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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62】维罗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

发布时间:2017-11-08

2017年11月8日下午,“北大文讲座”第六十二期第三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国家救赎的演说”。文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担任主讲,文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担任主持。

维罗里教授在讲座伊始便指出,本次讲座将提供一种非传统的解读视角。不同于通常的误解,本次讲座所谈论的《君主论》不是一篇政治科学的文本,而是一个先知性的文本(a prophetic text),是关于国家救赎的演说。它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关于政治救赎的、强有力的政治预言(political prophecy)。

 

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主持讲座

 

首先,维罗里教授回顾了名篇的创作背景。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所生活的时代被历史学家描述为意大利历史上的“先知时代”。所谓先知(prophet),是指一个谈论自己所处时代并通过启示和促进其同胞行动的力量来表明救赎可能性的人;是一个提供启示、给予力量、进行动员的人;是一个声称自己受到上帝的启示,并因此启示他人的人。马基雅维利时代的先知是严厉批评道德败坏且能够激发战胜败坏并引起全然不同的新时代的人。而他本人就与最有名的先知——多明我会的僧侣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Brother Girolamo Savonarola)生活在同一时代。

马基雅维利亲眼目睹了萨沃纳罗拉修士在罗马教会的审判之下被绞死和焚烧的场景。萨沃纳罗拉于1494年说服佛罗伦萨人创立共和制政府,他的声音是先知的声音,也是动员佛罗伦萨人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声音。马基雅维利在其中担任高级秘书一职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正是由一位僧侣才得以建立,他见证了预言和先知性语言的力量,也见证了这位先知的结局。萨沃纳罗拉说服佛罗伦萨人建立共和制政府,但在四年后又被他们杀死。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诗人通常也是先知。克里斯多佛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写有《〈神曲〉评注》(Comento sopra la Comedia, A Commentary on the Comedy)一书。但丁是佛罗伦萨人的偶像,其作品及其评论者的作品被广泛阅读,自然也包括这本书。兰迪诺强调,真正的诗人与先知一样都是被神启示的,因此二者有很强的相似性。诗人既可以解释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可以预见未来。

马基雅维利以成为一名诗人而骄傲。在《福灵之歌》(Canto degli spiriti beati, TheSong of the blessed Spirits)中,他写有以下诗句:

 

愿世界回到那最初的年代;

通向天堂的路

将对好人开放……

 

这是一则用诗歌形式表达的预言,是人们所能够设想的最清楚的预言。

 

 

马基雅维利于1514年创作了一首历史诗歌——《十年纪第二》(Decennale secondo, The Second Decade)。他在诗中说,自己要歌唱意大利在过去十年(1504-1514)所发生的王国、帝国与国家之剧变,而这些,早已被神的旨意预先注定。故此,马基雅维利像先知一样言说,意大利的政治事件是被上帝的旨意(Gods counsel)所决定的。

马基雅维利在1523年前后创作的《佛罗伦萨史》(The Florentine Histories)一书中叙述了15世纪一场破坏了托斯卡纳的大风暴。这只是一个平常的故事,但他却将其解释为上帝的意志:“上帝似乎亲手拿起了武器……无疑,上帝要恐吓托斯卡纳,而不是惩处它。要是风暴像它通过稀稀落落的橡树、榆树和房屋中间那样进入房屋栉比、人烟稠密的城市,它无疑将造成人的心智所难以推测的毁坏和痛苦。但上帝希望,只是这样轻微灾难的例子就足以使人们重新记得他的力量。”在这里,马基雅维利像先知一样讲述预言,并解释上帝的行为。

对马基雅维利而言,但丁是一位现代作家。他在《神曲·炼狱篇》中同样传递了先知的信息。当祖先对但丁说话时,他邀请但丁控诉佛罗伦萨同胞的败坏、恶毒和罪行。而这么做,必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快——先知常因其严厉苛刻而被自己的同胞所厌恶,且承受着被同胞杀死的风险。比起解放(liberated),人民更喜欢确信(certitude);比起改变,他们更喜欢不受控制的自由。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但丁的忠诚门徒,马基雅维利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佛罗伦萨乃至意大利同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在《君主论》第二十六章中,马基雅维利如此描述意大利:“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比波斯人更受压迫”、“比雅典人更加分散流离”、“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受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作为一篇演说,《君主论》中含有大量的隐喻(意大利被形容为一位受到侵犯与羞辱的女性),意在激发读者对意大利的同情。但是,这番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分析、对祖国悲惨境况的控诉又是在为另一个先知性例子作准备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

 

马基雅维利的演说包含了两个方面。意大利的境况虽极为悲惨,但它又处在艰难的先知的时刻(prophetic moment),即救世主可能到来:“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对新君主有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换言之,意大利的救赎时机已经成熟。先知想要激励人们行动,便总是说时间是有利的——这也是先知的典型表达方式。另一位伟大的先知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在《我有一个梦想》中三次使用“现在是……的时候了”这一句式。

马基雅维利控诉意大利的悲惨境况,又称时机已经成熟,这正是人们所能设想的最为典型的先知语言。他的杰作正是《君主论》的结论部分,即佩脱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的诗句:

 

反暴虐的力量,将拿起枪,

战斗不会很长!

因为古人的勇气,

在意大利人的心中至今没有消亡。

 

维罗里教授再次表示,对马基雅维利而言,诗人就是先知。“战斗不会很长”则表明这里的诗句就是预言。在意大利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时候,马基雅维利见证了罗马被洗劫,但他仍满怀希望地告诉读者:救赎是可能的。

这也印证了本场讲座开始时提出的论点:以诗歌结尾的《君主论》并不是一篇政治科学文本。维罗里教授认为,《君主论》是一篇演说(oration),用来说服读者采取行动的文本。演说通常被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是关于自己的言辞,这样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获得其信任。《君主论》开篇部分便写有一封梅迪奇(Lorenzo de Medici)的书信,马基雅维利也在其中介绍了自己。第二部分与将要谈论的问题相关。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开头部分便表明自己不讨论共和国而讨论君主国(principality)的态度,并对后者进行了分类。第三部分为组织论证。第四部分通过反面论证支持论点。

 

 

最后则是总结部分。

除此之外,一篇好的演说还需要用修辞激发听众的激情。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如果想要使其同胞反抗侵略,就应当触及对意大利的同情及对入侵者的仇恨,而这正是马基雅维利所做的。结论是听众最容易记住的部分,所以,作者应当把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预言)放在结尾。因此,《君主论》作为一篇演说,它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就在结论部分——而它的结论是一个预言。马基雅维利作《君主论》的意图也在于此。

维罗里教授在此回应了一些批评者的观点。《君主论》第六章比较了持武装的先知与不持武装的先知:“假使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提修斯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制度,正如季罗拉莫·萨沃纳罗拉修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保有信仰。”“所有持武装的先知都将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故此,有些批评者认为马基雅维利轻视预言。

而维罗里教授认为,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有武装的先知都将获得胜利,并不意味着他厌恶预言。相反,这恰恰说明他希望先知能将说服、启示的能力与军事力量相结合。事实上,马基雅维利真正的偶像是摩西。摩西既使用先知力量,又在必要时使用武装力量,并成功地将埃及的希伯来奴隶带往应许之地。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过去曾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以萨沃纳罗拉为例,先知必须在预言的力量之外加上武器的力量。同时,两种先知的比较是马基雅维利的典型表达方式,这也再次印证了他完全不是政治科学家的事实。

《佛罗伦萨史》可以佐证马基雅维利对先知的态度。书中记录了斯特凡诺·波卡里(Stefano Porcari)的故事:他是罗马贵族公民,想要做出诸如摧毁教皇权力、恢复罗马共和国等值得纪念的事情。马基雅维利写道,因为“神职人员放荡不羁的举止,还有罗马贵族和人民的不满,激励着他寻找他的事业的愉快的终点”,波卡里被认为有能力获胜。但实情是,波卡里的自信源自佩脱拉克的诗句——他能感知诗人神圣的、先知的灵魂,所以判断出在那首抒情诗中所预言的事情必将来临。也就是说,波卡里被诗人所启示,而诗人与先知非常相似。

 

 

维罗里教授重述了马基雅维利就先知这一主题得出的结论,即过去发生过的事情有可能再次发生。《论李维》第一卷第五十六章如是写道:“我虽然不明究竟,然而观览古今之事可知,某城某地每有大的事变发生,不会没有预兆,它或见之于占卜和神启,或来自奇迹和其他严重的征候。”而只有先知才能够辨认这些迹象,因此,先知有可能到来。

先知能使人们产生对自由和解放的向往;先知能赋予人们力量,并使人们斗争抵抗,克服伤害、失败与失望。对马基雅维利而言,没有先知就不可能获得社会与政治上的解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马基雅维利还在为意大利被外国力量压迫而忧虑,他如此写道:“我爱我的祖国甚于爱我的灵魂。”正如爱一个人就会希望她(或是他)自由、幸福、受尊敬,马基雅维利也希望意大利能够如此。

讲座最后,维罗里教授说道,马基雅维利成为了一位失败的先知。当他在撰写《君主论》的时候,没有人听从他的言论,也没有人拿起武器。到了1870年,意大利得以完成独立统一大业。

马基雅维利的预言虽迟到了几个世纪,但终究还是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