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下午，作为文研周年系列活动组成部分之一，“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论坛由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主持。参与讨论的学者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波副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常怀颖和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博士。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到场聆听。
论坛现场
渠敬东教授首先阐述了文研院支持并鼓励跨学科开展文明研究的初衷。他指出，文明研究的最终关切是研究人，文明与人的关系是研究文明的本质。放眼全球，世界各国、各区域的文明不断产生交融，文明也因技术的进步和区域的扩大不断融合生发，同样地，文明的交流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未来的世界将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个问题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入的思考。文明研究不应局限于专业研究，而需要学者通过跨学科的研究突破专业研究的学术视野。中国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一直局限于中西文明的比较格局，发展到今天，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视角是多文明的，我们要将世界囊括在自己的视野里，构建更加健康和完整的未来。这是中国学术的责任，也是北大的责任。跨学科的文明研究，创造的不仅是优秀的学术成果，更是培育优秀学者的土壤。
第一组发言嘉宾分别是赵鼎新教授、李强教授和李猛教授。三位教授从国际视野出发，讨论宏大的文明研究如何形成，反思全球文明研究遇到的困惑。赵鼎新教授首先发言，他指出，文明研究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接着，他由“民族国家”的概念引申出文明研究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赵鼎新教授说，我们现在称呼中国为“中华民族”或“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源于西方，形成至今大约200年，广泛推广则发生在二战之后。赵鼎新教授认为，“民族国家”观念为人类社会带来极大的影响。第一，这一概念的思维方式与基督教十分相似，特别是犹太教，比如“零和”的观念——只能属于其中一方，而不能共存。这种“零和”观念的特征也表现在领土问题上。在帝国时代，各国的领土是相互交错的，而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各自的领土是封闭的。争夺更多领土的方式就是屠杀。历史上，美国、欧洲、中东、印度等地区因为争夺领土而遭屠杀的百姓不可计数。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规模要小得多。现在，中国强大起来，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实际上，中国古代社会构成的是文明共同体，与欧洲、印度、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态完全不同。那么在学术领域，我们是不是还要依靠来源于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说法来定义中国呢？
赵鼎新教授
文明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的认同。一种文明对某一个地区的主宰是由疆土的范围定义的，而定义疆土的方式是比较暴力的，如屠杀、驱逐、迁徙等。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几乎全部由西方文明主宰。但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文明常常出现由不同民族的统治者相互主宰的情况，如蒙古族文明、满族文明等。几千年文明的交互积累，使得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即使面对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华文明也始终未能被完全同化。这是中国的特殊性，我们要继续保持和强化中华文明的认同感。
对于如何培养中国文明研究的人才，赵鼎新教授指出，西方的文明研究进行了许多年，但是走到现在，我们感受到，很少有学者能够进行令人信服的文明研究——许多人往往停留在本专业内，有的甚至连这点都没有做到。赵鼎新教授指出，我们要培养有中国文化出身的、基本功好的专业人才，培养问题意识，鼓励跨学科研究，这样才会推动中国的文明研究走向世界前列。
李强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阐述了文明研究中的秩序与意识问题。他认为，人既不是神，也不是动物。人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存在，而追求无限存在的方法之一就是构建共同体，因为共同体的生命是超越个体的。要构建共同体就要构建秩序，这种秩序既包括制度的秩序，也包括精神的秩序——前者依赖于后者。李强教授反思了近些年西方政治哲学在面对文明冲突时何以停滞的原因，及其依赖跨学科方法的程度。他提出了理解西方政治哲学秩序的三个维度：认同问题、组织问题和政治问题。
李强教授
第一，在中国，认同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为传统的问题，并且中国的认同是共同体的、是处在网络中的。现代的认同更多地偏向宗教意味，启蒙运动后，人们推动了个性解放，但是认同问题依旧十分重要。然而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却不太关注传统的认同问题，正如福山讨论的“历史的终结”，似乎已经预设了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框架。但是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分配人类的福利，这关系到民族认同、种族认同和宗教认同，以及它们对于政治的影响。这需要融合历史学、宗教学等跨学科知识。
第二，人类要组成有秩序的组织，就要形成机构。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机构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机构的类型，二是机构内部怎么组织。以国家问题为例，二战后，西方社会提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国家问题在社会学中讨论得比较多，在政治学中反倒鲜有问津。实际上，整个世界已经在思考人类将要组织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是民族国家，还是帝国？对于构建帝国，欧盟一直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复辟帝国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民族国家在未来的走向。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要很好地把握历史知识。
第三，政治问题。李强教授以美国宪法为例，评析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他认为，当前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而是西方几年前混合制度的转移。李强教授强调，研究政治哲学的三个维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要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进行互动和交融，将单一的知识层面拓展到跨学科的多维度知识结构。
李猛教授评析了三个经典案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研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研究和莫米里亚诺对古希腊的研究，试图呈现文明研究本身存在的困难。李猛教授说，韦伯的研究从宗教和经济伦理入手，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社会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等内容，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典范性的研究，具有持久性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专业化的学者而言，外行终究是外行，也许外行能够看出新的东西，但是外行在研究过程中也会遇到难以逾越的困难，这一点韦伯在当初著书时便提到了。还有涂尔干的研究传统、莫斯的研究传统，正如王铭铭教授也想将他们的研究范式运用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研究，这背后隐含了一个对西方以及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把握。我们要提问的是，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文明为什么没有被纳入世界文明研究的历史进程？这是文明研究隐含的一个宏大假设。
李猛教授
第二个案例是雅思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研究。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领域的影响很大。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有的汉学家提出非常俏皮的问题，比如，中国是否发生过超越秩序的断裂？这种断裂是否构成了中国思想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对立或批判？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学者看来，并不是一个想当然能够得出的答案。这显示出文明研究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当我们讨论历史细节的时候，证据却很含糊，这些证据能否支撑这个主张，还需要深入的讨论。
第三个案例是莫米利亚诺的研究，他的研究对象是希腊文明、犹太文明、罗马文明等世界文明类型，关注的是多种文明间的相互作用。莫米利亚诺虽然也借鉴了雅思贝尔斯的研究，但他运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即从历史的残片中把握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莫米利亚诺所得出的结论是猜测性的，也是有限性的，只看他的研究结论很难将其定位文明研究，只能说是不同的学者对不同问题具有不同的看法。
透过这三个案例，李猛教授指出，我们现在的文明研究，是以宏大的历史进程为基础。未能放在文明内部的小单位进行研究，使得文明研究很难放在一个或某个专业学科内部去进行。因此，当提出“文明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种专业学科？”这个问题时，李猛教授持否定的态度。
李猛教授对当前的文明研究提出两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第一，如何理性地评价一项文明研究。文明研究无法形成清晰的批评机制，文明研究的成果也很难评价，很难区分哪些是原创性的观点、哪些是错误的观点。第二，通过文明研究，能否重建专业学科与传统学术之间的联系。学者有必要回头检讨专业学科最初的概念，在用理论构建基本的世界图景时是否出现错失？古老的学科能否为新的研究提供更多可能性？
对于中国的文明研究，李猛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应关心中国人自己的命运，我们研究希腊文明、研究美国政治，都隐含了中国人对历史、对未来的理解。我们将西方文明同中国文明摆在一起平行比较，会造成各说各话的局面。中国的学术传统一直处于西方文明研究之外，因此中国的学者需要将中西文明联系起来，使其发生关联，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产生新的对话。
第二组发言嘉宾分别是魏斌教授、陈波副教授、叶少勇副教授、常怀颖副研究员和程苏东博士。五位学者分别从自己的学科领域出发，讨论中国文明研究的方法、反思中国文明研究遇到的问题。
魏斌教授
魏斌教授从历史学研究的经验出发，谈到了自己在历史研究中的方法经验，以及跨学科研究时产生的困惑。关于研究方法，魏斌教授指出，文明是时间的积累，历史学的研究核心是时间过程，是历史的生成和变化。每一位历史学者，拥有一种直觉的自觉，那便是关心历史的变化和延续。基于这一点，历史学天然地具备了跨学科的性质。魏斌教授以山林研究为例，指出他所研究的山林，既包含历史学的内容，也包含社会学、地理学的内容。关于跨学科研究的困惑，魏斌教授主要提到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互斥。他提到，近些年，历史学研究常常遭到社会学者的批评，认为历史学研究缺乏对概念和理论的系统梳理；而社会学研究也会遭到历史学者的质疑，认为社会学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把握不够精准。对于两个学科间的互相批评，魏斌教授的观点是，这是二者站在本学科立场之上的讨论，历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分析，至于如何一边呈现历史材料、一边合理地使用理论，仍需要历史学者进一步的努力。
陈波副教授从人类学的学科角度讨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特征。他首先以一个有趣的例子——活佛讲经，生动地展现了中国领域内的不同类型的文明形式在同一时空中产生的冲突。在研究方法上，陈波副教授认为，面对不同的材料，站在不同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结论会有所不同。研究中国文明，首先要树立“中国观照”，这是林毅夫教授在上午的演讲中提到的概念。研究中国的问题，其理论观照与问题预设不同，研究视野也会产生区别。例如，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个帝国，研究方向便是帝国的形成与帝国文明；如果将中国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视角又会不同。
陈波副教授
接着，陈波副教授以莫斯的著作《礼物》为例，解释借用西方的研究范式理解中国文明体系的可能性。他指出，作者莫斯在一战背景下完成这部著作，最初版本删减了很多。与莫斯本人及作品相关的学者、流派皆参与过一战，伤亡惨重；以涂尔干和莫斯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也因战争受到重创。莫斯在此背景下，反思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强调了两点。第一，个体研究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个体性，而文明研究是强调跨越某一个社会、民族国家的的社会现象，这种文明与之前讨论的文明在定义上不尽相同。在《礼物》中，莫斯将中国放在“总体呈现”的体系中看，他认为应将这种跨区域的漫长时间的群体与群体的交换视为一种呈现体系，而不能把一次的礼物交换看作总体的呈现体系。第二，炫耀与消耗。陈波副教授认为，炫耀与消耗这一组概念透射出不同文明体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同地位。将中国放在这组概念体系中的做法，不由得使中国学者产生疑问——莫斯是否真正了解中国的文明体系？中国的文明体系是炫耀还是消耗？涂尔干在对社会事实的概念进行梳理时，认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可能性是帝国，帝国内部会产生不同的民族接触。不过，帝国只是西方的经验。谈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与研究中国文明的关系，陈波副教授认为，欧洲的知识体系没办法处理中国的文明进程。他使用“共主”的概念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构。“共主”是多群体共同推举的一个领袖，当群体或区域出现矛盾和纠纷时，“共主”便出来主持正义、维护秩序。中国在历史上与边疆地区便形成了互补的关系，既不要求中原与边疆实现同质化，也不用彼此的长处对比不足。费孝通先生曾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北京大学马戎教授也曾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地区之间便产生互相依存、相互支援的关系。”莫斯的观点是超越性的，中国的这种“共主”体系没有边界，可以与世界共享我们的成就。如果存在边界的话，我们的文明就无法对边界之外的群体做出贡献。
叶少勇副教授
叶少勇副教授以佛教研究为例，表达了对当前中国佛教研究缺乏跨学科意识的担忧。他指出，由于缺乏藏语和梵语的基本训练，国内许多佛教研究者对于佛教的根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国内佛教研究中“去印度化”的口号更加弱化了佛教研究者对于藏语和梵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叶少勇副教授认为，要做好佛教研究，必须要实现佛教与外语（梵语和藏语）的跨学科研习，外语是佛教的细分领域，我们不应人为地割裂佛教作为一个跨专业性质学科的完整性，更不应因为藏语和梵语难学而找理由忽视她、贬低她，而应通过这些语言明晰佛教的要义。此外，叶少勇副教授还提到，研究佛教不仅要重视外语学习，还需要掌握文献学的知识，培养分析能力和问题意识，从字词差异的背后牵引出重大的学术问题，以获得真正的学术发现。
常怀颖副研究员表示，虽然考古学科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属于小型学科，但具有多学科交融的特征，因此是天然的跨学科专业，研究它也需要各种学科的各种方法。他从两个层面讨论今天的议题。第一，文明是什么。我们今天将文明视为国家形成以来的形态。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看待文明，其定义有所不同；从不同的地缘角度看待，文明的定义也不一样。如果站在中原的立场，文明的本质就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如果讨论上古时期的边疆地区，那便是异文明的问题。第二，怎样理解人群共同体中国化的过程。我们研究文明的起源，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开拓新的史料。这是考古学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不一样的地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我们常常会挖掘新的遗迹、获得新的研究材料，面对新的研究素材，我们需要新的方法展开研究。
常怀颖副研究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常怀颖副研究员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值得中国考古学者思考。
其一，中国的疆域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时期人群的共同体，他们是不是以比较相近的方式进入国家形态？是不是经历了与其他国家起源相似的形式？这便引出一个政治学的问题：西方社会总结的文明起源的方式是不是适用于中国？中国能不能套用西方的概念？会不会引起“水土不服”？
其二，文明可以定性研究吗？物质变迁是西方文明研究的标准之一，如两河流域的文明探索，以当地的物质遗迹为主要证据。西方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不是适合中华文明？中国文明的存在形态多大程度上可以与文献相契合？文明研究是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我们试图从发掘出的遗迹中直接看出历史的进程与社会的发展。这些问题，在获取新的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仍需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其三，考古学迫切地希望获得理论指导，比如，考古学借鉴人类学的方法获取材料，借鉴史学的方法解读材料。我们需要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比照中华大地曾经存在多的人与物。
常怀颖副研究员指出了中国考古研究的两个倾向：第一，直接借用西方的概念（如社会分层、城邦等）总结中国的文明发展过程。第二，于具体的材料进行过程化的描述，不是轻易用某种概念和理论与套用。常怀颖副研究员认为，西方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文明研究不完全适用，未来急需要跨学科的专家进行帮助研究。比如，早期的文字、社会阶层，经济发展情况在早期国家中的发挥了哪些支撑作用？早期的贡赋关系、贵重资源的控制分配和流动过程，直接关系到文明的发展程度。人群的流动、婚姻关系、不动地区的社会分层、区域中心与周边群落的关系的控制……常怀颖副研究员表示，虽然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充分地应用在考古学研究之中，但考古学和史学都面临碎片化的现象，怎么解读才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
程苏东博士
程苏东博士通过概述中国传统学术格局的改变阐释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从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便进行了早期文化的知识分类和积累——无论是整体架构变迁还是局部划分。到了汉代，两位大儒针对是否推行学术的融通展开了跨时空的讨论。贾谊认为，科学需进行全面综合的培养，研习诗、书、礼、易与春秋，便可达致“中和”的境界；董仲舒认为，“六学皆大”“万物皆在春秋”，他并不强调跨学科的重要性，而着重讨论春秋学——他的春秋学研究的确改变了当时的学科形态。程苏东博士认为，学科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是研究方法，他对中国文学学科的研究方法表达了担忧，从中国的历史进程看，不同的时代对于文学的批评标准是不同的，学科方法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他讲到，文学学科的研究应当形成标准化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将不同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学材料的运用，这是未来跨学科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论坛现场
樊锦诗教授
八位学者发言结束后，韩启德院士、樊锦诗教授等嘉宾参与了论坛的讨论。在被问及敦煌学研究中具有哪些跨学科特征时，樊锦诗教授指出，敦煌石窟作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掌握艺术学的相关知识，还离不开佛教研究、经学研究和民族研究等多种学科的学术支持。如果不能掌握跨学科的知识，就无法进行完整的敦煌学研究。
韩启德院士
韩启德院士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愈发朝向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关于文明这一终极问题，不论怎如何进行学科交叉都存在其合理性。好的研究就是好的解释，好的解释就是好的故事，好的故事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渠敬东教授
论坛最后，渠敬东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他表示，做文明研究的学者，并不是一开始就立此志向，而是凭着多年研究的惯性，自然而然走进了文明研究。进行专业研究的学者，实际上更加关心人本身，而一个人在某一时代的遭遇，使得其必然会关注文明问题。学者关注小的问题，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关心自己的未来或人类的未来，则一定会关心文明问题。文明问题并不是当下即刻能够解决的，学者需要有勇气回到完整的过去，这是一项对文明有承担的人从事的事业。文明研究的本真，便是观察自己，观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