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现场

2017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北大文研论坛”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论坛主题为《理解当代中国：宪法、政党与国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汪丁丁教授、华南师范大学陈晓平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柯华庆教授参与讨论。

姚洋教授首先探讨了正当政体的含义及原则。姚洋教授认为，正当政体应兼具合法性和正当性。正当政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政府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具有竞争性；其次，正当政体应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具体包括公民的表达自由、结社自由和迁徙自由；再次是实现良治，维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做出合理的政治决策并关注社会福利。

姚洋教授接下来从政治思想的角度阐释了西方民主化实践以及儒家思想对当今中国的启示。混合政体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宝贵遗产。君主制、民主制和贵族制三者统一于混合政体之中，其各自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整合。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政体也从《联邦党人文集》中的精英民主转向过一人一票的普选机制。美国先贤们在规划美国联邦政体蓝图时，便提出了选拔重于代表的主张，《联邦宪法》也明确规定，美国是一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今天的民主并非古代世界的民主，在美国的联邦政体之下，总统是由各州选出的“选举人”投票选举产生，而非由民众一人一票直接选出，这也就实现了“选拔”与“代表”二者之间的分离。当代西方的政治思想主流是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并提出了个人价值、个人自决、平等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个人价值主张当代世界之下没有社会而只有个人。个人自决则成为决策的基础，由此“一人一票”的多数原则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

姚洋教授强调，自由主义的各个原则都是值得充分肯定并积极追求的，但彼此组合起来则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人生而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在社会生活之中不断加强。在政治生活中，公民在智性、信息、判断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这种自由民主基础上的平等最终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理想，而远非现实。儒家思想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诚的现实主义关怀。儒家的政治思想首先肯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客观差异，但也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激发人的向善之心与进取情怀。从这种哲学推论来看，儒家的主张无疑也是建立在精英主义之上的：在儒家的观念中，整个社会是一个由有序的组织和由层级构成的政体，在这样的层级制度下，进入某一个组织和层级都需要特定的资格。

从体制设计来看，选拔和决策由党来完成，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则分别负责代表和监督，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协三者也呈现出了“混合政体”的特征：人大和政协分别充当了混合政体下民主和贵族的成分；共产党主导资源的组织调配。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体制，首先要从西方“民主-独裁”二元对立的窠臼中跳脱出来，姚洋教授强调，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意义上的政党。西方的政党代表其所在国家内特定的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则“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改革开放以来确立的务实主义原则出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适应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新状况；与此同时，党员构成的多元化也使得党从真正意义上成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今天的中国，党既是一个组织，也是一种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党发挥了中国古代中央制度及文官统治集团的作用，而从党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并拥有最高法律效力，是“成文宪法”；而宪法、党章、政协章程以及其它党和国家的规范性法律和文件，则构成了中国的“实际宪法”。

姚洋教授主张，中国共产党体制高度制度化，这首先体现在党内继承的制度化，完善的退休制度和党内分工保障了中共制度的有效运转。其次，党内权利分享机制十分完善。党内民主成功地将社会矛盾变成党内的讨论。在党内，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大胆探讨往往受到广泛欢迎：党员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构成高度多样化，代表全社会的不同利益，党由此也成为全社会各方利益的“加总器”，有效调解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再次，中国共产党制度对宪法保持了应有的尊重，构建起了合理的党政关系。从选拔机制来看，党自身则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筛选机制。党内凝聚了一批有能力而且有意愿管理国家的人才，而从个人成长的微观角度来看，入党是个人升迁的必要条件，在党内也受到一定的监督和纪律约束。党内有着完善的升迁体制，“策略性相机权威”之下，升迁首先取决于个人的工作绩效和工作表现。

姚洋教授认为，“腐败带来经济发展”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政府作为“中性政府”，不长期代表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因此会比有偏政府更关注长期的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体制与官员选拔的机制，对官员的责任给予充分肯定，而非片面强调问责。这也为官员提供了一种正向的激励，鼓励官员奋发有为、改善政绩。此外，中国共产党体制在分权和集权之间取得了平衡，财政高度分权的同时，中央仍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这迫使地方官员考虑其长远利益，清廉为官。

当前中国共产党体制具有开放性、竞争性和代表性。党对所有有志于民族崛起的人开放，官员之间开展业绩锦标赛，通过党内讨论的方式或实现民意的加总。虽然党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稍有欠缺，但在保持开放性和实现良治两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改进中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民意表达的制度化和推动政协的改进。民意表达的制度化，首先要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对政协的改良则要求政协肩负其监督中共的宪法责任，实现从清谈机构到真正监督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体制下，表达与选拔二者相互分离，这在充分保证选拔有效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制度性意见表达不充分的弊端。在自由社会之中，公民不仅有表达的权利，而且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个体表达和政治决策过程进行表达。由此反观中国共产党体制，姚洋教授主张，党的领导下依然需要分权与制衡。同纵向的纪委垂直监督相比，党的领导下更需要同级之间的横向监督。正如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宪政也并非民主社会的专利，而是一种操作层面的工具。党制定国家的宪法架构，制定大政方针，决定立法的主题和方向，但一旦立法完成，党就必须在这一框架下运作。尊重宪法及其地位，往往能使党获得更大的自主性。

汪丁丁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的大范围变迁需要从更为广阔的动态视角加以探讨，而非静态上一时一地的观察。当下转型期的中国存在“精英失灵”现象，知识精英群体基本丧失了对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敏感性，而处于非精英位置的“有精英意识的中国人”大量存在，由此产生“精英错位”。这种精英的错置，要求我们回归现实，从广阔的动态视角出发审视问题，并着力化解当今中国社会的纵向流动问题。

柯华庆教授认为，当今中国亟需解决精神自主问题。在民主集中制下，中共实现了集权与分权的合理平衡。由此，柯华庆教授提出了“党导民主制”的命题，主张将以党为主导的民主置于宪法的框架下运行。

陈晓平教授建议用中国的方式重新阐释自由民主等价值观念，将党导立宪制和新叙事结合起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同时，中产阶级日渐扩大，民意表达越发制度化。陈晓平教授认为，改善中国治理，需要不断完善民意表达机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