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访学者论坛

2019年11月12日下午，文研院第七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政体与国情：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大一统’议题”。第七期邀访学者周绍明（Joseph McDermott）、李开元、李放春、吴雅婷、黄盈盈、田雷、姜南、彭春凌、叶晔、姚达兑、周月峰、路国权，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研究在国内学界引发的争议从史学溢出到其他学科，政治学可谓首当其冲。撇开政治因素的考量，就学术研究而言，新清史的最大挑战在于将国内学者视为天经地义的前提进行“问题化”，迫使我们回到原点，来思考“何以中国”/“何谓中国”这类基础性的问题。应当说，最近数年来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考古学者对此給出了很好的回答。相比之下，来自政治学界的回应似乎非常之弱。

景跃进老师认为，对于政治学研究来说，“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拓展政治学的研究视野，超越传统的制度主义思维。一般而言，政治学研究可以区分为五个层面，分别为政治共同体（国家与民族）、政体、政府、领导人、公共政策。其中，政治共同体和政体可以看作是“高政治”（High Politics）；政府、领导人和公共政策属于低政治范畴（Low Politics）。中国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政体及以下的层面。这种学术实践一方面呼应了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与比较政治学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有关。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制度主义将政治共同体视为一个稳定的外在变量。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将政治共同体带进来”便是克服此一局限的一种努力。

再者，如何处置大一统遗产，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特有的议题。如果说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实地发掘、历史文献和大一统传统来回答“何谓中国”的问题，那么在此基础上，政治学研究者主要面对的是“何将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十九世纪即使生发。具体而言，它包含了两个要素（子题）：

第一，如何将大一统帝国疆域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领土？按学界的通常说法，民族国家是传统帝国的天然解剂——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比较幸运的是，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冲击后，清朝版图相对完整地转化为中华民国的领土（除外蒙独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界开始肯定清朝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清帝退位诏书的政治价值。

第二，如何维系国家主权完整和领土统一，避免国家分裂？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中国历史上存在两种不同形态的大一统：一种是以农业文明为基色的秦汉大一统，一种是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交融的元清大一统。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第二种大一统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为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奠定了辽阔的版图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特定的边疆问题（涉及少数民族与宗教）。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种分离和分裂势力存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防止国家分裂便成为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可以说，历史上中国成功地应对来自民族国家的冲击，避免了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也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成功地应对来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避免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政权崩溃、国家分裂的命运；但是在成功经历了两次浪潮的冲击之后，作为大一统历史传承者的当代中国，依然难免“高枕之忧”。

最后是政治学研究议题的再设置问题。对此，景跃进老师认为，“将政治共同体带进来”会引发政治学研究格局的调整和重组，这一变化会涉及政治价值的议题。诸如，作为领土完整的大一统是不是一种价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在价值王国中居于什么样的位序？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需付出成本就可以得到或实现的价值，我们愿意为大一统传统的维系支付什么样的成本？这一变化也涉及经验研究的领域，在此，必须考虑制度匹配的问题。有学者将中国的国家建设形容为“老区改造”而不是“新区开发”。所谓“老区改造”意味着存在许多选择的约束性条件。在中国语境下，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大一统格局的形成、维系和发展都与集权体制相关（注意，在学理上应将集权体制与专制体制区分开来。专制体制是集权体制的一种极端形式，但不能由此说集权体制就是专制体制）。这似乎暗示着大一统格局与西式政体之间的逻辑张力甚或不兼容。

基于上述分析，景跃进老师最后表示，在“自由与秩序（权威）”、“公平与效率”等平衡式之外，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政治学研究还不得不考量“大一统与政制选择”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