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
2020年12月17日下午，“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系列论坛第四场、“北大文研论坛”第128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兼谈对中国近代制度史研究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文杰作引言，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高波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安东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孙明出席并参与讨论。
作为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领域的青年学者，李文杰老师于今年连续出版了《日暮乾清门：近代的世运与人物》《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两部著作，分别聚焦人与制度两个中心。本次论坛即是围绕他的最新论著《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而展开的一场读书研讨会。论坛伊始，李文杰老师以“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为题进行报告。首先，他回顾了研究的缘起与问题的提出过程。《礼记·玉藻》有言：“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君主于日出时间开始朝会，召集大夫听政，这被清人概括为“辨色视朝”。如同治年间，帝师李鸿藻曾进谏说：“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实事求是”；又如奕譞也曾于光绪年间上奏说：“辨色视朝，为我国家一定不易之家法”。本书的主标题“辨色视朝”即来源于此，它既是儒家经典中的教诲，也被清人视为一项祖宗家法；不仅是清朝制度的真实写照，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脉络的连续性。
传统政治经由文书上传下达、朝会讨论文书的路径形成政治决策，文书流转与朝会讨论是决策的两大支柱。那么，清朝君臣团队的勤政与谨小慎微的施政何以造就了晚清的政治困境与内外变局？这是李文杰老师希望解答的一个大问题。此外，促使他着手这项研究的还有一些小的疑惑。
其一，钱穆视清朝为“狭隘部族政权”，切割传统与清制，为传统辩护的同时又能彻底批判清制。例如，他认为明朝的大事都需要经过廷推、廷议，由七卿或九卿公决，并不是皇帝独裁；而清朝皇帝才是真正的集权。但李文杰老师通过阅读资料，发现清朝也有九卿公决与廷议，并且有规模更大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因而从这一角度看，清朝的独裁程度未必像钱穆所说得那样。其二，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在《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一书中，将清朝政治区分为“内廷”和“外朝”：前者是皇帝身边的团队，执行皇帝意志；后者是在制度中具有法定地位的团队，施政有法可依。军机处作为雍正后期以来一系列“内廷组织”合并而成的机构，成立之后反过来挑战君主权威，与君主和外朝存在复杂的争斗。对此，李文杰老师认为，这种叙事实际上与汉、唐、明各朝君权与相权斗争的故事近似，忽略了清制的特殊性，在白彬菊教授的叙事逻辑之下，她对一些关键史料进行了误读。
其三，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代御史杨深秀上奏摺，建议光绪帝“复祖宗御门之故事”。所谓御门听政，即君王亲临乾清门，听文武官员奏事，当场进行裁决的制度，是清朝前期行之有常的一种朝会模式。那么，康有为及康党为何提出这一建议？作为祖宗故事的御门听政为何没有延续下来？其四，黄彰建先生认为，戊戌政变后，光绪帝遭到软禁，因此朱批奏摺上的批示不是他的笔迹。通过查找影印版的光绪朝朱批奏摺与袁世凯奏摺专辑，李文杰老师发现，在戊戌政变前后，都是皇帝亲自批摺理事，黄说可能与清制相违背。既然如此，皇帝在政变前后的主动权是否受到实质性的损害，政变后的国事究竟如何运作？另外，他也发现日常生活中大小事项的运作都是通过文书、批示来体现，不同的文书起草程序、批示中的不同分工往往伴随着相应的权力与责任，并影响决策的效果。在以上问题的驱使下，李文杰老师寻找与清朝文书、朝会相关的史料，通过解释晚清朝会议事的细节、政务文书奏摺产生的具体经过，借由具体考证，思考两次垂帘听政前后与清末新政时期君主、皇太后、军机处权力的变化，中央部院衙门在辅助皇帝决策过程中的特点，君主专制的程度等一系列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疑问，李文杰老师从朝会、文书及新政时期会议的制度变化三大板块着手研究，重点思考与解决了九个小问题。朝会板块首先涉及到的是御门听政。御门听政于清晨的乾清门外举行，主要处理题本和奏本，尤其是疑难题本——折本，参与人数众多，包括内阁、翰林院成员与六部、理藩院的堂官和司官。这种朝会在康熙年间有时天天举行，但后来频率逐渐减小，同治年间完全停止。对于这一演变过程，李文杰老师做了详细考证。首先，题本和奏本都由内阁首先票拟，已经产生了成熟的处理意见，只需君主稍微过目即可，本就无须通过公开朝会进行确认。尤其是在奏摺大规模使用以后，题本的重要性锐减，御门听政完全成了一个形式，只视折本的积累而举行，其频率必然锐减。然而，因其宣示了“辨色视朝”的勤政之姿，无人喊停。至同治年间，由于皇帝年幼，经不起户外风寒；加之处理奏摺的垂帘听政挤占了君臣的时间，使得御门听政最终停止。
清朝中期，除了御门听政，也有围绕奏摺处理而进行的朝会。奏摺有别于题本、奏本，是一种更具私密性质的政务文书，产生于康熙年间；其特点是奏事官员直接向皇帝密奏事件，皇帝亲自批阅。李文杰老师指出，该朝会由一系列程序组成：内阁六部等机构实行轮值，分日上奏摺、膳牌；皇帝批阅奏摺，并与军机大臣、部院大臣进行小规模的见面商讨（这一过程被称为“见起”）。由于该活动与御门听政在时间上存在冲突，御门听政的停止客观上也与该活动挤占时间有关。接着，李文杰老师根据文献记载，梳理出一份清朝君臣的朝会时间表：乾隆帝卯刻（5:00）晨起，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五鼓（4:00）入内；道光帝于寅正三刻（4:45）开始接见大臣；咸丰帝于卯辰之交（7:00）召见大臣；同治年间，军机章京寅正（4:00）到值，皇帝卯正（6:00）召见；光绪帝每日寅正（4:00）下发奏摺，军机、部院大臣丑刻（1-3:00）趋朝。由此可知，至少从乾隆朝到清末，清朝君臣都将“辨色视朝”的思想贯彻到了极致。
但晚清时，这一朝会的程序出现了巨大变动。同治光绪初年，均实行“垂帘听政”，皇太后先阅奏摺，然后召见军机大臣，吩咐其进行拟旨和拟批；军机处根据皇太后意见，另写一个清单，交给皇太后确认（同治朝是由两宫皇太后盖章）后发下，完成政务处理——从整个过程来看，奏摺由太后先阅并产生初步意见，最后决策也由其把关；虽然恭亲王奕䜣于1861年辛酉政变后一度有议政王之名，但所有事权完全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李文杰老师提出，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复杂的政治斗争，即辛酉政变。随后，他从行政文书处理的角度分析政变中矛盾双方的权力变化及其冲突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咸丰帝赴热河避难，死前留下遗诏，授命八位赞襄政务大臣辅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时分别给同治帝与慈安太后留下“御赏”、“同道堂”两枚图章。由于他并未详细交代政务的处理程序，也没有规定两枚图章的权力边界，八大臣与皇太后在拟旨、拟批的确认权，即最高意旨出于何处的问题上发生激烈冲突。1861年九、十月间，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政变，处置八大臣，并按照董元醇的建议，建立起“垂帘听政”制度。此后，皇太后掌握大权，但因其长在深宫，不谙实际政情，故以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在拟旨、拟批程序上有很大的主动权，他们的处理意见一般受到太后尊重，不会被驳斥。
此外，李文杰老师还对清朝的第三种朝会——御前会议进行研究。他首先说明，“御前会议”这一词语源自日文，是明治维新特别是宪法颁布以后，处理战争与议和大事的一种君臣商讨的模式，与君主立宪制相配合。在该模式下，内阁对政事提出建议，君主对决策加以确认，但不对决策后果负责。1905年后，该词语被中文报刊广泛接受与传播。但实际上，晚清语境中的“御前会议”是指皇帝大规模接见军机与部院大臣、征询其意见的朝会，即“大起”。这种朝会的特点是，参与的大臣全程下跪，一般只有为首的王公和军机大臣发言，大部分人并不发表意见——君臣在形式上不具备平等地位，参与者也不能平等发言。并且，它只在晚清涉及朝廷重大礼制改革、对外战争议和等大事时使用。李文杰老师认为，御前会议实质上是上述第二种围绕奏摺进行的朝会的扩大，明显有别于日本的御前会议。清末预备立宪，载沣曾一度筹备召开日本式的御前会议，让内阁大臣分担决策之责，以避免施政失误损伤君主权威及皇室地位，但统治上层始终纠结于权力下放问题，导致御前会议筹备至久而最终没有落实。
接着，李文杰老师进入文书板块相关问题的讨论。首先，他借由光绪帝少年时期的朱批，探讨清朝皇帝阅读、批示奏摺的本领是如何训练出来的。按照“垂帘听政”的制度设计，皇帝亲政前不具备单独理政能力，因而由军机处根据太后意见进行批答。但光绪八年至十二年有一批不同于当时军机处工楷批答格式的朱批奏摺，且这些朱批并未被载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一些学者将其认定为慈禧太后的手迹，通过追寻军机处档案与当时大臣日记，李文杰老师发现，这些朱批是光绪帝亲政前，在翁同龢等师傅的指导下进行批答训练，来为将来正式亲政做准备的作品。他进而提出，这些作为练习的朱批既非常详细，同时也比较稚嫩，能够反映皇帝的教育程度与思想来源；且如果根据他的批答处理国事，似乎与军机处差别不大，大多都是“交部议覆”，这表明当时的政务实际依赖着一个原有的官僚体系进行运转，皇帝的专制程度需要被重新判断。
左宗棠、穆图善等奏摺的朱批记录
《军机处随手登记档》的记录
其次是军机章京的角色与选任问题。李文杰老师谈到，如果说军机大臣是皇帝的大秘书，那么作为军机大臣助手的军机章京就是皇帝的小秘书，其最主要的职能是草拟上谕与记载档案。对于军机章京如何选任的问题，他表示，起初是军机大臣从自己的本职机构自行挑选助手入值；但从嘉庆十年开始，军机处改用考试之法选拔章京。根据史料记载，军机章京皆从内阁中书与各部院司级官员中选取；考试内容为一则选自四书五经的经史作文题，篇幅数百字即可，强调下笔迅速、逻辑清晰、字迹工楷，考后由军机大臣阅卷、排名，最后接受皇帝引见、记名。如何理解从军机大臣自带章京到考选记名的政策变动？有学者视之为皇帝遏制军机大臣的措施，但李文杰老师认为，由于考试不糊名，军机大臣对参与选拔的司官也非常熟悉，事实上是皇帝希望利用这种亲密关系，让军机大臣选择放心的人入值军机处，并通过考试挑选一批真正善于处理文书的人才，并没有防范大小军机结成朋党的考虑，这与前朝防范相权的措施有很大不同。
此外，李文杰老师以总理衙门为例，还原奏摺草拟、修改、呈递、归档的全过程。在系统考述奏摺产生的过程之后，他开始思考，虽说清朝是君主集权，但君主并非全知全能，而是在决策时极为倚重部院衙门。收到各省奏报以后，皇帝往往批示“该部议奏”下部商议，然后对相关部院提交的议覆奏摺予以肯定批复，也就是部院承担了决策功能。总理衙门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部院，六部中所有与洋务相关的事务皆归其掌管；皇帝经验、知识有限，一般就将涉及洋务的奏报下总理衙门商议，由总理衙门提交议覆奏摺。但总理衙门奏摺在草拟人员与所受重视程度上与六部存在很大差别：其一，总理衙门奏摺一般由司级主官——总办章京把握基调，然后交给管股章京草拟，特别重要和机密的内容则由总理衙门大臣自行拟稿；其二，由于总理衙门大臣人数众多，为了照顾各方意见，拟稿时往往删去带有锋芒的内容，避免失误造成追责，这就使得其决策往往选择温和、中间的路线，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本书的第三板块探讨的是晚清改革期间，政务会议的模式、作用及其变化。“会议”表示大臣会同商议、共同上奏，在此决策模式下，重要大臣将写好的会议公摺上奏，交给皇帝批复。首先，李文杰老师指出，清朝沿用了明朝的九卿廷议模式，并于晚清时期出现规模扩大化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九卿廷议只是一种有限的小规模民主决策模式，此会议则有众多臣僚共同参与，有时甚至集中了一两百位在京的重要官员；一般情况下，它被用来商讨重大司法案件、王朝体面和伦理相关的礼仪事件、科举选官设制事宜、国计民生事宜、边疆与对外事宜等等。在他看来，该会议有两个目的：第一，在处理疑难问题时集思广益，收群策群力之效；第二，君主借助公意舆论表达意志，分担决策责任。
众臣廷议的会议模式无形中塑造着晚清士人的“议会”概念。关于晚清的议会论问题，李文杰老师谈到，晚清士人将西方的议会与清朝的廷议模式比附起来，认为两者都是群臣商讨议决之后，以文书形式报告君主批示，最后由君主签署颁发的政务程序。事实上，这种理解混淆了行政与立法权，忽视了西方君主一般只对议会议案作形式上的签署的事实。在此观念影响下，康有为及康党人士所主张建立的制度局实质上并不是近代的议会，而仍然是清朝的大臣会议模式；他们希望借助会议覆奏的方式掌握决策权，相比之前的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他们只不过将会议人群从各部院长官变成了康党人士。
其后，李文杰老师讲述了最后一个问题——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一般认为，1906年丙午官制改革新设中央各部，而保留军机处、不设责任内阁是最高统治者希望避免权力下移所致。但当时的议论显示，很多京官，无论其是开明还是保守，都不认可设立责任内阁和总理大臣的提议。在他们看来，由君主掌握大权、大臣被动接受旨意并草拟上谕的军机处制度是清朝的制度优势，最多只会产生庸臣，而绝无产生权臣的土壤，那么何必设置与前朝宰相府、宰相一样的责任内阁与内阁总理？这是责任内阁改革流产的真正原因之一。但在立宪风潮下，清朝最终于1911年5月设立责任内阁——这是一个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徒具形式，奏摺处理、朝会议事与之前没有任何差别，相当于一个新的军机处。直到1911年11月，以袁世凯为总理的责任内阁才废除了皇帝的批摺权，使内阁担负行政全责，并通过《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否决了皇帝推翻资政院议案的权力。自此，清朝正式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君权被虚化；然而两个月后清帝退位，使得这一革命性的制度变革湮没不闻。
通过以上九个问题，李文杰老师梳理了晚清的朝会、文书、会议制度，勾勒出了晚清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线索。最后，他向听众分享了从事政治制度史与近代史研究的三点心得体会。第一，在大家感叹大题目做完，或反思研究“日趋碎片化”的时候，政治制度中实际还有大量空白，可用来做近代史的“学术增量”；这一空白并不是有意的“留白”，而可能是我们认识中的盲区与误区。第二，在思考晚清中央政府相关的政治制度时，我们也可以关注府州县地方文书的产生、流转与日常行政，来和上层形成补充、呼应以及学术上的对话。第三，文化和制度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延续性，一个民族或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制度问题可能是共通、类似的，思考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共通的难题，可能是发掘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
接下来，论坛进入讨论环节。孙明老师首先谈到，李文杰老师的研究体现了制度史研究的扎实风格。接着，他对报告提出的四个问题做出回应。对于文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文书是中国的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形式，体现了官僚政治制度的成熟性，但它并不是政治的全部；它只能使政务运转，而不能使其保持好的运转。因此，清朝政治之所以能够运行无碍，是因为其在保持政务秘密性的同时，以各种朝会、会议的形式较好地实现了“君臣相接”，使得君臣建立起对彼此的信任。其次，孙明老师分享了他对内朝的理解。纵观从汉武帝到清朝的内朝演变历史，他发现内朝并不一定是皇帝刻意的设计，而可能是形势发展的自然结果。为了实现政务的沟通与传递，内朝与外朝之间需要一个恰当的“接口”，如汉代的尚书，大司马、大将军通过加上“录尚书事”、“领尚书事”的头衔就能打通内外朝。而形成后的内朝一般都有外朝化的冲动，从而孵化出一波波新的内朝，三省六部制的发展过程就是如此。但对于清朝来说，军机处不仅是沟通内外朝的桥梁，而且没有出现类似前代的外朝化趋势，确实较好地解决了君权和相权、皇帝和士大夫团体的关系问题，同时又具备灵活机动地调度、整合全国资源的能力。此外，他指出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可能与近代史的特质有关：当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非常类似社会科学，预设了许多“所当然之则”。至于李文杰老师提到的中央与地方制度的呼应问题，他认为越到基层，文书政治的特质可能越会降维，取而代之的是地方上形形色色的不同的运作方式。
随后，安东强老师提示了李文杰老师研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第一，制度变革的背后往往有一套学说体系作为支撑，近代制度变革的麻烦之处在于，儒家经典所建构的制度体系学说不能因应当时所面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后期，经历长期旁落或下移的君权需要重塑。安东强老师指出，重塑君权至少存在三种政治选项：其一，通过恢复御门听政等一系列体制，使皇权“实至名归”；其二，实行君主立宪制，切割君主与国家行政权力的同时赋予君主合法性；其三，取消君主。虽然第三项成为后来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另外两种选项的可能性。第二，从长远的社会发展与社会生产模式变化来看，制度对时间的压榨经历了黑夜化的转变过程：在以农为本的时代，君臣“辨色视朝”，被压榨的是早上的时间，但越往后发展，黑夜的时间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榨。第三，清前期沿用明朝的九卿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压制满清八旗与权贵；此后政务运作过程中满文、蒙文、汉文等不同语种文书权重的变化，则可以折射出国家权力的演变。
安东强老师接着谈到，本书廓清了大家基于野史所建构的对于奏摺制度的认知。他补充说，奏摺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清末电奏的出现——电奏绕开了原本先到奏事处再到皇帝的运行程序，直接到达军机处，对清末军机处的权力运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涉及到“虚君”的问题。在他看来，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的整个变革，在最关键的君主制方面根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对“虚君”的回避也导致含有君主的政治选项最终没能实现。另外，他指出目前的近代制度史研究经常简单地套用概念，而这些笼统的概念不足以支持我们去理解清末民国以来全世界各个不同政体、国体之间形似而实不同的多元性问题。因此，近代制度史研究要解决大量“反常识”的问题，不仅要澄清自身认识的迷区，而且要对描述中国古代制度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重新检讨。这是近代制度史研究的最大难点，目前存在大量空白等待挖掘。
最后，韩策老师发言。他接着前三位老师的话头，继续谈论近代制度史研究的困难。制度史非常重要，但要做好邓小南老师所提倡的“活的制度史”其实很难，比如周一良先生曾评价严耕望先生《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一书虽然考订细密周详，但只是就制度论制度，并没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社会、事件、人物来看出制度之运行及其所以然之故。并且相比古代史，近代史显然较为轻视制度史方面的研究。一来我们自以为对近代非常熟识，二来与学科时段的划分有关，三来我们容易受到革命史观、近代化史观等的限制。制度史本身研究起来也极为困难，即使是身为末代探花的商衍鎏先生在写作《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后，也表示自己对科举制度的许多部分已经不甚清楚。
接着，韩策老师对李文杰老师的研究进行评议。他认为，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对朝会、文书、会议决策等晚清政治制度的重点问题做出了极为详细、准确的论证，而且具有对更广阔场域的制度史问题的讨论与关怀。例如，本书以清季内阁与军机处改革作为君相关系的终曲，以君权、相权的演变为线索，贯穿古代与近代。在他看来，这一讨论或可继续往下延伸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府院之争。
论坛现场
此外，本书从制度与文书的角度观察晚清历史，既讲述了制度文书常态性的情况，也关注到了它的剧烈变动，揭示了晚清制度有常有变的一面。但将这一视角落实到对清朝政治的理解上时，制度的“变”并不好解释。韩策老师指出，制度的变化常常是因应变化的形势，比如辛酉政变，其主要原因还是政治格局与力量的分裂——咸丰帝的遗诏没有照顾到《北京条约》签订后恭王权势急剧增长的现实形势变化。另外，清朝也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即使不发生辛酉事变，政治权力也可能会在日后进行重组。对于书中所谈到的醇王问题，他同意李文杰老师的观点，并认为当时由于一位健康、能干的太后的存在，亲政、还政的一系列制度设计都是围绕这一现实政治格局进行安排的。我们也可以参照萧公权先生在《翁同龢与戊戌维新》中对帝师翁同龢心态的分析，来理解现实政治形势下，光绪帝的本生父——醇王所做的制度安排。最后，韩策老师号召大家多多关注晚清，并自然地将明清与民国、共和国联系起来，将上层与下层沟通起来。
“近代中国的思想、制度与文章”
系列论坛
第一场
主题：近代文史视野下的古典文体传统
主讲：成玮（华东师范大学）
与谈：谢琰（北京师范大学）、张治（中国海洋大学）
主持：孟琢（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场
主题：章太炎的小学、文学与哲学
主讲：孟琢（北京师范大学）
与谈：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周展安（上海大学）
主持：陆胤 （北京大学）
第三场
主题：近代经学功能的转化
主讲：陈壁生（清华大学）
与谈：吴飞（北京大学）、华喆（北京师范大学）、高波（中国人民大学）
第四场
主题：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兼谈对中国近代制度史研究的思考
主讲：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
与谈：安东强（中山大学）、韩策（北京大学）、孙明（北京大学）
主持：高波（中国人民大学）
第五场
主题：近代译学与文章形式
主讲：张治（中国海洋大学）
与谈：李奭学（台湾中研院）、高峰枫（北京大学）
主持：季剑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