年录》、钱椒《补疑年录》、陆心源《三续疑年录》、朱昌燕《四续疑年录》等书以及陈垣《释氏疑年录》、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相继问世。贾贵荣、殷梦霞辑《疑年录集成》收录同类著作达17种之多。

张邦炜教授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提出，就钱大昕的成果可见，对于《宋史》一书而言，重修不如考订。钱大昕不仅对元朝官修《宋史》不满，而且认为包括薛应旂《宋元通鉴》、柯维骐《宋史新编》、陈黄中《宋史稿》诸书在内的各类重修《宋史》均有重大缺失，有意亲自动手重修宋史，只因忙于重修《元史》而无瑕顾及。在他启示下，邵晋涵著《南都事略》，钱大昕与章学诚均参与其事。邵晋涵对钱大昕的主张多有采纳，如改修宋史当“自南渡始”，不立《道学传》，乃至仿效王偁《东都事略》之例，定书名为《南都事略》。此书或未竟其业或已失传，仅存《儒学》、《文艺》、《隐逸》三传目录。不过，张邦炜教授认为，对于今人而言，明清学者重修宋史的致命通病在于不具备史料所应有的原始性，因此参考价值不大，对《南都事略》亦无需太多期待。此外，张邦炜教授补充称，在同类书籍中，陆心源《宋史翼》价值较大，原因就在于抓住《宋史》缺传这一要害，具有史料汇编的性质，原始性较强。

张邦炜教授继而指出，建国后，学界一度将钱大昕低调评价为史料学家；八十年代起，有学者将钱大昕所言意在“求真”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一词在当代偏重探究事物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之新意相等同的拔高；长期以来，部分学者对乾嘉考史三大家厚此薄彼。上述种种论调，都是相对片面的。张邦炜教授认为，综上而言，钱大昕是一位以史料学见长的历史学家。

邓小南教授主持

讲座第二部分，张邦炜教授进一步就学界在评人论史中存在的片面性问题进行反思。他引述翦伯赞先生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中的观点，主张“两只眼睛看历史”。

张邦炜教授继续谈到，宋史研究中的片面性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研究中各走极端。例如宋史学者中对于宋代士大夫、富民等群体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评价，包括富民、士大夫在内的诸多社会人群不能被简单地简单视作赞美或鞭挞的目标。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于宋代婚姻重视阀阅与否、晚宋士大夫归降与否等问题，研究中存在着忽视概念区分、过于强调一面性、综合讨论的现象。三，过甚其词。虽然南宋时海外贸易发达，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但却不足以称为“海洋帝国”。四，数据离谱。宋人提供的数字往往精确度不高，且相互抵牾，不可尽信。学界在估算宋代耕地面积、开封城市人口等数据时均遭遇此类问题，部分数据超出今人想象范围。张邦炜教授认为，在历史学研究中，需多些全局观，少些片面性，不应“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当有实事求是之心。

观众提问

讲座最后，张邦炜教授提出，作为一个研究群体，当今宋史研究者不仅要侧重个人兴趣的考史，更要努力做到考史与著史并重。张邦炜教授希望宋史研究者可以立足近年来宋史研究中取得的新进展，认真梳理、总结与吸取现有研究成果，从问题出发，思考体系，着眼体系，实现考史与著史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