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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72】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

发布时间:2018-06-27

2018年6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阅读史——理论、方法和实践”。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治主持并作引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王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季剑青、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自由撰稿人宋希於、出版人周运出席并作主题发言。

 

张治

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

 

论坛伊始,张治副教授表示,“阅读史”这一选题起因于他正在撰写一部书稿——《钱钟书的阅读世界》。这本书原本侧重于空间上的考量,现预加入时间性维度以把握钱钟书书斋生涯的重要时刻。在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存在诸如阅读方式的文化史、社会史等多种视角。从文学的视角看待阅读史,主要是以重要作家为中心。这一视角不仅关注变迁的书籍史,还包括作家的精神活动。

 

张辉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随后,张辉教授以“过去的现在性:从一个T.S.艾略特的命题说起”为题发言。他认为,阅读在很大意义上关联着我们如何面对传统,他将阅读这一概念与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联系起来。这本书描述了三个命题:其一,过去具有现在性;其二,现在具有过去性,不仅过去决定了现在,现在也在改变过去;其三,阅读的过程即放弃个性的自我,也是有意识地成为某种传统的根续。

关于过去的现在性,张辉教授以现代诗人冯至为例进行说明,冯至的精神史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和阅读史的进程相互联系。冯至早期是浪漫派诗人,但随后,他的阅读对象从里尔克转向歌德,再从诺瓦利斯转向杜甫。这一阅读史的变化既反映了他精神选择的曲折性,也构成了他精神演进的内在动力。关于“现在”的过去性,张辉教授以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为例进行说明。从今天的阅读规则、解释规则和写作规则来看,《摹仿论》文体内在的规定性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对于崇高文体、中等文体、低等文体等级性的规定已被颠覆,这体现出“现在”也在改变和修正过去的体系和统序。

 

王风

北京大学中文系

 

随后,王风 教授以“学术界与读书界”为题发言。“学术共同体”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中情况各不相同,对人文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来说,其学术内部(学术界)与学术外部(读书界)没有明显的落差,属于“有边无界”。这种特点的弱势在于显得人文学科专业性较弱,而优势在于学术界和读书界之间存在较大的沟通空间和可能性。学术界的人在处理学术问题时会有专门的工具和训练,这也使得阅读易被异化。读书变成读材料,而读书界的人倾向于以兴趣出发读“闲”书。两者处理的问题和阅读的兴趣不太一样,因此,学术界与读书界之间的良性沟通可以形成互补。学术界读书,读书界做学问,两者之间边界模糊,才是人文学科健康的生存状态。

 

季剑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接下来,季剑青 研究员以“阅读史视野中的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为题发言。他认为,明清白话小说是一种文化消费品,阅读它是一种消费型阅读。这种属性同时与其作者属性相互关联。明清白话小说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被改写、加工,因此,作者在更大程度上可被称为素材加工者或整理者。意大利文学理论家艾柯区分了两种阅读方法:阐释文本与使用文本。明清小说阅读便属于后者。有的阅读者从出版市场购买产品,对文本进行再加工后,重新投放到市场中;有的阅读者把阅读当作一次性消遣和休闲;还有的采用索引式阅读,例如,当时的文人圈子十分好奇《红楼梦》、《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便通过了解作者去索引小说的原始素材。

到了晚清,新小说提倡者有意为白话小说赋予新功能,如梁启超就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提出用小说来传达心智、启蒙民众。另一方面,晚清小说家也有意识地去掌控小说意义的生成,并引导读者接受,以服务于启蒙事业。到了五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反对将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看待,他们致力于用新颖别致的白话语言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想,挑战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消费习惯。总结来说,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阅读模式经历了从消费型阅读向生产型阅读的转变。相应的,小说家不再是传统中作为公共性经验的提供者、加工者和整理者,而变成一个个有主体性经验的表达者。

 

周运

出版人

 

论坛下半场,周运以“严复与京师大学堂译书局藏书——严复1902-1904年的西文阅读”为题发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创办最早属于戊戌变法的一部分。梁启超提出,译书是改革的第一急务,他向海外购买了一些书籍、报纸,但不到两个月便随着戊戌政变化为泡影。因此,译书局真正创办于1902年,严复任译书局总办。严复所订《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主译西洋书籍,与专译日文的上海分局相区别。接下来,周运介绍了严复的私人藏书。1897年家中失火,《天地球》所幸保存下来,其他藏书几乎全部散佚;严复1900年在上海时着手翻译《国富论》,原书现藏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室;另外,严复收藏有莫利的《文学研究》、《柏克》、《卢梭》等书,很有可能是在上海黄浦别发洋行所购得的。译书局书目中有严复签名批注的书共有七种,分别是:《文学研究》、《卢梭》、《批评文集》、《柏克》、《歌德格言与沉思录》、《法国革命史》、《金姆》。严复可能读过的书还有《社会通诠》《言语学》《群几权界论》等。梳理严复阅读过的书目可将其1902-1904年间的阅读活动串连起来。

 

袁一丹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随后,袁一丹副教授以“打开苦雨斋藏书:周作人阅读史初探”为题作发言。她首先以两张照片呈现了周作人苦雨斋的书房一角。袁一丹副教授对周作人阅读史的梳理,不完全是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文献整理,而是通过阅读史探究个人思想史,着重考察周作人逆势而动的道德观念背后的知识谱系。袁一丹副教授介绍了研究周作人阅读史的两个材料:一是1944年他发表在《古今》杂志上的长文《我的杂学》,二是1925年周作人应京报副刊所组织的青年必读书征集所列出的书单。关于阅读史研究的方法论,她在字面上借用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提法表示,阅读史研究也可采用类似方法,即文本内证与实物搜讨相结合。在实物搜讨方面,她分析了两种途径:其一是梳理周作人日记,该日记提供了清晰的时间线索,可以分段甚至逐日地去考察周作人阅读趣味的演变;其二是去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中央美院图书馆“打捞”散佚的苦雨斋藏书。此外,她强调,书籍作为一种实物所保留的阅读痕迹(如题记、批注、印章、划痕、茶渍、指纹等)对于研究也十分重要。最后,她借用海明威的“冰山原理”来比喻周作人的“书房一角”。读与写、私下阅读与公开发言具有不对称性,我们需要从周作人“书房一角”出发,去探求其思想的全部。

 

宋希於

自由撰稿人

 

最后,宋希於以“编辑家陶亢德的阅读和翻译史”为题发言。陶亢德是民国时期重要的编辑家,对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宋希於首先介绍了陶亢德的生平。他于1908年生于浙江绍兴,读过私塾之后以十多岁的年纪去苏州谋生,对新文学产生兴趣——阅读期刊,热衷文艺,文学梦萌动。随后,他辗转至沈阳,加入生活周刊社,成为特约通讯员,亲历并记录了“九•一八事件”。1933年,陶亢德担任《论语》的主编工作,后又参与《人间世》杂志的编辑工作。1935年,与林语堂创办《宇宙风》杂志。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所办刊物和书房均停止活动,丧失一切经济来源,被迫滞留上海。1943年,陶亢德赴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会后在日访问半年,其后与柳雨生共同主持有日方背景的出版机构太平书局。抗日战争胜利后,陶亢德以“文化汉奸”罪名被逮捕,经历了“落水”岁月。新中国成立后,陶重拾编辑旧业,历任上海革新书店、群联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等出版社编辑。在“反右”时期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遭到更严重的迫害,并于1983年病逝于上海。

在陶亢德前半生的阅读经历中,他爱读郁达夫,更爱读鲁迅,为周作人、老舍两位作家出版书籍获得成功,但为丰子恺出版的《艺术漫谈》却销量不好。而在其前半生的翻译经历中,他翻译了《滇缅公路》《怎样除烦恼:过美满生活》《苏联的领袖与人民》。后来,他的兴趣转向生物学,翻译了《配尼西林的故事》《生命的敌人:微子》《静静的顿河》《童年时代的高尔基》《蜜蜂的视觉、嗅觉、味觉和语言》《十字军东征》等书。直到晚年,他依然笔耕不辍,翻译了《微生物猎人传》《微生物学奠基人巴斯德》等书。总结来说,陶亢德的前半生将阅读兴趣贯穿于编辑事务之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推动;而在后半生,作为独立的阅读个体,在贫瘠年代坚持自己独有的阅读取向,体现了个人精神史的标本价值。

论坛最后,张治副教授进行总结发言。他表示,关于阅读史这一话题还有很多再讨论的空间,呈现出了丰沛生气和古朴力量。对于学者们来说,更新知识视野、变化研究眼光,比固守在安全的、自我的专业学科领域内重复学术生产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