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讲座111

2019年3月1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一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中国大学教育——反思与未来”。北京大学前校长、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林建华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袁明主持。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文研院工作委员、元培学院教授李猛，文研院工作委员、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陈春花，哲学系教授李四龙出席本次讲座。

首先，袁明教授作简短致辞。她指出，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亲历者、学习者、实践者与思考者，林建华教授对于本次讲座的主题有许多真实而独到的思考。

讲座伊始，林教授表示，本次讲座的侧重点在于本科教育。他希望通过本次讲座给予公众启示，提出一些问题，而并非提供答案。基于“问题导向”“知行合一”“跨界融合”“面向未来”的四大原则，北京大学最近成立了“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他本人担任主任一职，陈春花教授将担任执行主任。

北京大学前校长林建华教授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林教授首先回顾了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史。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一百五十年前。当时，中国大学以教会大学为主。虽在清朝末年已建立有国立大学，但现代大学在中国真正地兴起则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那时，一批学者被返聘回国任教，大学的学科体系也得到初步建立。林教授援引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曾昭抡教授的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可媲美世界二流大学，师生的研究以及研究主动性则可媲美世界一流大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产生了较大改进，并建立起了成型的教育体系。三十年代是中国大学教育平稳发展的时期。随之而来的侵华战争并没有阻滞中国大学的发展——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的教学与科研水平很高。林教授认为，人们的报国之心是保持教育水平高的重要原因。

西南联大旧影

五十年代初，许多综合性大学在院系调整的浪潮下变成了专业型院校。之后的“文革”对于中国教育的戕害是巨大的。七十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大家精神振奋，希望能把过去的时光追回来。九十年代初期，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则带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低谷……过去二十年是北大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教师队伍水准高，学术研究水准不断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攀升。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成为世界之最，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并满足了公众接受高等教育的要求。二十年来，科研经费和文章发表数量增长了十几倍，世界排名不断攀升——中国大学所取得的进步令国际同行赞叹。

蔡元培校长

讲座第二部分，林教授对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的历程进行反思。他指出，较古代相比，中国的教育观念发生许多变化：从“学而优则仕”到蔡元培校长在北大就职讲演中提出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五十年代在国家工业化的背景下则产生了批判“通才教育”的工具主义思潮；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基于“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进行改革；而在今天，北大提倡“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建立多样化的本科教育体系。

思想和文化的冲击也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战争与国家的动荡、外部势力的封锁、各种政治运动、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思潮等等均对我国教育产生了影响。林教授认为，做好教育需要提供给师生平静的氛围，让他们安心地学习与研究。所以，大学应具备屏蔽外界干扰的能力。

同时，我们还面临着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问题。从地区来看，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教育上的财力差距显著；中央大学与地方大学的教育观念差距较大。教育本应该是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工具，但是，城市与农村居民在教育理念上的差距较大，贫困依然传递。除此之外，教育资源分配也不均衡。受制于教育资源与自主权不足，许多发达地区的潜力有待发挥。教育学与教育财政学的学者应着力改善这些结构性问题。接着，林教授用“双一流”计划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分布图片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教育资源集中分布于北京、上海以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明显不足。

讲座第三部分，林教授基于高等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对大学教育，尤其是北大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他指出，从“战略合作”到“战略脱钩”，中美关系的变局（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中美贸易与经济关系的紧张不仅仅影响了经济，还辐射到了学界——就连美国本土学术界也受到这种冷战思维的影响。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形成雄厚的发展基础，这包括完整的工业基础、广阔的市场空间、空前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投入、较为完整的教育与学术体系。对于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我们应当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改革开放，立足于自力更生并团结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力量，聚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并为其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培育出更具有创造力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大学的内涵建设也是“做好自己事情”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学是一个高度依赖个人的具有创造力的机构。充分释放学者和学生的个人潜力并将个人发展与整个大学的使命结合起来则是其要务。林教授以“齿轮箱”为比喻详述了这个问题。齿轮箱有主动轮和传动轮。而对于大学来说，每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应该是主动轮，拥有内在动力。但是，只有在自身转动的同时建立一种共识，并注意到与周围环境进行协调才能使整个齿轮箱的效率最大化。所以，我们必须关注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通过政策、文化与制度的引导建立起一种共识，完成大学的共同使命，偏废任何一点都是不可以的。卓越的大学应当聚集起最有潜力的学者，能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学术发展环境，并使得他们既成为最顶尖的学者还要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要实现这几点，大学行政系统要为学术系统提供有力的支撑，营造出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管理人员学会从师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有“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心态，要学会倾听学者的声音，要对学者群体更加宽容。

在今天，北大的本科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这要求我们要做更深入的教育研究、了解我们的使命、了解我们的学生、了解我们的教师。我们要清楚我们的使命与愿景，理解大学的逻辑。

从外部来看，大学的社会影响力是最为直观的，而学术影响力则体现在对于人类思想与科学技术的重大影响。这些声誉主要源于大学的毕业生。从发展角度来看，大学的核心是人，而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大学内在规律所决定的。要建好一所大学，应当从图中下部的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开始做起。

本科教育改革二十年来，北大作了许多努力。元培计划的施行便是一例：低年级通识教育、高年级宽口径专业教育、自由选课学分制——整个计划目前已经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并逐步得到认可。在学校整体的教育改革上，按学科大类招生和培养压缩毕业总学分、修订教学计划、建设通选课程体系。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的具体方面，北大设立了跨学科教育项目，在全校范围内实现自由选课及学部内自由选专业，并建设了专业教育核心课程体系。

林教授认为，本科教育改革是艰辛的。其一，所牵涉的利益面广，不仅牵扯到校内的院系、学者和学生，还需在社会评价、学校使命与社会责任等方面多加考量；其二，教育改革中传统与创新的权衡就包括社会需求变化与保持学校传统的平衡、对教育模式理解的不同而导致变化过于频繁等问题。所以，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一以贯之的原则非常重要。

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是激发院系、教师和学生的潜力。通过调动院系的资源配置，在评价机制上引导教师和学生转变教育与受教育的观念来给予学生更好的学习和成长体验。而实现以上的目标，我们需要更深入的教育研究，更加了解我们的教育、教师与学生。

在教育层面，常出现以下问题：理科院系的学生入学后对专业的感兴趣程度下降较大，在专业精神上严谨度较高而思辨能力不足，学生喜欢系统性授课但是课后的交流讨论比较少等。关于教师这一层面，我们应该明确，学术发展是教师的首要诉求，人才培养则是学校的核心使命。学校既要为老师提供良好的学术发展条件，但同时也要有政策引导教师做好教学工作。同时，我们要充分了解我们的学生。总体上，北大的学生“多怀奋进之心，鲜少胸怀大志”。在美国，大学比较注重通识教育与对于建立核心价值的认识，而欧洲的大学教育则更为专业化，对于人文素养的培育沉淀在其长远的历史与家庭教育中。所以对于不同的学生会有不同的教育体系，而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的学生来形成适合他们的教育。当今，中国的学生是在互联网的世界中长大的。他们有着更为开放的心态和全球化的视野，呈现出个性化与多元化的特征。但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可能会感到心力交瘁，并容易受到社会浮躁、功利风气的影响。

我们应该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的人。学生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胸怀和创造力，要驾驭未来的不确定因素，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从学校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探寻成长规律，了解中国学生的实际需求，提供给他们更好的学习与成长体验。在未来，北大应该向提高通识教育水平并促进学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的方向进行深入的教育改革。

最后，林教授指出，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一流”是一个外在的标准，“伟大”则靠的是品格——既要有平静如水的学术环境，也要对社会、国家与世界抱有激情似火的责任感。

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

讨论环节，林教授和袁明教授回忆了许多他们求学时的难忘瞬间。李猛教授与李四龙教授则谈到了北大在推行通识教育并在校内形成新价值观所做出的努力。刘云杉教授探讨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的可能与面临的困难。陈春花教授则表示要多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通过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明确个人发展需要来促进老师与大学的不断提高。同时，学生应当对于自己所在的大学和所授课的老师给予充分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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