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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122】夏含夷: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

发布时间:201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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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122

2019年4月15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二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清华简《摄命》篇源流考”。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韩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夏含夷教授

 

首先,李零教授对夏含夷教授的汉学研究经历与成果作了简要介绍。讲座伊始,夏含夷教授从《摄命》最后一条简文的解读与分析切入正题,由此引出《摄命》与《囧命》的关系问题。清华编者曾提出不少证据说明《摄命》是古文尚书《囧命》篇的原文,夏含夷教授则根据“摄”与“囧”二字的甲骨文文字形态与其他相关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摄”与“囧”的甲骨文具有相似性,《摄命》与《囧命》在内容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对于“摄的身份”这一具有很大争议性的问题,夏含夷教授整合了四种说法:第一,摄为“姪”;第二,摄为“王子”;第三,摄为“沈子”;第四,摄之为“夑”。但如果认为“摄”周孝王给周夷王的“命”,则与《书序》《史记》等传世文献以为《囧命》是周穆王时代的文献不同,因此对于摄的身份之谜,仍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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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命》简文

 

随后,夏含夷教授就《摄命》的文本形式与文本内容进行列举与分析,由此展开对西周懿王、孝王时代的政治状况分析。他结合《史记》《竹书纪年》《逑盘》《牧簋》等传世文献与出土青铜器铭文记载内容,认为《摄命》反映了西周中期王室衰微、官员不力、百姓生活困难与社会混乱的趋势,而这些历史环境(包括社会、宗教、礼制等),对于理解西周史以及“书”至为关键。同时他亦表明自己对于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判断,相异于中国学者已有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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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簋

 

在讨论西周时期政治写作工作时,夏含夷教授指出,传世文献在历史信息传递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特点,他引用汉学家史嘉柏(David Schaberg)在评论《剑桥中国上古史》时对“文本与文物”的分析:“大体说来,历史学家所利用的文献都有晚起抑或不明的著作背景。要么是所叙述的内容发生好几世纪以后才写的,要么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是什么人写的。即使是出土文字资料,诸如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基本上也不带有信息说明其著作条件与用处,更不用说其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关系。并且,出土文字资料完全确认了传世文献的那些非常罕见的例子并不能表明传世文献的普遍正确性。如果‘传统历史’是部分根据传世文献的历史研究,那么它的出发点要么是过分不定的、要么是根据信仰的。”夏含夷教授认为,“根据信仰的”这一表述,是史嘉柏对某些“传统历史”所作的最尖锐的批判,因为历史研究应该是科学研究,而非服从于信仰。

 

既然历史学家所应用的历史框架(包括年代框架)及其细节的信息都引用自很晚或不明的传世文献,他们对古代的叙述难以像考古学家的构拟那么确切;同时,传世文献经过抄写、编辑和收集过程,几乎不可能重构它原来的形式,那么,历史学家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夏含夷教授再次援引史嘉柏的评论:“最好的历史学家利用传世文献的时候,以之为来源可疑的文物。他们注重文献可疑之处、批判对其来源最精锐的解说,而后才作出证据不过于局限的结论。”夏含夷教授认为,在利用传世文献时,应当做“最狭的结论”,而不能超出材料与证据。随后,夏含夷教授就大盂鼎、颂鼎、逑盘、逑鼎等出土文物的铭文记载来说明与论证相关的观点。

 

此外,夏含夷教授还介绍了他在做相关研究时的语言翻译经验,即从甲骨文到文言文,再翻译成英文,而后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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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和大盂鼎铭文

 

最后,夏含夷教授以五个问题来结束本次讲座内容:第一,《摄命》是不是西周时代的命书?第二,如果是的话,是如何传授到战国时代的?第三,《摄命》是不是《囧命》的前身?第四,如果是的话,《摄命》是如何传授到汉代的?第五,《囧命》是如何创造的?他对以上五个问题作了尝试性回答,但仍然对诸多存疑之处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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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鼎和颂鼎铭文

 

韩巍副教授就讲座内容表明自己的“疑古”态度,并提出三个疑问:第一,《摄命》缺乏与“命”相关的程式化的记载,如职务、赏赐、礼制、仪式等等,只有空洞的道德教训,这与其他的“命”的记载具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对于《摄命》最后一条简文中之“乍”字的理解仍存疑。第三,对摄的身份怀疑,若摄为王子,则与“出纳王命”的职事相抵牾。夏含夷教授回答时指出,“乍”字与“作”字有通用之处,但对于“摄”与“摄命”的研究仍有很多不确定的问题,持有怀疑态度是应该的。

 

讲座最后,李零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他认为,“疑”与“信”是两个普遍问题,疑不等于科学,信不等于迷信。怀疑与相信都需要证据,怀疑可能是一个起点,但仍需小心求证。他还以李学勤先生“走出疑古时代”为例,从口头表述到文本生成的过程中,经历了诸多主动与被动的删改,不明真相者亦有误传,而作为亲历者,李零先生指出,李学勤先生最初的讲法与最后的文本确实存在不同之处。这本身说明文本本身的复杂性。同时他指出,在国际化的学术交流背景下,翻译是必不可少的,注解与翻译亦考验学术水准,需要给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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