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8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八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谷继明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易林》之撰作与数术家的传记书写”。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伟民、包慧怡、陈文龙、杜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刘清华、刘文飞、陆一、欧树军、盛珂、王明珂、赵丙祥，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战国《筮法》局部

（清华大学藏）

一

论坛伊始，谷继明老师援引李零教授的观点，数术有四种传统：卜、数（筮）、图（式）、书（选择）。卜、数为一类，图、书为一类。春秋战国时期，数术发生了地位的革命：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数术一直以卜筮为主，战国秦汉才变为以选择为主。据李教授的观察，从易学术数的角度来看，即是在战国时代，易卦体系与式法体系发生了结合。干支五行是式法的基本度数，而它在当时成为人们建构各种数术统一性的基本结构。后来《周易》的纳甲法，即在此背景下兴起。

谷继明老师

六朝时期，此种筮法成为纳甲法的主流，具体内容往往见于管辂、郭璞的著作中。若要讨论管、郭的著作，便不得不注重其“易林”类著作。《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与易占有关的可以分为六类，而易林类是著作最多的。从字面意义来看，何谓“易林”？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论稿》指出：“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外篇认为郭璞‘所谓林者，自为韵语占决之辞也。’今本《易林》占辞亦是四字韵语，可证郭璞‘洞林’‘新林’之‘林’，显然与‘易林’之‘林’一脉相承。‘林’或‘林占’的实质含义是一种新制的、以仿古易占辞之韵语为形式特征的、内容较为繁富的占辞系统。”谷老师基本赞同胡一桂和赵益的这种理解，但不得不正视的一个明显区分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林类著作《焦氏易林》，与后来的管辂《易林》、郭璞《洞林》差别很大。《焦氏易林》是系统性的筮辞，郭璞《洞林》是案例性的汇编。更广泛地来说，存在两类有繇辞的占筮书：一是预撰的系统性繇辞，如《周易》《焦氏易林》《太玄》《潜虚》《洪范皇极内外篇》；二是医案类筮书，如《归藏》、管辂《易林》、郭氏《洞林》。形式结构的差异，关联着其功用的不同。

二

谷老师指出，古人卜筮有时会有记录，一篇完整的卜筮记录文本可以分为若干层次，对应若干占筮步骤，见下表：

从僖公二十五年《左传》筮例以及永平五年汉明帝占雨用《集林》的例子可见，《周易》和《焦氏易林》的卦辞是对应着未来使用而撰作的，并非当下占筮的记录。《周易》与《焦氏易林》的作者并非当下情境中的占筮者，换句话说，易辞与占筮人的具体诠释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间距”。当下具体的诠释，援引过去的经典如《周易》或《焦氏易林》，再根据繇辞、林辞作出当下情况的判断，形成一次占断的记录。

西汉 《周易·系辞》 绢本

然这种“间距”在《洞林》那里看上去似乎没那么自然，是“人为”制造的。今引《洞林》一则为例：

（1）义兴郡丞仍叔宝得伤寒疾，积日危困，令卦。（2）得遯之姤。（3）其《林》曰：“卦象出墓气家囚，变身见绝鬼潜游，卜病得此归蒿丘。谁能救之坤上牛，若依子色吉之尤。”（4）按《林》，即令求白牛。（5）而庐江荒僻，卒索不得。即日有大牛从西南来诣，途中仍留一宿。主人乃知，过将去。去之后寻，复挽断纲，来临叔寳，叔宝惊愕起，病得愈也。

郭璞本人既是第三步之“林辞”的作者，又是第四步的诠释者。林辞与具体的判断都是在具体情境下当场创作，既不存在时间上的间隔，亦不存在作者的差异。郭璞何以要人为制造这种差别呢？这和神明与世俗的区分有关。

渠敬东教授为谷继明老师颁发聘书

具体的解释（比如《易》“利涉大川”以及《洞林》中各种具体判断分析）意味着当下具体的属人世界和世俗理性。繇辞既然置于此之前，当代表着超越的神秘世界、不可度思的状态。在现代人看来，卜筮人貌似是“繇辞”和断辞的双重作者；在卜筮人自己看来，“繇辞”只是兆象、卦象之意的诗化表达。兆象、卦象传达的是超世俗的旨意，“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只能通过卜兆或蓍卦显象；然兆象、卦象仍非常神秘，故需要通过语言对世人作进一步显现。繇辞即是对卦象的直接描述，它以语言所指的物象来表达卦象，以沟通背后的秘意。这些“语言-物象”所组成的辞，仍非一般世俗语言和逻辑所能理解——它随着象而呈现出巨大的跳跃性和模糊性，并非出于卜筮人自己的独立撰作或有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