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反思美国区域研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教授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主持论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新闻传播学院王洪喆助理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雷少华助理教授参与讨论。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教授

卡明斯教授是美国著名的东亚史、朝鲜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专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古斯塔夫和斯威夫特（Gustavus F.and Ann M. Swift）杰出贡献教授、前历史学系主任。他于1999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其著作《朝鲜战争的起源》第一卷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图书奖，第二卷获美国国际研究学会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图书奖。此外，他还是《剑桥朝鲜史》的主编，并多次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民族报》（the Nation）、《当代历史》（ Current History）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

卡明斯教授曾发表两篇有关美国区域研究的文章，并在相关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成为“冷战社会科学史”论说的发起人之一。这两篇论文分别是《边界位移》（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1997）和《咬那只喂你的手》（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 ‘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2004）。

卡明斯教授坦言，撰写这两篇文章原因有三：一是受“愤怒”和“抗拒”两种情绪的驱动，其意图在于批判；二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些被前任学者忽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期间支持地区研究的证据；三是因为几位家庭成员都曾与中情局发生关联——他的父亲在1950年代初期短暂加入过，而他的姑母则为其服务近三十年。

卡明斯教授谈到，70年代，一份激进报纸曝光了当时全美最大的学生组织——全国学生协会（National Student Association）长期受中情局资助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不少人表示愤怒难忍，相关组织的领导成员也纷纷表示并不知情。而卡明斯指出，不仅是学生组织，美国的区域研究也与其关系密切——50、60年代多数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科学家或社会学家就与中情局合作密切。

在他看来，身为一位知识人或许会面对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成为职业学者，二是为国家服务。而他本人的观点是：你可以选择其中任何一条道路，但绝不要同时走这两条道路。七十余年的人生路，卡明斯教授谨守界限，不曾接受过来自情报部门的任何资助，也不曾与之合作。

接下来，卡明斯教授对“区域研究”的概念内涵和起源做了简单介绍。他风趣地将区域研究的创建称为美国对外部世界研究时取得的“活动腿脚的地儿”（elbow room），也就是高等教育体系内制度化的生存空间。截至1945年，多数美国大学历史系的研究领域是这样分布的：美国史是最重要、研究力量最强大的领域，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次是欧洲史，准确的说是西欧各主要国家的历史，如英国史、法国史和德国史；中国、印度等国被视作“伟大文明”，相关研究和教学的内容也基本上局限于古代经典文献和著名学者的思想学说；而像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则一般划归在“汉学”（sinology）名目之下，并无独立的学科地位。在当时，二战引发了对海外知识的急迫需要，而这样的学术配置难以对此进行回应。汉学家们虽可阅读中文却无法用中文交流，他们专研古代中国，却对现代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所知不深，不能提供有直接帮助的见解。在此背景下，战后掀起了在大学内推进区域研究的浪潮，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于1962年迎来了第一位从事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何炳棣教授（当然还有此前来到政治学系的邹谠）。时至今日，系内拥有五位研究现代中国的教员，中国历史领域也已完全成为芝大历史系建制的一部分。

在谈到区域研究和常规院系设置的关系时，卡明斯教授指出，在区域研究建制化的过程中，它不断面对来自于政治科学等自称“更为理论化”的学科质疑和挤压。这种情况在不同院系有不同程度的表现。1980年代末的芝加哥大学，计量方法和理性选择理论正流行于政治学和经济学界，在这些学科内部，对某一区域研究专家来说，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具有理论水平或精通数字统计，否则很难被同行们认同。

至于推动战后区域研究制度建设的资金问题，卡明斯教授强调了情报机构和基金会的作用。由于国会迟迟不愿拨款资助大学中的区域研究，中情局在5、60年代通过福特、卡耐基等基金会组织为区域研究投入了数额巨大的资金支持。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号（Sputnik）号人造卫星，国会在震动的刺激下，终于于次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DEA），该法案第六款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将资助拉美研究、非洲研究等“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

在卡明斯教授风趣且掌故丰富的引言之后，几位参会的嘉宾学者分别结合自身学术工作发表感想。牛可教授认为，卡明斯教授此次发言，较其已发表的两篇区域研究的文章似乎更加复杂、平衡和丰富，他对此表示赞赏。近年来，牛可教授本人也对美国区域与国际研究的历史有所关注。根据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关于区域研究的相关档案文献所示，美国区域研究的创建和发展并不能仅仅通过“冷战社会科学”的单一模式来解释。在情报部门和国家资助、引导、控制区域研究之外，推动区域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远的超越政策效用的目标，和对“跨文化理解”（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的真诚追求，而这也是应当予以承认和赞赏的。其中的一些区域研究学者更是有意识地与情报部门和政府部门保持距离，抵制政治权力对学术的侵害。他认为，认识到这些对于推动中国自己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可副教授

昝涛教授分享了他本人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欧亚研究系访问期间的见闻。两年间，他逐渐了解到该系具有国防研究的相关背景——该系最早是为二战中军队专门的语言训练项目（ASTP）而设立的，其一度财力雄厚，大部分学者是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旁听乌兹别克斯坦语时，他认识了两位学生，其中一位在学期中突然消失，后来得知这位同学曾经受雇于情报部门。卡明斯教授对昝涛教授的分享内容很感兴趣，据他介绍，印第安纳大学的中欧中亚研究在全美的排名很好，由于冷战期间中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相关的区域研究也享有颇为重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成为独立民族国家，中亚研究的重要也进一步提升。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时，中情局内就曾雇有一位操阿富汗官方语言（即普什图语）的雇员。

雷少华助理教授在评议环节提出了如何看待中情局对区域研究资助性质的问题。对此，卡明斯教授指出，情报部门的资助或许是一种带有宣传目的的控制行为，但同时，这种资金支持也的确为美国区域研究提供了充分的外部条件，使学者们具备到海外展开田野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的机会，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学术研究水平，及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区域的认知水平。卡明斯教授并不认为中情局希望将所有学术研究应用于海外宣传，不过在冷战期间，美国在朝鲜半岛发动的心理战可以作为区域研究被纳入宣传战略的活动之一。雷少华教授紧接着提问，应该如何正确评估和使用近年来解密的中情局档案？卡明斯教授建议，学者在阅读情报部门相关档案报告时，应结合其他已公开的学术研究成果（特别是人类学家的实地考察），对所研究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后做出判断，避免被有明显谬误的档案信息干扰，得出错误的研究结论。

刘海方副教授提问道，在美国，国家对于区域研究的资助是否存在优先次序？非洲研究大概处于何种地位？卡明斯教授肯定了这种优先次序的存在，进而指出，联邦政府资助区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要了解敌人的情况——冷战期间美国的首要敌人是苏联，其次是中国大陆，再次是东欧国家。朝鲜一直是个麻烦。早在1960年代，四大基金会就出资设立了六个朝鲜研究中心。以后几十年，随着越南战战、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入了相关区域研究机构之中。卡明斯教授还提到，尽管在1980年代零星出现了有关安哥拉的研究项目，但非洲一般被视作一个整体的学术研究对象。此外，非洲研究有时也被置于对英、法、荷等帝国殖民地的研究类别之下。他还指出，近年来，恐怖主义在北非兴起蔓延，非洲研究的重要性将会持续加码。

王洪喆助理教授注意到，卡明斯教授的两篇论文分别作于“9.11”事件前后，他想了解卡明斯教授的看法是否受到该事件的影响而有所变化。卡明斯坦言，他曾在“9.11”之后对该事件作出评论并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出版，但当时所做的一些分析判断——例如预言类似恐怖袭击不太可能继续发生——时至今日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他认为，相比于珍珠港事件，“9.11”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具有彻底转变的性质，它只不过强化了原先既已存在的种种趋势。但对于学术界而言，“9.11”可称得上一份巨大的“礼物”，它为新的政策研究赢取了大量资金，也使得学者与情报部门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

牛可教授还就区域研究在大学内的组织形式，特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情况提问。就此，卡明斯教授解答道，芝加哥大学风格趋向保守，院系组织比较坚固，新的研究领域历来不易获得专属的组织平台。区域研究的发展通常都在常规系科内部进行，而各系也往往不易争取到设立区域研究教席的权利。芝加哥大学一般没有全校范围发展区域研究的计划，也不像其他大学那样设立国际和区域研究中心与学院（school）。即使区域研究机构招聘，也只是行政人员而非教员。卡明斯教授所属的朝鲜研究就是通过一个项目（而不是中心）来加以组织的——这个项目也有活跃的学术联系和共同活动。他表示，在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区域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政治学系也在比较政治学下为区域研究提供教职；但在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注重理论化的趋势导致地区研究被抵制甚至排斥。90年代后的十多年里，社会科学中浓厚的实证主义氛围降低了区域研究的地位，近年来，人文学科对区域研究的参与力度却也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卡明斯教授也观察到一个有利于区域研究的趋势，即随着国外学生比重的不断增加，大学管理者开展了更多的有关海外地区的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