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北大文研讲座79】艾姗贝尔:丝绸之路上的日本

发布时间:2018-04-24

2018年4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七十九期第一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丝绸之路上的日本”。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伊莎·塞尔柱·艾姗贝尔(Ayşe Selçuk Esenbel)主讲,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评议。文研院特邀教授、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塔玛·加布(Tamar Garb),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出席并参与讨论。

 

文研院特邀教授、土耳其海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教授阿伊莎·塞尔柱·艾姗贝尔
 

艾姗贝尔教授主编有《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上的政治与文化遭遇及相关看法(1868-1945)》一书。这是一部论文合集,书名饱含深意。“丝绸之路”是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创造的概念,不仅在地理意义上将汉唐与罗马联系在一起,也引发了人们的全球性想象。因而,“丝绸之路”暗示了本书编纂的方法论指引。此外,丝绸之路在日本人心目中有文化和平的内涵,表达了日本与大陆的世界性联系,揭示出日本在全球视野下的位置。至于“政治和文化的碰撞与图景(encounters and perspectives)”,则是19世纪至20世纪国际关系至关重要的话题,体现于日本有关丝绸之路活动的各个方面(从考古到政治宣传等)。同时,日本人并不认为丝绸之路局限于东亚、中亚,而是将地中海地区也贯通起来。“欧亚大陆”意指全球史意义上的互动。

艾姗贝尔教授从五个话题展开她的讨论。首先有关大博弈(the Great Game)背景下的日本。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日本人也开始关注这一地区。1903年至1910年,净土真宗僧侣大谷光瑞三次率队考察中亚,是日本思考丝绸之路的先驱。同时,他也是一位亚洲主义者,在上海写就《大谷光瑞兴亚计划》一书,提出亚洲各国共同组成庄严同盟的愿景。大谷光瑞的探索是日本丝绸之路研究的滥觞,其研究对象(语言、当地居民、田野考察等)对后人影响很大。官方层面,日本驻俄国大使西德二郎在1870年代探访中亚、新疆后,劝说天皇争取这片土地上的利益,并与俄国抗衡。这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效仿欧洲、逐渐走上帝国扩张道路的一个侧面。在此意义上,日本同时与英、俄、中三国展开角逐,参与到大博弈中。

 

大谷光瑞中亚考察路线图

 

大博弈也在伊斯坦布尔的宫廷有所回响,是军事活动之外的形式。奥斯曼帝国拒绝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类似于1838年《英土商业条约》),在此背景下,奥斯曼政府以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经商的山田寅次郎等人作为“中间人”,与日本建立起非正式外交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艾姗贝尔教授没有使用“半殖民地”这个概念。她认为,奥斯曼是介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虚弱政府”。一方面,奥斯曼已经与欧洲列强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需要日本的力量与俄国抗衡,不愿开罪日本,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日本已经废除不平等条约,进入国际法体系,自诩脱离“东方”身份,并利用“大博弈”和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要挟奥斯曼。原本经商的山田寅次郎等人在两国关系间扮演的特殊角色,体现了奥斯曼与日本在外交上的某种特殊性。山田寅次郎本人是位出色的商人,借助时局、语言优势和身份便利,他将奥斯曼市场上流通的中国传统商品(如茶叶、丝绸等)改为从日本引入,占领市场,并获取巨大利益。山田寅次郎为我们提供了窥得在丝绸之路另一端日本人活动状态的窗口。

于是,日本与讲突厥语的不同群体、蒙古人、中亚穆斯林的地缘政治战略和联络网应运而生。情报人员与这些群体的活动是本书涉及的第二个话题。2007年,情报巨头宇都宫太郎的日记由其后人在日本国内出版。宇都宫太郎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朝鲜的诸多观点,从军事角度认知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他的日记是艾姗贝尔教授这本书中《丝绸之路一端的福島安正和宇都宫太郎:泛亚视角与从奥斯曼、恺加到中亚的军事情报网》(Fukushima Yasumasa and Utsunomiya Tarō on the Edge of theSilk Road: Pan-Asian Visions and the Network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from theOttoman and Qajar Realms into Central Asia)一文的主要原始资料之一。

宇都宫太郎是日本20世纪竞逐欧亚大陆(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军事战略设计师。由于日本希望争取同英、俄两国对立的中亚穆斯林(如鞑靼)的支持,其军事部署的相当一部分任务是在这一区域对日本进行正面宣传、与中亚穆斯林建立友好关系。日本也从中亚、西亚各国吸取政治经验。桥本欣五郎等人就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革命感兴趣,并认为日本应引以为鉴。因为凯末尔主义革命主要由军队领导,凯末尔本人也具有深厚的军事背景。另外,情报网也逐渐建立起来。福島安正在日俄战争期间负责对亚情报,他利用山田寅次郎等人打探俄舰动向,支持日军。

日本的举动得到了来自中亚、西亚的回应。鞑靼的泛伊斯兰主义者、记者阿卜杜拉希德·易卜拉欣(Abdürreşid Ibrahim)来到日本,率先展开俄国-中亚穆斯林与日本的联系。他与日本的泛亚主义者小松久雄合作,帮助建立日本与讲突厥语的亚洲穆斯林群体的联络网,支持鞑靼学生在伊斯坦布尔学习。后来,易卜拉欣成为了鞑靼人社群的领袖和东京大清真寺的阿訇。但鞑靼人穆斯林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毕竟鞑靼人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自主的群体。比如,沙俄军队中的鞑靼士兵就用歌谣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怀疑。

接下来的话题是奥斯曼帝国与日本的跨国、跨地域交往。庞杂的人潮促进文化和科技交流,意大利裔英籍人士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在伊斯坦布尔学会摄影技艺并将之传入日本。他后来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用镜头记录暴力和死亡,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风格。比托留下了1860年北京全景的珍贵照片。这是一种更微观的角度,从个人的辗转沉浮和在不同环境中的适应透视文化技术在全球的传播。

 

选自《皇城金梦1860——菲利斯•比阿托之经典中国影像》

 

讨论过政治、文化、科技之后,下一部分是日本人有关地中海和西亚活动的另一个维度——寻找新的自我。日本在学习西方之余,也派遣多人来到融合拜占庭、伊斯兰、波斯等多种文化传统的奥斯曼帝国或埃及等地,尝试在世界性大都会和古老的文明之地寻觅现代亚欧身份。日本现代建筑师伊东忠太反对纯粹欧洲建筑风格,在其作品中融合了奥斯曼和印度元素。同时,他也建立起更能体现彼此相互影响的世界建筑史三环嵌套模型,取代弗莱切尔(Banister Fletcher)欧洲中心论的树枝状结构。芥川龙之介则置身唐代大都会寻找日本认同。他创作小说《杜子春》,希望能重返一个包罗万象、繁华多元的城市,并认为那才是丝绸之路的意义和辉煌所在。此外,佐藤雅子考察了牛郎织女七夕相会传说的源流,富有佛道等多重色彩。至今,七夕节依然是日本的重要节日。

最后一个话题有关日本明治时期至二战之前有关丝绸之路和中亚的学术研究。这是日本的帝国主义时期,学术研究多出于军事考量,但丰厚的积累却为冷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探索和规划奠定了基础,中日两国也在此领域开展合作。突厥学始于欧洲。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的著作《西突厥史料》在日本出版,由此,日本开始了突厥学研究。在欧洲影响之外,日本突厥学也有自己的传统,即源于对佛教的回溯。大乘佛教从印度通过中亚传到中国,后进入日本。但这并非仅仅对佛教的关注。橘瑞超是日本突厥学的第一位专业研究者,他认为,宗教将古代日本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其后的学者也通过中国古代典籍字句考证,寻找唐、突厥和日本的关联,区分突厥、土耳古(土耳其)等概念。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杜子春》

 

评议环节,昝涛教授从自己的学习经历谈起,他指出,关注日本,除了其近代的现代化成就、中日关系等重要维度之外,日本在其他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容忽视,比如在突厥学、中东-伊斯兰研究方面,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有很多相近的问题意识,中国学生在未来的区域研究中不能忽视日本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罗新教授提出,日本关注突厥也有可能是出于民族或语言角度的考量,有学者认为日语带有某些阿尔泰语系特征。作为艺术史研究者,加布教授则表现出对伊东忠太创模型的兴趣。

最后,艾姗贝尔教授同在场听众就民族主义运动、语言学、史料、比较研究、历史的延续性和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