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30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九十二期“五四与现代中国”第一场分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韩国延世大学的参会学者分别围绕 “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 、“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两大议题深入探讨。

上半场

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

本次论坛上半场主题为“五四与20世纪中国政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欧阳哲生主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首先以《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为题，探讨闽籍老派学人与五四新一代知识人之间的联系与冲突，试图重新解读五四时期所谓“守旧派”与“激进派”的矛盾。马勇老师认为，对于新文化运动思想渊源的认识，要向前推到晚清时期。他以严复、林纾、陈衍、郑孝胥等人为例，指出闽籍老派学人最先感受“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的本质——最先投身于新知识的接受、创造、传播与推广，最先推动知识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转型。

严复

因此，在近代中国早期思想启蒙与新知识传播时期，老派学人各自通过不同的路径深刻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然而，五四运动发生前后，闽籍老辈学人几乎不约而同地站在了此时崛起的五四新一代知识人的反面，已有五四叙事架构基本上均将此冲突归咎于老派学人的保守与落伍。他指出，这种看法当然有其自洽的逻辑，但若重新排比新旧史料可以发现，直至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仍一以贯之地以维新、改良思想重建中国的知识体系，依然没有改变其对新知识的学术情怀、现实诉求及实践，因而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并没有倒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五四新一代知识人成长速度之快、新社会变化之速，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者的极端、武断，使这些老派学人产生质疑、批评、反对与碰撞。因此，重新解读、探索五四时期闽籍老派学人，有利于重新认识两代学人在五四时期激烈交锋的内在逻辑。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帆则以《骈散、汉宋之争与“学者”、“文人”的纠葛——学术史视野下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为题，继续聚焦“学者”、“文人”在北大这个场域内的冲突及背后实质，从清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发展的线索中探幽取径，以学术史的视角追溯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渊源。李帆老师从三个层次展开。首先，北大文科的桐城派与章门弟子之纠葛，突出地表现为章门弟子逼走桐城派，使北大成为新文化的阵地。进而，两派之争正是清代学术之争的延展和变形：桐城派主张“文以载道”，即载程朱义理之道；章门弟子则追求“文以自然”，这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体系之争又可追溯至骈散与汉宋之争，随着晚清民初新思想的汇入，维护程朱理学的桐城派自然在学界受到压制。最后，从“学者”、“文人”的角度来看，自汉以降，学与文的分离、学者与文人的分离愈趋明显，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西式分科思想强调从文人创作转向专门学术研究，而以创作见长的文人代表桐城派，难以契合新时代的学科发展要求，按西式分科思想建立的北大文学门则逐渐容纳更多的章门弟子为教师，两派之争亦难以调和。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左玉河的报告题目为《蔡元培与五四时期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创建》，进一步探讨五四时期蔡元培对于北大的制度改造以及对现代中国大学的制度创建及其贡献。他认为，蔡元培不仅对西方现代大学制度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而且将这种现代大学理念付诸实施，仿效德国研究型大学体制，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胆改革。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现代学科体系。蔡元培设置了“学校－学院－学科”三级新体制，注重文理两科、停办法科和工科、废门设系，突出了文理两科在大学学科设置上的核心地位，改变了民初的大学体制。第二，蔡元培将“教授治校”原则付诸实施，使教授能够具有一定的学术自由与学术独立，保证学校不因校长人选变化而激烈动荡。第三，蔡元培特筹经费扩充仪器设备及图书、举办组织师生研习学问的学术社团、聘请专家来校任教并举办学术讲演、创办学术刊物和大学研究所，推进北大学术研究。由此，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创建了包括院系、学科、评议会和教授会、研究所、学术社团等诸多元素在内的体系完备的现代大学制度。这套大学制度，不仅为现代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授提供了体制性保障，而且为现代大学作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根本性保障，也由此奠定了北京大学作为民国时期全国学术研究中心的独特地位。

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委任状

接下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邹小站作了题为《民初思想与新文化运动的关联》的报告。他表示，一直被忽视的民初思想史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注重历史分期的历史研究来看，这一时期的思想既不属于辛亥革命，也不属于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辛亥革命时期思想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联结点，也是中国思想由辛亥转向五四的重要节点。邹小站老师着重探讨了民初两个重要的思想转向：一是从国家主义、强有力政府论转向关注个人权利、关注国民的自我发展，二是从侧重政治改造转向侧重于社会改造、思想文化改造。从新文化运动最为核心的内容之一——批判孔教思想——可看出，新文化运动在兴起之初，其思想倾向与思想议题，其关注个人权利与个性解放，其思想启蒙的路向选择，其对于儒学（孔教、礼教）的激烈批评态度等等，都渊源有自，并非凭空而来。因而，新文化运动可以从民初思想之争中找到历史的脉络。

吴虞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期的文章《吃人与礼教》，图自“晚清期刊（1833-1911）全文数据库”。

欧阳哲生教授最后作了题为《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从档案文献看北洋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处置》的报告。他指出，过去人们多依从学生运动一方的回忆和新闻报道来叙述五四运动的事态演变。近年来，有关五四运动、北洋政府的官方历史档案被陆续发掘、公开，为澄清过去在诸多历史细节上的误解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利用社会科学院、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保存的档案资料，还原北洋政府处置“火烧赵家楼”始末、审判被捕学生等一系列事件的历史进程，来寻求北洋政府就五四事件与各方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过程，以避免人们对北洋政府的脸谱化、单一化认识。档案资料显示，北洋政府之所以没有法办“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除了审讯材料不力之外，社会浪潮和舆论压力对于学生的理解与支援亦是重要原因。因此，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全民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下半场

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

本次论坛下半场主题为“五四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主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也扬首先作了题为《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的报告。在有关五四的三种表达（“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表示，“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为全面。接着他从话语表达与历史叙述的角度分析了历来有关五四的不同理解甚至曲解。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叙述，受到国内不同政治形势、政治派别的影响，在很多具体观点上分歧很大，偏颇不小。就此，王也扬老师指出，应立足历史史实。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知不足”、求进化的过程，因而不可以割断历史的连续性。追求思想解放与个人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社会运动转向政治运动，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急切的心理状态；而后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写与表达，亦体现了思想界的矛盾与抵牾。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运动？五四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专院校3000多名学生云集天安门前，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亲日派官僚。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

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白永瑞以《五四与连动的东亚：继续学习中的民治经验》为题，将五四运动放在东亚视角下进行考察。他强调“现代适应与现代超克的双重课题”论的有用性，并以“连动的东亚”视角来重新审视五四，探讨中日韩三国在位阶结构上占着不同位置进行相互作用的东亚样貌。他针对有关五四的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阐释，如象征化及意向化、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事件的关联、个人主义、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及民众联合、儒教思想的评价与变革主体等。他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全体社会的重大转型，还在于思想、文化的颠覆性变化与民众主体力量的增强，因而，可以称之为“五四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韩钢教授与萧冬连教授，则将时间向后延伸至当代，探讨中国政治与经济变革中的特点。

韩钢老师以《中国转型时期的弱势领袖政治及其启示》为题，指出1976-1979年间中国开始发生一系列的根本变化，如经济社会政策放宽、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启动与酝酿、精英和草根均趋向活跃等等。他认为，这种社会转型与弱势领袖政治的柔性、融通、妥协等特点相关，赋予了高层权力体制变革的弹性空间。而这段历史亦可颠覆人们既往的认知和经验，即一个社会的转型未必需要强势领袖。

萧冬连老师的报告题目为《中国计划经济起源与社会思潮演变》。他指出，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具有三个特点：急、左冲右突、不成熟。民国时期不同时段内对于经济计划与计划思想有不同的阐释与实践，而计划经济的社会思潮与其他中国近代思想的变化一样，不过是对世界潮流的回应与回响。但需要明确的是，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前的经济计划有着极大的区别。同时他指出，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模式，原教旨的市场经济亦有不恰当之处。

五四留下的精神遗产与思想资源，是一代代学人思考与对话的宝贵财富。除本场论坛外，文研院还将组织举办“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的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回顾缔造了北大黄金时代的新老两代学人，展现他们的学术建设和精神风貌。

点击下图，了解更多关于北京大学“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专题展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