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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论坛73】多元文明交融下的犍陀罗艺术

发布时间:2018-09-18

 

 

文研论坛 | 第73期

2018年9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多元文明交融下的犍陀罗艺术”。此次论坛亦为“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展”的开幕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张嘉妹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李淑静、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一等政治秘书拉赫·塔里克出席并致辞。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孟嗣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李淑静书记首先祝贺论坛顺利开幕,并对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的鼎力相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邻邦,学习掌握彼此的语言,深入了解彼此的历史文化,探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相互影响,是我们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辉煌的犍陀罗艺术是历史上多元文明交融的产物,对中国的佛教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的论坛和文物巡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犍陀罗的地理沿革、历史变迁以及宗教和建筑艺术,从而丰富我们对两国文化交流史、丝绸之路历史的认知。

 

随后,拉赫·塔里克先生分享了一些与犍陀罗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犍陀罗本义为“芬芳之地”,该地在2世纪贵霜王朝时期达到鼎盛。犍陀罗文明发源于文化交汇之所,因融合了希腊文化和佛教文化而闻名于世。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地区也与中国、波斯、中亚、中东等地区产生交流,佛法也沿着丝路传往中国。中国历史上的高僧、使节去往犍陀罗,带回了和平、友好的信息,也将犍陀罗佛教艺术带到了中国,并影响到了整个东亚地区。多宗教在造就、繁荣和调和犍陀罗的多元文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种宗教和谐的时期,人们得以在积极的世界中发展艺术、文学和科学,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尤其在今天,这种和谐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李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教授

 

第一位发言的是李肖教授,他的报告题目为《犍陀罗佛教影响下的铁尔梅兹佛教遗址》。

 

近年来在卡拉特佩等地的考古发掘发现有大量与佛教相关的遗物,从而使我们认识到,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文明越过兴都库什山后,经过阿富汗传到了阿姆河流域。铁尔梅兹是阿姆河流域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当地的佛教遗迹非常多,整体保存情况也不错。铁尔梅兹古城既是一座城市,也是阿姆河上的一个渡口。佛教遗址除了沿阿姆河畔分布,也沿着苏尔汉河向北分布。当地佛教遗迹总的特点就是时代比较早,在公元1、2世纪左右,基本与犍陀罗地区同步;被毁的时代也非常早,阿拉伯人很早就征服了此地,佛教也由此被废弃。但与新疆地区相比,当地的佛教遗迹在被阿拉伯人废弃后,并没有遭到进一步的破坏,保存得相对完好。

 

李教授结合日本学者的考察报告,说明了铁尔梅兹城市的发展演变情况。公元前2世纪,当地已出现了城市。而到19世纪沙俄征服当地时,已没有大城市,只剩下一些小居民点。城市被废弃的原因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可能与交通路线的改变有关,并不是因为成吉思汗的征伐破坏。卡拉特佩遗址主要由日本学者进行发掘,主要的发掘区域为南丘、中丘和北丘。在南丘区域,寺院与犍陀罗地区的寺庙一样,前面有一个水池,但是与印度不同,在这些干旱地区,水池就是一种象征物。中丘区域,寺院规模大于南丘,有水池、石雕柱头、佛塔等遗迹。至于北丘区域,佛塔——与藏式曼陀罗类似——有一大塔,内部为土坯,外部为石料包裹。

 

今天的铁尔梅兹城

 

法亚兹特佩位于卡拉特佩以北1公里处。寺院外为佛塔,塔外有四级台阶,佛塔刚出土时表面有壁画,塔上还有装饰物。院内为规整的僧房。在此出土了诸多石雕坐佛像,犍陀罗风格明显。李教授认为,铁尔梅兹旧城的建筑石材都是从阿姆河边(邻近塔吉克斯坦边境)的一座石山上开采的,可能是通过小运河运到阿姆河,再由大船运到铁尔梅兹码头。

 

祖尔马拉佛塔,位于铁尔梅兹旧城外,号称中亚最大的佛塔,现存遗迹高二十余米,外表已经看不出佛塔的形制,据研究原塔呈覆钵状。塔周围没有发现寺庙等建筑遗迹,但也出土过与佛教相关的石雕像。最后,李教授对达维尔津特佩、Zingtepa和Zratepa等佛教遗址的考察情况进行简单介绍,并总结道:阿姆河地区的佛教不是属于粟特地区,而与阿富汗北部的文化融为一体。正如犍陀罗文化融合了北印度的本土文化以及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波斯文化、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一样,巴克特里亚地区的佛教也吸收了阿姆河地区大量的本土信仰。

 

段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第二位发言的是段晴教授。她的演讲题目是《探索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多元文明》。

 

犍陀罗地区是一个多元文明交织的地区。人们一般都能辨认出这一地区的希腊文化特征,并将这一影响的产生归因于亚历山大东征。段晴教授研究认为,在犍陀罗地区传播希腊文化的是斯基泰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疆山普拉出土了一块具有希腊风格的毛织挂毯,这块挂毯上有典型的希腊武士和人首马身的图像。但根据德国考古学教授王睦(Mayke Wagner)的研究,这些图像的风格并非希腊风格:人首吹萨克斯管,而萨克斯管是斯基泰人的创造;他周围的花也不是希腊式的,而是斯基泰人的。王睦教授得出的结论是,挂毯的主人是接受了斯基泰风格的希腊人。而根据段晴教授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主人是融合了希腊文化的斯基泰人。

 

这块挂毯上的花在佛经中被称为詹波花,是所谓“天雨妙华”的来源,象征着天界。犍陀罗地区的佛像上出现了詹波花缦。此地区在贵霜时代,多数寺院属于说一切有部(编者注:说一切有部为小乘佛教重要派别之一)。一般被认为是说一切有部文献的Lalitavistara(汉译有公元308年前后译出的《普曜经》和7世纪后半译出的《方广大庄严经》)在讲述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向自己苦修的伙伴宣说佛法时,描写释迦牟尼非凡的面相,以詹波花作喻。在故事中,释迦牟尼周身散发的非凡魅力在佛教三宝诞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想象,在说一切有部流行的地域,将佛非凡的魅力表现在石雕造像上,应是对石匠的要求,也是石匠努力实现的目标。公元23世纪的石匠完美地将佛的魅力融入到石雕造像之中。

 

斯基泰人金首饰上的詹波花与格里芬

 

从乌克兰斯基泰人墓出土的金首饰上也有一圈詹波花,在詹波花下面,还有一圈格里芬的图案——它是斯基泰人的标志。格里芬扑咬偶蹄兽,象征着对天界的保护。山普拉墓葬出土的绦裙和洛浦县博物馆的氍毹上面也有格里芬的图案。为什么格里芬图案多见于墓葬?根据斯基泰人的信仰,人与天界相隔,死后的灵魂不属于俗界,所以斯基泰人的墓中多见以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图案。

 

人们一般把居住在黑海以北、以东的游牧民族称作斯基泰人,居住在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则称为塞种人,但二者实际上是一种人,贵霜应该是斯基泰人的一部分。洛浦县博物馆的氍毹上出现了赫尔墨斯,伴以双蛇的形象——花蛇象征生,黑蛇象征死。赫尔墨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形象是蛇神,连接阴阳两界。传到希腊,则更偏重于连接冥界。既然在新疆6世纪的氍毹上可以看到苏美尔文明的传承,那么在犍陀罗地区是否也可以看到?

 

段晴教授在一个Huvishka时代被说一切有部的法师所接纳的舍利盒上找到了证据。这个舍利盒上有波浪状图案。西方学者认为,此图案是花环,起到了隔离天界和俗界的作用。日神和月神都在花环上方,而俗界的国王虽然贵为王,却处于花环下方;佛像也位于花环上方,意味着已经离开人世。段晴教授认可西方学者关于波浪状图案表示隔离天界与俗界的观点,同时也指出,这个图案并非是花环,而是蛇——这一点也可以在白沙瓦博物馆于1941年购入的一件佛塔藏品得到证明。

 

铸有贵霜帝国皇帝Huvishka像的金币

 

将希腊文化融入佛教的是谁?段晴教授认为,正是斯基泰人。山东省博物馆藏的两块胡汉相争汉画像石为我们提供了证据。画像表现了伊朗宗教中的风神,被俘的胡人形象与伊朗贝希斯敦铭文上的人物形象相似。由此可见,此处的胡人正是斯基泰人。画像中的一个人物头上有一个圆,代表着生死轮回。这个人应该就是赫尔墨斯,他的两侧有两个人物,可以对应苏美尔图案中双蛇两侧的两个半神。对比画像石与Huvishka时代的舍利盒,画像石上赫尔墨斯的着装也与舍利盒上国王的着装相似。

 

最后,段晴教授对发言内容进行了总结:犍陀罗地区可以见到的波浪状环绕佛塔的图案,应是蛇身的表现。这一图案的神话背景来自几重文明。首先是希腊的赫尔墨斯神,他兼有两河流域文明的蛇神形象。唯有赫尔墨斯可以来往阴阳两界,采用蛇身作为隔离世俗界与天界是合理的。但很显然,在斯基泰人、贵霜人的信仰中,人的灵魂属于神灵界,所以蛇身所隔离的应是天界和世俗界。

 

范晶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助理教授

 

第三位发言的是范晶晶博士,题目是《焦利安——千佛的故乡》。

 

在佛教文献中,起初只有一佛,即释迦牟尼。但在后来,发展出了多佛,甚至贤劫千佛。一佛为何发展成了如此多的佛?范晶晶博士结合自己在焦利安的考察所见,介绍了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阿育王时代就出现了过去三佛。铭文记录他在即位第14年重修拘那含牟尼佛塔之事。法显和玄奘游历印度的时候,也分别见到了过去三佛的佛塔。

 

随着文献的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七佛的说法。在巴利语的《长部·大本经》中,就提到了毗婆尸、尸弃、毗舍婆、拘楼孙、拘那含、迦叶、释迦牟尼这七佛。其中,释迦牟尼作为第七佛出现。经文还特别指出,后四位是此贤劫中佛。在《长部·转轮圣王狮子吼经》中,释迦牟尼预言了弥勒的降生。至此,七佛、八佛或贤劫五佛的组合都已经产生。这一说法在造像中也有表现。如在桑奇大塔的东门和西门上,就分别使用五座佛塔和两棵菩提树、三座佛塔和四棵菩提树表现七佛。

 

内涵千佛形象的莫高窟254窟

 

发展到《佛陀世系》,出现了二十五佛或二十八佛的说法。到了《大事》、《贤劫经》等文献,已经发展出了贤劫千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贤劫经》的犍陀罗语写本已经被发现。犍陀罗语就是犍陀罗地区所使用的方言。这一写本的年代基本可以被断定为在3世纪前后。

 

在犍陀罗地区的焦利安佛寺遗址中,主塔周围环绕着多座小塔,塔身都遍雕佛像。主塔北面有一尊药师佛和两尊损毁较严重的立佛,东、南、西三面则各有五尊佛像。南面的佛像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中龛的一尊佛像(现存于博物馆)结禅定印,龛边的分隔柱上也各有两尊佛。有西方学者认为,焦利安遗址的多佛组像,乃是根据《佛陀世系》的描述来表现多佛思想。

 

这一带之所以出现大量佛像,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除了文献上的考量外,可能与当地的技术也有关系。塔克西拉地区不太出产石材。灰泥适合翻模,相对容易修复,也更经济,但一经雨水便会毁坏。因此,石制造像位于裸露区,而灰泥造像则放在室内。据说焦利安地区的灰泥佛像在整个犍陀罗地区是最多的。马歇尔认为,5世纪时,毁灭寺院的大火将一些灰泥造像烧成了陶土,才使它们留存至今。

 

孟嗣徽

故宫博物院

研究员

 

第四位发言的是孟嗣徽研究员,题目是《犍陀罗雕刻“燃灯佛授记”:文本与图像的产生与传播》,她的演讲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与中印度佛教艺术的异同。公元前2世纪末,在中印度的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上,出现了表现释迦牟尼前世的本生故事和今生的佛传故事。在这些浮雕中,佛陀的形象不以人形来表现,而以象征物来暗示;佛传故事没有形成独立的单元。在西印度的石窟寺院以及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公元前1世纪也兴起了佛教艺术。犍陀罗地区美术活动的兴起也应在此前后。有学者认为,表现“佛陀诞生”、“逾城出家”、“初转法轮”(或“降魔成道”)、“涅槃”的“四相图”成为佛教艺术中反复出现的题材,应该肇始于巴尔胡特的佛传雕刻。

 

在塔赫特巴希佛寺遗址,佛塔周围的壁龛中供奉着大型的圆雕或高浮雕佛像和菩萨像;佛塔的基坛部分及塔身周围饰有大量的佛传故事的浮雕嵌板,使得整个塔院的氛围宛如一个佛教雕刻的画廊。现存大塔表面的浮雕已无一例保存完整,很难推测出这些浮雕当初的排列方式。不过,通过观察犍陀罗地区的小型奉献塔可见,有些基坛饰有一系列佛传浮雕,从“燃灯佛授记”开始,将佛陀的一生以连续性的场面表现出来。

 

现藏于印度 Amaravati Archaeological Museum 的燃灯佛浮雕

 

第二部分是犍陀罗“佛传”叙事装饰带与“燃灯佛授记”。“燃灯佛授记”实际上属于本生故事,而非佛传故事。在犍陀罗的佛传故事雕刻中,通常以“燃灯佛授记”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篇情节,这是在中印度乃至其他佛教地区十分罕见的内容。在犍陀罗本土和世界各地博物馆所遗存的犍陀罗佛传雕刻中,“燃灯佛授记”的数量之多令人惊讶。有关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记载,也广泛出现在汉译佛经中。有多部佛经的译者、作者与犍陀罗有着密切关系。围绕着经文而展开的犍陀罗雕刻“燃灯佛授记”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文本所提及的情节:一、城门前,儒童向瞿夷买花,瞿夷手执水瓶和莲花,儒童腰围鹿皮衣,手执钱袋与之交易;二、儒童将青莲花抛向站立在中央的燃灯佛上方,莲花在佛陀上方停立;三、燃灯佛扬右掌为菩萨授记;四、儒童双手合十作跪踞状陡然升空;五、儒童落地后稽首佛足为佛布发掩泥。

 

第三部分是“迦毕试样式”的“燃灯佛授记”和“焰肩佛”。在阿富汗艾娜克和贝格拉姆一带迦毕试故国遗址,也出土了一类样式为独立的纪念碑式的“燃灯佛授记”雕刻。这类雕刻的情节比上述白沙瓦地区的浮雕要少,一般只有献花——升空——布发掩泥三个情节。许多燃灯佛的两肩上有火焰,被称为“焰肩佛”或“迦毕试样式”。有关焰肩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解释:根据《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有迦腻色迦王降伏神龙的传说,当时国王身上出现火焰,佛教艺术家在描述佛的神圣性的时候,借鉴了人世间的帝王形象;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受到了琐罗亚斯德教影响。在中国,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也有焰肩佛。

 

 

为什么在犍陀罗地区会出现大量的“燃灯佛授记”图像?根据《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犍陀罗地区的那揭罗曷国都城(据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考订,为今贝格拉姆)附近即燃灯佛授记故事发生处,是买花和布发掩泥之处。在古代,那揭罗曷国的燃灯佛圣迹很多,所以《慈恩传》又称此城为“灯光城”或“燃灯佛城”。儒童向瞿夷所雇之花为青莲花。根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察所见,犍陀罗地区从古到今都盛产青莲花。

 

第四部分是“燃灯佛授记”在中国的传播。公元2世纪的贵霜王朝,开启了佛教的重要时期。彼时,佛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乘佛教开始兴起,许多以前佛教并不具备的元素次第出现。佛教也因此在中国迅速发展并繁荣。在库车、库木土拉、柏孜克里克、敦煌、云冈等地的雕刻和壁画以及宋代的绢画中都出现了“燃灯佛授记”的图像。在岩山寺西壁壁画《佛传图》中也有“燃灯佛授记”的图像,表现了瞿夷卖花——授记——君臣迎佛——布发掩泥这一系列场面。壁画中的燃灯佛头光和身光有火焰,这应是受到了焰肩佛的影响。

 

主题报告环节结束后,几位老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并一同观看“犍陀罗的微笑:巴基斯坦古迹文物巡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