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9月20日下午，作为文研周年系列活动组成部分之一，“北大文研论坛”第五十一期在北京大学二教全球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举行，主题为“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9月29日，《文汇报》对此次论坛进行了详细报道。我们特转发于此，以飨读者。
北大静园，有“静”也有“动”。
9月20日，静园热闹了起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迎来成立一周年纪念日。一年以来，文研院组织了200余场学术活动，分享过敦煌莫高窟的文化价值，也对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南北方经验进行过切磋；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优秀学者都曾站上过文研院的演讲台，如李零、傅申、安德鲁·阿伯特、包弼德等等，也有许多青年才俊以此为平台进行过学术思维的碰撞。这正呼应了院长邓小南在周年致辞里的那句话：“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平台，我们的责任是凝聚议题，引领方向，促进‘共享’。共享也是分享，不仅共享知识，也共享思绪激荡的过程，共享思想碰撞的火花；不仅校内共享，也与国内、国际学界共享。”
而静园之“静”，来过这里的学者最有体会，有邀访学者说，文研院可以“将学者从量化测评、资源争夺、人际关系的纷扰中短暂地抽离出来，回归思想者单纯自主的工作状态”，让人静心学术。这也是文研院成立的初衷：“为学者提供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提供潜心研究的充分时间，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
借着成立周年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文明研究中的跨学科视角：方法及反思”论坛，读者不妨跟随本报记者一同看看这个年轻的学术机构是如何“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的。
今天，伴随技术的发展，区域联系的扩大，文明不断产生交融，但与此同时，文明之间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未来世界会是什么图景，需要在文明研究中寻找答案。北京大学文研院在成立一周年之际，会集多位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为文明研究提供了一组跨学科的视角与反思。会场上的一个声音，“文明研究，不仅仅限于专业研究，是我们学术最本分的研究”，恰恰映证了学者们对文明研究的关切。
文明研究天生就是跨学科研究
文明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或许从“敦煌女儿”樊锦诗40多年石窟考古研究的经验中能得到最直观的感受。考古专业出身的樊锦诗说，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并没有说跨不跨学科，但过程中发现要把石窟里的基本东西搞清楚，不是光懂考古就行。“敦煌学以考古开头，但之后会碰到佛教、艺术、民族服饰……石窟内有大量的文献，其中90%涉及宗教，特别是佛教，此外还涉及道教、基督教以及民间的信仰等；那以外的10%文献还涉及《史记》《诗经》《周易》等等。敦煌学确实包括许许多多的东西。”
樊锦诗教授
“文明研究天生就是跨学科研究，但是怎么做却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认为，跨学科研究并没有字面意思那么简单，首先基本功要硬，他以昆虫学做标本为例：“有一些小虫的标本很不容易做，压扁，压不对头，虫形变了，会被误认成新种。曾有人宣布发现了三个昆虫的新种，却是基本功不行闹出的乌龙。推及多学科研究，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也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怪标本，这是西方现在做文明研究最大的问题——研究世界史的人不少，基本功却很差。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招鲜’，比如中国出身，中国史不好是不行的，只有基本功好才能将研究的领域跨出去。”
赵鼎新教授
跨学科怎么“跨”？赵鼎新认为，其实单纯的跨学科没意义，有意义的是先形成问题意识，再看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跨多少学科。“就像敦煌学，要研究敦煌民族、宗教、政权的变迁，还要研究敦煌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错过程中的文化常识的变迁，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意识，需要不同学科的知识。好的学者不应该被专业束缚住。”
一般认为跨学科都是跨出去，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学者叶少勇这里，却提出了一个“专业内部的跨学科问题”。“说起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跨学科关系，很多人不理解。汉传佛教是以汉语来传承的佛教形态，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可以统称为中国佛教，说起来都是佛教的细分领域，为什么会有‘跨学科’一说？这其实是就中国学术界的现状而言——本来紧密联系的一些学科，在高校当前的研究环境里被人为割裂了。原因也简单，搞佛教研究的人不少，但一般不碰藏传佛教也不做印度佛教，因为不懂藏语，也不懂梵语，导致追踪很多问题，比如追踪概念史，追出汉语圈就断了，没办法继续往前走。”叶少勇说，有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语言研究等基础学科的重要性，甚至想办法找理由忽视、贬低，甚至有人提出中国佛教研究“去印度化”。“并不是说研究佛教必须永远戴着‘印度眼镜’去看，也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重视佛教本土化后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但是不能因为语言太难学，就把这个概念史的前段给砍掉，或者发明一个新的概念。研究如果必须要跨学科，就要技能翻倍，而不是各打一个折扣。”
叶少勇副教授
叶少勇戏称自己“外语是本行，宗教是副业”，对于外语学科的重要性，他体会很深，认为其深层次也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存在着一个从语言文献到文化文明研究的学科关系。“现在搞佛教文化研究的人，讨论问题经常空对空，没有真正的学术发现，原因在于不懂源头的语言，不能从语言的角度去参考更多的资料。即使懂了语言，还要有文献学的意识，佛教研究面对大量翻译过来的文献，研究翻译文献需要多语对看，不是找到印度语、巴利语的原文就可以，还要找藏语的平行译本。这种以考察多语言、多时期源头平行本为基础的文本批评体系，是西方学者在研究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文献的时候，通过对校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等文本建立起来的，目的是确立文献的传承性和传世性。此外，还要有分析研究的能力和问题意识，能敏锐地觉察到文献里面几个字词差异牵出来的重大问题，因为同一个文本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语言甚至方言语音、不同书写符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理论诠释体系当中流传，都会留下印迹，需要学者‘破案’。”叶少勇说，研究基督教、佛教这种空间时间跨度非常大的文化现象，才会涉及这么复杂的文本批评体系。中国的文献学体系虽然也很发达，有自己的校刊学，但是所有这些文献学方法，不能涵盖西方的文本批评体系。也正是因为这样，西方的文献学体系并没有被中国学者在研究佛教问题上很好地掌握。
李强教授
时至今日，许多学科若想很好地回应现实问题，与其他学科合作，在文明研究这样一个更大的广度上寻找答案，是必要的。这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感触很深。最近一些年，西方世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尤其2016年应该是非常大的转折之年，像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右翼的变化、伊斯兰国的兴起，这些新情况使得二战以来的整个世界政治秩序，甚至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现代性的世界政治秩序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样一个挑战，我们研究政治哲学，本来应该对这个问题提供某种回答，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哲学最近几十年来基本没有能力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他们在反思，为什么当时他们没有预见到苏联解体，现在更会反思，为什么没有预见到伊斯兰国和欧洲右翼的兴起。”李强认为，西方政治哲学回应无力的原因在于，整个学科不太关注传统的重要问题，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关注更多的是公共政策、分配正义等问题。“他们有一个预设，好像人类走到今天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制度框架，因此需要讨论的就只有如何分配社会的福利。而现在突然遇到一个新的局面，政治全部的层面展示开来，学科倒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而回归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要想理解秩序问题首先要注意的维度就是identity，即“我是谁”，这个维度中，民族、宗教是非常重要的构成方面。与现实对照来看，民族问题、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确已在很大的程度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面对此情此景，李强认为，第一个大的视角就是要思考认同，思考认同就需要历史、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知识，这就意味着跨学科的研究是必须的。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者昝涛在提及研究土耳其问题的原因时曾说，按照现在整个全球秩序的逻辑和国与国的主权关系，以及我们对于宗教、族群所有的定义，真的没办法太理解土耳其究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土耳其早在奥斯曼帝国现代化以后就和中国发生了天然的联系，只有了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现代化的处境和其帝国回忆里面所构建的文明理想世界，才能明晰中国相关问题。借着昝涛的这番表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说道：“一些现实中最为迫切的问题，解决的钥匙或许并不来自我们当下发生的所有事情，因此对待文明问题，一定需要最大的勇气去追溯一个完整的过去。”
文明研究能够处理各个学科最基础的问题
谈及现有的文明研究状况，许多学者感觉，不只是中国，整个国际学术界都存在想象力匮乏的问题。追其原因，正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所说：“今天在文明研究上面临的困难，和我们受限于眼下的专业研究有关。专业化，会带来学术想象力和思考能力的衰竭。”
马克斯·韦伯曾做过宗教对于经济活动影响的比较研究，这项研究从宗教和经济伦理入手，自中国的相关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的视角开始涉及整个社会文明的方方面面，比如政治、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方式。这项研究在李猛看来，是非常具有典范性的文明研究。在研究当中，大师如马克斯·韦伯，依然逃不过专业限制给研究带来的困难：“他说今天所有整个学界的研究都是严格专业化的，当我进入汉学家领域或印度学家领域的时候，我完全是一个外行，我当然能够得出新的东西，但是我仍然面临外行人的许多困难。这是韦伯当年非常清晰承认的。”
文明研究最大的困难，在李猛看来，恰恰是它没有办法容纳在一个专业研究里面。而作为学者，需要去弄清楚文明研究和专业学科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专业研究，比如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其研究都有大量的前提，最基本的，一定有世界图景，而且使用最根源的概念，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学科一开始自己发明出来的，而是来自过去非常漫长的传统。一个学科最重要的，比如社会学家追问社会从哪来，这个没办法在学科内部做研究。”李猛认为，文明研究的作用是处理各个学科最基础的问题，脱离了这一点，学科就只能各自孤立成完全片断性的研究，停留在自己技术能够处理的部分。而也正因为文明研究没办法纳入专业领域，它会面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没有办法像专业学科那样形成非常清晰的、建立在专业学者互相批评基础上的评价机制，这导致文明研究的成果非常难以理性地相互讨论和批评，有时候就引向一个结果——很难区分出哪些是真正原创性的讲法，而哪些又是胡说八道。
李猛认为，积累性都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完成，而文明研究很少有积累性，它往往是在改造或有时候彻底重组不同学科的格局，因而文明研究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各个专业学科和原来更大的学术传统之间的联系。“主流专业研究的许多格局、概念都是二战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历史并不久，我们有必要回头检讨，当时在奠定学科最基本的世界图景和概念的时候，是否错失了一些最关键的东西，是否还有新的可能性。通过文明研究建立学科和学术传统的关联，能够给这些古老的学科提供新的可能性，这是最重要的。”他进一步补充，今天做文明研究是因为人们关心自己文明的命运，作为中国学者，哪怕做希腊研究、做美国近代政治研究，也要努力把中国人对未来世界和过去历史重新的理解带进西方学术传统里。“这需要中国学者非常创造性的努力，才能够使我们的文明和他们的学术传统发生更内在的关系，否则这个学术传统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外在的，精神上没有关联的东西。我们怎么让它们之间发生精神上的对话，同时也能够给我们的文明提供新的可能性，这个是对中国学者提出的挑战。”
如何做多学科的对话，是历史学者魏斌的困惑。
魏斌教授
对于城市的构成，譬如在北魏后期的洛阳城发现以北边的太极殿和南边的圜丘构成的中轴线布局，研究这样一个现象有两种学术取径，第一个是历史学的本能，讨论这个事情究竟如何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轴线联线其过程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学的方法，讨论的是它的仪式表演，政治象征意义之类的话题。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斌研究中古史，他在研究中常会碰到这类历史学和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交叉。“历史学天然就是一个大综合。我研究的是山林，研究当中经常用到一些概念词汇，如地形、景观、空间构成，这是地理学的内容；我常常也看GPS定位，测绘生成这些技术我也很想用来重绘古代山林地图；我在讨论山中共同体形成的时候，也很想讨论内部的构造，有点类似早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讲的社区情况——这些东西都超出我的专业，也是跨学科。”但是跨学科的研究对历史学者来说并不容易，“就我梳理近百年历史过程的经验而言，但凡有生命力的历史学问一定建立在基础的材料分析之上，然后合理或者隐含地使用社会学观察角度，如果非常明确地使用社会学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在这个行当内，往往站不住脚。”历史学者在讨论变化以外的问题时，如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自己的具体研究，魏斌正在寻找答案。
“跨学科和分科，大概不是一个新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老问题。”如何看跨学科研究和专业研究之间的关系，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青年学者程苏东把视野放到了更远的战国时期，“《庄子·天下》一开始谈到‘道术将为天下裂’，就有点跨学科和分科的意味，《天下》篇里面描述了庄子想象的前现代社会‘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是一个整体性无处不在的社会。然而我们也发现文章的整个叙述用了一种充满遗憾的口吻：原来可以整体性把握的东西现在没有了，我们不得不采用一些之外的手段去了解历史。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还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追溯，很多早期的典范、思想的飞跃实际上都是在分裂的过程当中形成和实现。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提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也是认为本来很好，有孔子，但是孔子去世，七十子也不在了，大义只能以一种分裂的方式存在，我们每个人只能用几种方法把握局部的知识。实际上，刘歆的《七略》完成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比较早的、对于早期文化的知识分类，这样一来才有了后来不同领域内知识往前不断的积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态——后世在历史上看到那么伟大的变革，当时的参与者却是很无奈的。”
程苏东博士
关于跨学科好还是分科好，程苏东提到了贾谊和董仲舒对于学习儒学的不同主张：贾谊主张必须把《诗》《书》《礼》《易》《春秋》这些个“学分”全部修满，才能得到快乐或者中和的心境。但是董仲舒不同，他提出六学皆大，六条道路条条“通罗马”，并不一定要全部掌握。“董仲舒后来讲《春秋》，提到‘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他不强调跨学科，跟今天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的地方。董仲舒的春秋学内容非常丰富，里面包括具体的文字推敲，就好像今天强调的文本细读；也有对春秋大义的讨论，他明确讲到读《春秋》不要妄想只是通过文本的阅读就能获得‘义’，‘义’还有一些不在文本当中，所以要把握大义等思辨性的东西；同时，春秋是历史性的读本，所以董仲舒要把大量的历史和事实做一番描述，他所描述的春秋学并非只是把事情罗列起来，完全不同于我们看到的《春秋》，他完全改变了学科形态。”程苏东认为，如果以做菜类比，贾谊的方式是拼盘，一道菜里面有很多东西。这种方式已经被很多学术机构在跨学科的研究中采用，比如设计一门课程，由不同专业的老师讲课或者著书，在当前也促成了非常多超出学者个人学养的重要成就。“但是”，程苏东话锋一转，“董仲舒在春秋学上的实践，并不是追求掌握所有的材料，而是追求把握某部分材料的时候，尝试很多不同的方法。”他认为，现阶段部分学科把材料作为学科核心，这一点值得反思，因为学科带给学者最重要的东西是方法，而非内容或材料。“所谓的跨学科如果能够把不同学科的方法引入原来的材料里，这个时候也许材料没变，同样还是一块牛肉，但可以做出很多不同的风味来。这才是今天在操作跨学科的时候，我们可以试图去努力的方向。”
文明研究需要变换视角
“16世纪初，欧洲航海者回去发表的著作里有相当一部分谈到中国体系，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知识概念体系已经没有办法处理那个时候的中国体系；反观18世纪，我们编著的一本书说大清于普天之下有43个朝贡国，包括荷兰、法兰西、意大利、俄罗斯，这可能是主观概念性的建构，但是至少告诉我们，我们主观想象的世界跟西方人想象或者塑造的概念体系不太一样，甚至是非常不一样。”而这些带给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青年学者陈波的感受是：“方法不一样，视角不一样，你会看见不同的材料；如果看到不同的材料，一定用不同的方法和视角来处理。” 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的文明研究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陈波副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优秀学者战死沙场，涂尔干学派也因此遭受重创，担负学派重建重任的莫斯开始反思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并寻找一些替代性方案，其中一种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非个体性，相关的文明研究强调的是跨越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现象。在莫斯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路径才能够突破17世纪那样一个体系给今天造成的巨大消耗性后果。此时，莫斯的注意力也转移到对古代社会的社会内聚力问题的研究上，尤其关注到了其中的“礼物交换”，他在著作《礼物》中有一段内容讲到中国，并把中国放在他提出的“总体呈献体系”——一个跨区域的，漫长时间里面的，人与人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换体系当中。“尽管莫斯这个体系还没有说清楚中国，但是他100多年前的反思却可以为今天的文明研究带来一些启发。”
“从不同学科看文明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实际上除了学科带来的角度差异以外，从我们所站的立场或者地缘来看文明，角度也不一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青年学者常怀颖解释，比如站在中原本位的立场看，其本质对于上古史来说就是国家起源的问题，如果看上古时期现在中国疆域内边疆地区的文明，则考虑的是一个异文明的问题。文明研究除了需要转换看问题的角度，有时可能还需要跳出固有的理论“视角”，对此常怀颖有切身体会：“最近三四十年以来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在目前中国疆域内，不同的上古时期或新石器时期的各个文化共同体或者人的共同体，是不是以比较相近的方式进入国家形态。换句话来说，它们是不是经历了其他文明起源的方式。引出的下一个问题就有点类似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问题——西方总结出来的文明演进模式，是否适用于中国境内不同的人的共同体或者文化共同体，后者的国家起源或者国家演进的模式，我们能不能换个方式或者概念，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西方有些概念用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
常怀颖副研究员
类似的问题还有：文明与否是不是可以定性研究？“以前我们研究上古史经常拿西方的物理形态变迁来判断是不是进入了文明，比如有没有文字、城市等等，但是这些标准是基于当地的两河流域或者旧大陆世界文明演进的材料总结出来的，是否符合中国文明或华夏文明演进的模式尚待考量。”常怀颖表示，考古学总会面对新的材料，实际上迫切希望有理论的指导。但回过头看，社会发展在不同的地区，因为经济环境或者经济模式不一样，人的生存方式不一样，可能展现出来的是千差万别的道路演进，用一种模式简单地涵盖所有中国境内不同地区人的共同体的早期文明发展道路，可能有点危险。
材料需要新的解读，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文明研究可能有大量的领域需要更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帮助，比如说早期文字与权力阶层的关系；早期经济和商业模式在早期国家当中的支撑作用以及在不同地域起到的影响；早期对于贵重资源的控制、分配及其流通过程。但是跨学科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正如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被运用到考古学当中，带来新启示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历史学一个共同的倾向——“碎片化”。“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如何拼成早期中国文明的图解，可能是未来我们做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核心方面。”常怀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