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日下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春秋与二伯：两个旧词汇在晚清的新运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徐建委、孙正军、刘亦师参与讨论。

高波老师首先介绍了这一主题的学术背景。他认为，近代中国处于巨大的词汇转型期。至少有三类词汇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类是新生成的词汇，如严复所译的“逻辑”一词以及从日式汉语输入的“干部”等词；第二类是在古典汉语中有使用但在近代发生了语义转换的词，此类词汇数量众多，如“封建、革命、文明、文化、经济”等；第三类则是在古典汉语中使用较多、地位也较为核心，但在近代地位逐渐下降甚至在日常使用时呈衰亡之势的词，如“夷狄、春秋”等。目前，研究关注较多的是第二类词汇，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经由传教士系统或者明治日本时期所发生的语义转换。相较之下，高波老师则关注第三类词汇（即在近代时期走向衰落的传统核心词），并选择“春秋”及其相关词汇“二伯”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

高波老师强调，“春秋”这一传统词汇在晚清同光时期重新出现，与庚申之变后中国被强制嵌入西方的国际秩序有关。1860年前后，西方列强与清朝签订一系列条约，公使进驻北京，外交文书平行化。这严重动摇了传统中国的天下秩序，触发了一部分敏感于时运的士大夫产生了对世界秩序的新构想。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大量盟约且聘问频繁的“春秋”时代，因其出于中国历史且形似国际法秩序，开始被士大夫用来理解19世纪中晚期的世界秩序，冯桂芬、张斯桂、薛福成等人均认为此时的西方列强是“春秋列国”。

《万国公法》的输入者丁韪良也积极因应这一新的思想潮流。他在1880年代提出“春秋公法”说，主张中国春秋时代曾有雏形国际法。他将“春秋”分别类比为西方古典时期的泛希腊联盟以及中世纪的教皇封建制，并认为“春秋”体系以信义为基础，并可基本保持稳定，但最终为游离于体系之外的秦的武力兼并所破坏。

高波老师还指出，盟约体系在中国经史传统内是有争议的。古文学认为盟约可见于太平世；理学与今文学则对盟约评价消极，并认为这是王道衰落的表现。经史传统内对“春秋”的总体评价相较盟约而言更为负面，多视其为三代理想的衰落与变异；且春秋本身衰变为战国，最后以秦汉一统之政作为结束，似乎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故而同光士大夫通过“春秋”这一核心词汇构想世界秩序，在有所保留的肯定之下，也有忧虑乃至批评的成分。

接下来，高波老师介绍了1880年代士大夫中出现的“二伯”说。此说有多个版本，较为流行的是“英、俄二伯”说——英国与俄国如同春秋的晋楚两国，主导当时的世界秩序。“二伯”说的提出，与19世纪中晚期西方列强竞争加剧以及国际和平运动的流行有关。而与对英俄霸权的直白陈说相对而言，当时士大夫对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多隐晦其辞。我们可初步挖掘出三种表述，分别认为中国为周、鲁与郑。高波老师认为，这三种表述不仅关乎对中国命运的判断，也伴随有对世界秩序演变方向的总体预测。

此外，高波老师尝试从主题与方法论层面对本研究的可能方向与限度进行反思。他表示，若要探讨光绪中期以后今古文之争的出现以及演变，最好削弱以康有为为中心的一元化叙述，给予廖平等更具调和色彩的思想者更多的位置。至于春秋公法之类的问题，不应停止于认定其为对西学的附会，而应以这一附会为起点，继续探索西学在地化的曲折脉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思想传统本身的重构。

最后，与会学者就“中兴”与“春秋”的关系、附会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应用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