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八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老师主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吴国盛教授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哲学系邢滔滔副教授担任主持人。

评议人吴国盛教授（左）与主讲人王洪喆老师（右）

主讲人王洪喆老师（左）与主持人邢滔滔副教授（右）

在正式演讲之前，王洪喆老师表示这项研究起源于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的一些线索，不是传统的传播学工作，而是一项带有跨学科色彩的研究，他自己将之戏称为“野路子”。讲座以维纳1941看过《公民凯恩》后给威尔斯写信这一历史轶事开始。这封信实际上是一个原创的电影剧本——对19世纪以来信息和电子工程历史的回溯，以及对20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的展望。王洪喆老师做了一些史料考究后发现，尽管该剧本极有可能被威尔斯拒绝了，但是它可以被看做维纳控制论研究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反映了他既想发展信息技术又想坚守人类自主性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贯穿维纳的一生。

控制论的起源

接着王洪喆老师带我们回顾了控制论的起源。二战期间，维纳应军方征召进行武器研究——防空武器高射炮的研究——这一研究直接导致了维纳开启控制论这一领域。在研究如何使用数学理论准确预测飞机动态位置以使得炮手准确击中飞机的过程中，维纳和他的研究伙伴机电工程专家比洛（Julian Bigelow）发现，高炮系统是人体和机械组合的人机系统。对人机系统的研究需要以生物逻辑来理解机器运作，并以机械逻辑来理解炮手的行为。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机器模拟炮手。

反馈是控制论的核心词。王洪喆老师以轮船转向器的工作原理为例向我们解释了负反馈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并说明了负反馈机制可能存在的问题——误差的不断放大导致负反馈装置的不受控震荡。机器的这种震荡启发了维纳思索人类行为中是否存在类似的由负反馈引起的震颤。询问哈佛医学院的生理学家Arturo Rosenblueth博士后，维纳发现由小脑的病理学引起目的震颤或小脑震颤——帕金森病的一种——很好的验证了他的猜想。房屋恒温器故障和人类恒温系统中的病变所引发的相似后果也是机器运动和人类行为相似性的一个例证。这些相似性促使维纳尝试寻找解释机器控制和人类行为的通用模式——即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和通讯的科学——这些探索最终导致了1948年《控制论》的出版。

梅西会议、CNM与控制论

王洪喆老师接着谈了维纳在《控制论》序言中所描述的理想的科学共同体——来自不同领域的由于精神上的需要而聚集起来的自由的科学家群体。于1946年至1953年举行，由Josiah Macy，Jr.基金会（控制论学者帮助该家族治愈疾病）赞助的梅西会议使得这样的科学共同体也就是后来的控制论群体成为可能。

王洪喆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包括维纳、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在内的梅西会议的15位成员，并重点探究了为何贝特森和玛格丽特·米德这两位对数学、工程和神经科学缺少专业知识的知名人类学家参加了所有十次会议并在组织里扮演重要角色。他给我们梳理了人类学家夫妇、CNM以及控制论之间的勾连关系。贝特森和米德这对人类学家夫妇对控制论的兴趣与他们的战时身份有关——1940年，玛格丽特·米德加入国家士气委员会（CNM，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CNM组织旨在研究导致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崛起的条件，以及如何避免法西斯主义在美国发生，其研究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启发。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学者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论认为，文化工业的所有权控制和单向传播方式导致了“法西斯人格”的产生。专栏作家Dorothy Thompson对该观点相当认同，认为“奥森·威尔斯和他的广播剧《火星人入侵地球》对我们时代的希特勒主义，墨索里尼主义，斯大林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所有其他恐怖主义的理解作出的贡献，比其他所有的学理分析都要有效。”贝特森和米德在巴厘岛进行人类学研究时发现，土著的交流方式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以大众传播为主导的单向式传播。相反，其交流是互动式的和多层面的，这种交流方式会促成“民主人格”。不同的交流方式对应不同的人格，而控制论物种基于反馈不断与环境进行互动直至适应环境、形成稳态这一特点刚好与CNM组织对法西斯人格的规避以及人类学夫妇对民主人格的追求相一致。

维纳反对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科学

控制论很快染上冷战意识形态并从物理科学扩展到了社会科学。贝特森和米德出于冷战社会科学家的实用性，相信控制论可以解决混乱时代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维纳本人对控制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持悲观态度，尽管在创始之初控制论就被定义为既可以用来研究机器也可以用来研究人的通用模式。

维纳的悲观源于以下几点：

首先，对影响社会的变量进行统计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这需要建立在组织的内稳定性上，而只有诸如原始人部落那种小而紧密的社会才具有这种内稳定性。现代社会过于巨大复杂，人与人的接触需借助通讯工具，而通讯工具通常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并因其能够盈利而被争夺，这些特征都是反内稳定性的。

其次，维纳认为控制论会消弭主体的自主性，使个人在微观层面上成为被一层层的行动和欲望分割的机械存在，在宏观层面上成为被“恶棍”操纵的“蠢货”，这是极其危险的。

再次，科学研究要求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间有充分松散的耦合，例如对于天文学来说，观察者太渺小不足以影响星辰的运行；而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观察者无法与被观察对象高度分离，观察者会对观察者施加影响，例如原始社会经常被观察它们的人类学家改变。

维纳的反军事立场

维纳彻底人本的自由主义跟米德等人的冷战自由主义之间出现了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梅西会议学者与军方的关系，加剧了维纳同这个团体的分歧。在美国科学家那里，对纳粹的作战是对自由的捍卫和正义的伸张，而广岛原子弹的爆炸使得这一共识破灭。广岛之后，维纳拒绝了军方的一切资助，与控制论团体的战略科学家开始决裂，后者将继续与军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塑造美国战后的社会科学。在1949年8月完成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中，维纳批评了法西斯主义、垄断企业、军工联合体政府和流水线工作的非人性效应。此外，他还通过宣传他对军事研究的反感来警示平民关于控制论的认知。

维纳的反军事立场导致他与沃伦·麦库洛赫（Warren McCulloch）——控制论排名第二位的领袖学者，同时也是个好战的反共主义者——分道扬镳。他批评他的同事约翰·冯·诺伊曼和克劳德·香农是冷战斗士；在麦卡锡主义时代捍卫MIT数学系的试图以教授马克思主义以推翻政府的Dirk Struik；因与著名的共产主义者JBS Haldane保持友谊而遭到FBI监视。

赛博格与自动机器

基于人文价值观，维纳认为将控制论用于军事和社会控制是危险的，但是用于假肢是可以接受的。他参与了听力手套项目，模拟生理疾病的蛾/臭虫项目以及波士顿手臂项目，并认为这是“最远离战争和剥削”的领域，但他没有想到，即使在这些领域，军事和经济力量也是无孔不入的。军方对医学控制论和仿生学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波士顿手臂”的资助方某职业保险公司出于“省钱”而非出于维护人的尊严才资助该项目。

在1964年出版的《上帝与傀儡》中，维纳以犹太传说中的Golem隐喻人工智能，警示控制论的潜在危险——人类通过创造生命扮演上帝的陷阱。在本书中，维纳处理了机器学习、机器繁殖、赛博格与自动机器这三个涉及哲学的控制论领域。

控制论在社会科学中的扩散

尽管维纳反对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但控制论和信息论不可避免地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扩散，成为冷战社会科学的通用理论。施拉姆将控制论引入传播学；从1948到1952年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维纳和香农的文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卡内基理工学院（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开始应用控制论解决管理科学问题。西蒙等社会学者在五六十年代对控制论的热衷是量化美国社会科学这个冷战工程的组成部分。数学建模是战后社会科学“行为革命”的标志。这个主要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运动改造了战后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精神病学和政治学。

控制论与反共

在冷战的高潮时期，军方和政府直接介入控制论的社会科学应用，反共是公开的直接目的。1964年美国控制论学会（ASC）成立，创造ASC的动力不是来自科学界，而是来自一个隐蔽的政府科学赞助者，中央情报局（CIA）。

王洪喆老师为我们梳理了冷战期间中央情报局秘密支持科学研究打击共产主义的几种途径，比如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它通过虚拟基金，将经费通过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过滤，资助MIT国际研究中心和MKUltra计划（心灵控制药物开发项目）。王洪喆老师还提示，早在美国控制论学会建立之前，中央情报局就和几个控制论研究人员有联系并给出了史料作为支撑。

中央情报局想要借美国控制论学会来应对苏联在控制论发展上对美国造成的威胁。在CIA内部要数科学情报办公室的一名俄裔专家约翰·福特最为焦虑，1962年10月与肯尼迪总统的高级官员会晤期间，福特提出“苏联与日俱增的对建设共产主义的控制论战略的展开，对美国和西方社会的严重威胁”。

老师谈到，在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控制论一度取代了辩证唯物主义成为统领所有学科的底层哲学方法论，在党的官方文件中基于控制论的计划经济和自动化成为通往共产主义的科技和物质基础。1962年11月，肯尼迪批准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下召集一个控制论小组，协助中央情报局进行对苏联控制论的评估。到1964年，PSAC的控制论小组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的控制论威胁并不存在。苏联由于缺乏计算机，所以在所有科学领域都落后于美国几年。报告得出结论：控制论并没有成为一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反，使苏联的经济系统更趋于理性，进而使苏联的思想在许多领域更接近西方。

控制论左翼

最先将控制化与后工业社会联系起来的是战后的新左翼联盟。1964年的“三重革命特设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 on the Triple Revolution）起草了一份宣言：三个独立和相互加强的革命正在发生——控制化革命，原子武器革命和人权革命。宣言突出了控制化，提出全民基本收入作为一项权力来保证公平分配这些新增财富。

打破工作和收入之间联系的提案可追溯到信息社会还未全面到来的60年代，这种欧美世界的左翼自由主义技术议程的浮现，需要被放置在全球60年代更为激进和多样的社会主义控制论实践中加以理解。比如，苏联的经济互联网工程、阿连德智利的控制论互联网、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电子群众运动”。而欧美60年代新左翼议程机会的丧失，也必须被放在冷战构造下，苏东阵营和“第三世界”具有意识形态对抗性的社会主义议程的陷落中加以分析。1973年，在阿连德政权连同他的控制论互联网Cybersyn工程被颠覆的同一年，丹尼尔·贝尔出版了他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成为制定后来“信息社会”话语的关键文本。其实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最早写作中，贝尔就明确表达了反对新左派对后工业社会的政治议程；他认为“三重革命”对控制化可能带来的丰裕社会的希望是不切实际的预测，且认为是理论知识而不是技术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

在60年代中期，贝尔成为由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起的2000年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Year 2000）的主席。作为委员会主席，贝尔否决了控制论在社会预测模型方面的应用。他批评了苏联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为苏联经济起草的控制论模型，认为这种模型必然是封闭和机械的，而对人类意识和自然的控制必须建立在一个开放系统之上。

王洪喆老师

在讲座的最后，王洪喆老师又带我们回到了维纳的那封信。他补充说，奥森·威尔斯回绝了维纳的合作提议后，在1973年应未来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的邀请在他的纪录片《未来的冲击》中出镜。托夫勒的著作《第三次浪潮》于1983年在中国出版，同年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做相关演讲。托夫勒认为中国社会同时存在三次浪潮的发展阶段，传统农业、工业、信息产业并存。历史契机使得中国完全可以跨越第二次浪潮某些阶段，直接进入第三次浪潮，重点发展信息产业。托夫勒认为中国当时乡镇企业经济正是第三次浪潮所呼唤的那种去中心化的、控制论式的生产模式。托夫勒临走前留下的《第三次浪潮》的电视片当时在中国大量放映，给刚普及电视的中国人带来了视觉奇观和科技体验。

最后，王洪喆老师谈了一下自己做这项研究的初衷。他认为回溯历史可以帮我们认清今天常用的信息社会语言的来源，探索背后的技术路线斗争过程，并对未来控制论可能产生的样貌有更多的想象和干预。

讲座结束后，吴国盛教授进行了评议。吴国盛教授感叹讲座唤起了他许多回忆。他谈了80年代的文化热以及三论的流行。认为三论主张以发展、联系、整体的眼光看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喜欢这个。接着他对王洪喆老师的讲座进行了一些补充，提出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曾批判过控制论。随后在问答环节王洪喆老师对这一补充进行了回应，提出苏联对控制论的态度因为学界对控制论中社会主义内容的挖掘经历了一次转向。

吴国盛教授

吴教授还谈了《控制论》在中国的翻译——控制论这个词是龚育之先生翻译的，但是全书是多人共同翻译的，因为50年代翻译该书时苏联正好在批控制论，因而译者署名郝季仁。吴教授接下来循着维纳控制论创始人这一身份，和反对把理论用于社会领域这一选择，思索了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何在。他认为人文和社科的区别在于对象和方法的不同，而维纳有人文精神，倡导把人当人看。他还和在座师生分享了陈嘉映教授的看法——社科研究者把自己的位置摆得比研究对象高，而人文学者通过阐释与之看齐。他认为社会科学的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导致控制，先是控制原始人，然后控制现代人。美国和苏联是现代性的两个版本，都追求科学，都想要控制世界。维纳的控制论被编织到美丽新世界中去，但是维纳本人却有人文精神。他认为人文的合法性得不到伸张，理科的地位高于社科，社科的地位高于人文。

在问答环节，王洪喆老师用一段话为这次讲座做结：

为什么我们对这次人工智能革命毫无抵抗？因为20世纪一个漫长的文化和技术路线斗争过程已经发生过了，我们生活在这个历史后果里。美国在50年代已经有过对科技的恐惧，但经过60、70年代变迁，资本主义已经将这些恐惧内化、软化。所以今天要重新想象未来，就要把这些历史中的幽灵重新召唤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