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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119】重读乾嘉学术

发布时间:2021-03-07




“阅读古文明”系列论坛


2020年11月21日上午,系列论坛第一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1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重读乾嘉学术”。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徐建委引言,上海交通大学文学院教授虞万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戚学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到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潘静如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徐建委老师指出,西方语文学与乾嘉学术的考据学方法就其兴起时间而言非常接近,其方法也存在相似性。19世纪之后的中国古典研究,在很多方面似乎没有领略到戴震那一代学者的某些深邃洞见。他们的研究,大概代表了古代中国考证学的最高水平,其肌理与实践,颇值得与18世纪在德国兴起的语文学相比较。同时,那个时代顶尖学者研究中的整体视野、大局观和对学术史脉络的精准把握,尤为后人所不及,对于今天的中国传统人文学术研究而言,仍旧具有修旧起废之效。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将重读乾嘉学术作为一个主题,邀请相关专家就此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和研讨,以期逐渐探得乾嘉学术的真髓,为中西语文学的深度对话做好准备。中国古代文献卷帙浩繁,从中一定会生长出具备公共性或理论统摄力的问题,但是封闭的、自我的研究难以达到上述目的。我们希望创造一种学术交流和比较研究的全新方式,以联结中西古典学术的研究,并尝试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路向和理论命题。我们深信只有在古典文明之间的比较中,才能发现中国的特殊性;只有在全球古文明研究体系之内,汉语材料才能焕发其内在生命。


虞万里老师带来第一场报告,主题是“高邮二王著作成因与方法”。虞万里老师指出,从《广雅疏证》到《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中可以看出王念孙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从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到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合写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其中存在内在必然联系。最主要的例证是《广雅疏证》序言中,王念孙提到凡是《尔雅》所没有编录的汉代经师训诂大多被张揖收入《广雅》中,只是格于体例,无法明确标示某条训诂是哪位经师训释哪经哪篇的。王念孙认为《广雅》所保存的汉代经师训诂,经与现存的经典注疏比较、取舍后,可以更好地疏通经义。所以他说“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闻其端绪。”据《广雅》训诂以证现今经典注疏之得失,于是才产生乾隆六十年以后父子共著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虞万里老师认为,王念孙正是在疏证《广雅》的过程中萌发了周秦两汉经典证讹计划,就其经的部分经考证形成《经义述闻》,就史、子部分考证后形成《读书杂志》,四部书中的虚词则编成《经传释词》。我们从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中看到很多考证和批评现存经典注和疏的讹误与不当,在相应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经传释词》条目中得到印证,可见王念孙在疏证《广雅》时已有《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的札记成稿。《广雅疏证》完成后,随即与王引之一起转入其他三书的撰作。冠嘉庆二年之序所汇编的所谓初刻本《经义述闻》,没有卷次,没有页码,且每篇札记独立成条,不相连续,所以只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它便于随时插入新的札记条目。这种单页刻板的现象在《清代诗文集汇编》中也随处可见。


针对王国维提及、刘盼遂推演而形成的一个公案,即王引之的著作是否系王念孙成果这一问题,虞万里老师认为是庸人自扰。乾嘉学术著作中有不少父子共著的情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氏父子的名著《王氏四种》。他从乾隆六十年、嘉庆二年以后的《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中整齐划一的案语切入分析,发现《读书杂志》是“念孙按”和“引之曰”,符合父著子名之例,《经义述闻》是“引之谨案”和“家大人曰”,也符合子著父称之例。避讳是古人必须绝对遵循的礼俗,儿子的著作中绝不能出现父亲的名字,像二王这样的大儒岂会不知,所以《述闻》中绝不能出现“念孙”二字。由此参悟,王国维、刘盼遂所见将“念孙案”改为“家大人曰”的文稿,是《杂志》和《述闻》体例规定所必改,而非王念孙的归美或引之的攘窃。经对二王六七千条考证札记的参见条目互相推证,绝无父冠子戴、子冠父戴的现象。可见《王氏四种》是父子之间分工合作的著作。这种分工合作,由怀祖主导,而以引之为从属。肯定王引之的著作权,还必须回应一个貌似很有理据的质疑,即王引之从事科举与他从事考据的时间矛盾。虞万里老师认为将这点作为一个悖论是有问题的,科举和考据不一定互相排斥。他详细分析了王引之的年谱,指出王引之连续四届没有参加科举,而这个时间正是王引之居家、进京研习音韵文字、撰作考证札记的时候。如果认为王引之将时间用于考证文字、撰作札记,因而没有时间温习科举时文,正与其乡试相违。据保存至今的乾隆六十年顺天乡试策论试题,所问所考的正好是五经小学和古韵分部异同,可谓正中王引之下怀,所以《伯伸府君行状》说他的答卷“恒出人意表”。由此可见,恰恰是因为王引之做了七八年的考据工作,才使得他成功得中举人。


最后,虞万里老师总结指出,王氏父子疏证《广雅》、引述经史文献时,已经同时著有三书札记甚至完整条目,及撰著三书时,又同时分撰各经各史各子关联条目,由此及彼,参互求证,然后整比润饰,勒成三书。《读书杂志》编定于王念孙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亦即王氏感觉到不得不先编定这十种札记之时。我们从《读书杂志余论》的十种著作中推想,王念孙是想继续考证,以完成他的周秦两汉经典证讹计划,只是天不假年。而王引之在父亲逝世后急于编辑《余论》付梓,没有继承遗志继续去完成乃父庞大的计划。所以我们如今读到的《王氏四种》应该是王念孙理想中“周秦两汉经典正讹计划”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近年来虞万里老师所进行的工作是在《广雅疏证》与《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之间做参见条目的勾稽举证,以及由稿本到二刻、三刻的异同与增补情况,希望将《王氏四种》尤其是《述闻》的文本层次梳理清楚,从而能够更有力地说明王念孙和王引之父子的著述过程。


刘玉才老师则从宏观的学科建设角度讨论了古典学、古典语文学和乾嘉学术的问题。关于古典学问题,刘玉才老师指出,中国古典学术没有严格的分科观念,故常以文史之学笼而统之,而且文史不分家,而现今哪怕在中文学科内部的细分方向之间,也很难沟通,这并不利于古典学术研究。因此,应该倡导中国古典学术的整体性研究,贯彻以传统小学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方法,致力揭示古典之学的思想核心及其在文学、艺术层面的呈现的中国古典学的提出具有学术合理性。


关于古典语文学问题,刘玉才老师认为,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古典文献学。在西方传统语境中,语文学是一门运用阐释学、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学问,其地位等同于哲学或数学,致力于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以重构和理解文本的本来意义。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西方语文学,在方法论层面,具有高度的重和性。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象的著录、描述和发掘整理,而是应该经由语言文字路径,深入文本,探究其生成变异、阐释理解的过程,达至揭示本文意义的目的。从小学入经学,则经学可信。小学、文本校勘等都是重要的学术手段,但最终目的是要更好地解释文本。文献学应该跳出现代学科体系的羁绊,回归方法意义的本位,致力还原历史语境和文本面貌,揭示文本的本来意义。


关于乾嘉考据学问题,刘玉才老师认为,乾嘉考据学是我们建构古典语文学重要的资源。乾嘉学者有自小学通义理的学术理念,在许多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他们关注经注疏文本的分合,进行文本辨伪、辑佚等项工作,成绩非常大。在重视语言文字、文本校勘、复兴古典方面,与西方古典学的理念方法具有相似性,值得借鉴比较研究。但如今主张重读乾嘉学术,我们还需要看到乾嘉考据学的局限,能够走出乾嘉考据。乾嘉考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经服务,这就使得乾嘉学者多把郑玄代表的经学诠释视为不可逾越的教条,未必是为了探究文本本身的意义,考据成为经学的附庸。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疑古惑经的问题意识,才是乾嘉学术开新局的重要转圜,所以经学为客观理性研究的史学所取代,是学术发展的大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层累造成的古史观、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治学方法,都是开风气之先。当然,乾嘉学者文献研究的方法值得我们审视和继承,文献学作为方法与时俱进,历久弥新。


漆永祥老师从考据学的角度谈如何把中国文化做得强大的问题。他认为徐建委教授提出“重读乾嘉学术”,“重读”二字,颇可玩味。从反思清代考据学的角度看,这种反思从乾嘉学术产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如果对清代考据学的认识与评价分几个阶段的话,那么段玉裁、汪中、焦循、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考据学家,是对自家学术的总结与反思;对于反对者如宋学人物姚鼐、翁方纲、方东树等而言,则是对考据学的排斥与批判。到了晚清学者如俞樾、孙诒让等,可以说是对考据学的发扬与光大;而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傅斯年、陈垣等,则是继承与新变。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是对考据学全面反动与蔑弃;而八十年代至新世纪以来,可以说是重新接受与研究,近十余年来又是怀疑与重审。


如果我们客观的看待清代考据学,无论是褒扬、批判与扬弃,每个阶段对考据学的认识与评介,都是学术与政治的双重作用。首先,是儒自身的不足与问题。一是尽管他们也疑经辨伪,但他们从来没有将孔子打翻在地,把六经视作平常资料,经学仍是高高在上的“万世教科书”;二是他们赖以立身的传统考据之法,以音韵学为先导,而究之这种“因音求义”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并不是治疗百病的万世良药;三是他们口口声声倡导的“实事求是”,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客观求实,而是以打倒“宋学”扶持“汉学”为基础与底线的形态之学,他们不提倡“理学”,反对“道统”,但立护“汉学”而主持“学统”,实际也是偏方,有着很大的问题;四是他们反对释道,对佛、道持排斥态度,而中国学术自唐以来就已经逐渐成为儒释道合流的产物,没有所谓纯粹的儒学,故为清末人所讥刺;五是他们不求格致之学,这是后来最受批判的,以至于把亡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清儒搞考据的结果。


其次,是新资料的出现。例如从出土文献来研究,对诸如《老子》《诗经》甚至河图、洛书等等,就清儒一些俨然成定论的成果,有推翻与翻案的嫌疑;同时,传统经史文献的大量现世,让我们看到了清儒所难以看到的大量经史版本,包括简牍、唐写本、敦煌钞本、日本钞本,对清人版本学研究成绩提出了质疑;再比如文献的电子化,对清儒赖以立身的记诵考据之学,形成了空前的威胁,一字之变化,可以秒得,“e考据”似乎有取代传统资料搜集与整理之势。


   

左图:段玉裁,图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一集,清叶衍兰辑摹,黄小泉绘

右图:武亿,图自《清代学者像传》第二集,清叶公绰辑,杨鹏秋摹绘


再次是新方法新思想的介入。一是西方包括阐释学以来的解释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路径不同,方法有异;二是新思想新观点的侵袭,如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新清史”等观众的影响;三是海外中国学家的介入,如余英时、孔飞力、艾尔曼等人的研究,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力;四是接受新方法新观念的中国八○、九○后研究者,在经学、史学、哲学乃至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金石、天算、职官、舆地等方面,都有着与前人以及时人截然不同的看法和成果。


但我们也要看到,近些年来传统考据学或者说传统国学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资料获取与阅读上,原始资料的利用与研究少,不肯花大力气下大功夫,过分倚重电子资料,不能深挖发掘,而电子资料的选择与判断更少,见异文异言则视如宝藏,轻易推翻前人结论,视为定论;二是在研究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放弃大课题大问题的研究,转而趋向微小、零碎、片断甚至支节末叶的问题,不大气,不酣畅,放开大路,也不占领两厢,而是钻进小胡同而一往无前;二是研究成果与结论的速成化、随意化、泡沫化与无效化,越来越明显,这是年轻人的悲哀,也是功利威逼利诱的结果,让人充满了无奈。而且在学术上有急于和西方对抗或者说比赛味儿的焦虑,为了应对这些焦虑,最重要的还是把自己做强大。漆永祥老师最后指出,清代的人写书是一辈子的事情,而如今的著作则是制造化的。大家都在艰难求生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学术也是一个问题。


戚学民老师围绕《儒林传》探究乾嘉学术的谱系。目前我们对乾嘉学术谱系的理解来自后人的塑造,但我们今天对于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够充分。从清人的角度来看,乾嘉学术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现代的叙述,乾嘉学人也非常重视掌握话语权,尤其是阮元的后学。学术脉络在阮元所作的《儒林传》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今天对于乾嘉学术认识有一些来自康梁的叙述,比如将常州学派、扬州学派视为别派,但事实上这两个学派在当时是主流。民国时期的清史《儒林传》在修纂中对清代学术人物的评价有着巨大的改动,如将某些正传改成了附传,这些变动使得清代学术史的诸多面相被屏蔽。我们今天对清代学术的认识其实是民国时期的评价塑造的,对清史《儒林传》过程稿要注意研究,能发现更多乾嘉学术“在场者”的观点。


戚学民老师指出,清代政治对于乾嘉学术发展有促进作用。以前也重视政治对清代学术的影响,但主要是负面陈述,如认为乾嘉学术的肇因是学者因文字狱等原因而逃避政治,转入无用而艰深的学术研究。但实际清代政治对学术有正面影响,清代政治很多是鼓励、提振经学研究的。比如清朝为了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要制礼作乐,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乾隆朝制订的《清通礼》等。其中很多改变了《明集礼》的规定,比如有关丧服的,直接回归了《仪礼·丧服》的本文。因为礼制关系每个家庭,这就使得大家不得不去关注文本,很多礼学名家的学术与此直接相关。清朝的礼制中有很多基于礼学实践的因革,与纯粹的经典研究不同。清朝的礼学复兴有很大程度上是朝廷作为。比如,清廷面对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实践中对《宾礼》有很大的创新,努力从古已有之的文本中找到能够为其当时所用的东西。比如被批评的乾隆《万国来朝图》,其中的使节位次就是宾礼的规定。清代学者在不断地感受西方的冲击,也在吸收其中的成果。阮元在《儒林传稿》中往往给予数学水平高的人更高的地位,因而我们批评乾嘉学术没有格致学未必是正确的。我们对上述各方面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徐到稳老师以“用语文学更好地‘打开’江永”为题进行报告,反思了现代学术界对江永的忽视。江永是清代杰出的经学家、语言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与乐律学家,徽派学术的开创者,戴震、程瑶田、金榜等皆其弟子。徐到稳老师提出:为什么江永对今天绝大多数知识人来说是“生面孔”?随后,他梳理了哲学史、思想史、语言学、文献学、史学史、科技史等学科对江永的“打开”。哲学史领域,冯友兰、任继愈、唐君毅、史革新等都不研究江永而研究戴震。其实江永的理学素养比戴震高很多,但遗憾的是他没有与其素养相称的哲学著作传世。思想史的关注点较哲学史更分散多元(或关注道德,或关注启蒙,或关注礼教,等等),但江永主要因为“反传统不力”而被思想史研究者忽视。语言学领域,江永的音韵学获得很高的评价,但他的训诂学因与音韵学关系不密切而没有受到重视。文献学领域,现代人命名的“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天然带有解构神圣的因子,并将做新疏的任务强加给清代所有经学家,所以像江永这样主要写札记体经学著作的学者被忽视。史学史领域,内藤湖南、罗炳良、谢保成等人的著作注重史学理论、通史研究与当朝史研究,而对古人最重视的先秦史研究(与经学重叠度很高)漠然置之。科技史领域,现代学者普遍肯定江永在数学、天文学、乐律学方面的成就,但作为清代优秀科学家的江永并不为广大知识人所知。最后,徐到稳老师指出,上述诸学科不少存在较明显的“反传统——反儒学——反经学”倾向,致使它们不能更好地“打开”江永;今日重振语文学,似乎不宜有“反传统——反儒学——反经学”倾向;语文学较上述诸学科更贴近乾嘉学术;相信用语文学可以更好地“打开”江永。


潘静如老师以“清代金石学的学术史背景及其影响”为题进行报告。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说法似乎是颠覆了经学的神圣性,但是正是章学诚有着对于恢复三代的巨大热忱。与其说章学诚颠覆了经学的神圣性,不如说章学诚意在颠覆经学大旗下的考据学威权。其实,考据学和章学诚在客观上对经学都形成了冲击,都进行了驱魅的客观化工作。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与他对三代的热忱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在金石学上有所体现。乾嘉时期金石学非常发达,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开始与史学更多地关联起来,特别是地方史学。如果说“佐经术”能够给金石学以较崇高的地位,那么,当金石学极盛之后,转而强调自我与史学的关系,可说是主体精神的体现。


潘静如老师指出,金石学的兴起的内在动力与实证学风有关,就其最初倾向来说与小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但是从嘉道而降,金石学内部孕育着一股颇为强劲的思潮,认为考字不是金石学天经地义的任务,从“有字之物”向“无字之物”扩散,这是对狭隘的金石学观念的偏离或修正。这与十八世纪西方的博物派构成了映照。尽管金石学研究显得琐碎细微,但是所谓历史脉络的构建都必须依托于包括金石学在内的成果与方法,比如校勘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等等。潘静如老师认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观点,或许就是在抗拒考据学话语,但或许也受益于考据学的成果。章学诚和乾嘉考据是互相配合的一种张力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