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1日，“书法的物质性与历史研究”工作坊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一楼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历时七天，分为北京的会议讨论、实物观摩、书写交流和安徽的实地考察两个部分，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承办。苏州大学教授华人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方广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扬之水、浙江大学教授白谦慎、中国文联书法艺术中心主任刘恒、上海图书馆馆员梁颖、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林霄、浙江大学教授缪哲、北京大学教授渠敬东、台湾档案局修复师叶竑毅、浙江大学教授薛龙春、意大利拿波里东方大学教授毕罗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何炎泉等参加了会议讨论。本次工作坊的举办，还得到了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支持。

一、工作坊的缘起与旨趣

近年来，对艺术的“物质性”（materiality）的研究逐渐为学界所重视。而由“图”向“物”的学术理路的改易，将利于学界同仁持更为精审而立体的眼光，对艺术品本身以深入的探究。从学术渊源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名物研究、鉴定学都涉及到对物质材料的精微把握。而欧美艺术史学科本身的考古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渊源，使其对各类物质遗存一直保持关注。近来，随着北美学术界在“艺术社会学”方向上呈现出理论化、概念化倾向，引发许多有识者的反思。所以，有机结合视觉研究、文献研究、观念研究与物质性研究，正愈发引人瞩目。

相较于既有的学术资源，当下的艺术史特别是书法史研究，受制于体制、研究取径等因素，导致“物质性”面向的成果较少，更罕见相关的学术活动。因此，本次工作坊即以“物质性”为主题，号召与会学者对书法史中的重要细节以求索。以各个报告选题而言，既有宏观的框架性叙述，也有深入的个案研究。而本次工作坊所涉及的“物质性”研究，乃是以笔、纸等文具与文玩、装潢与修复材料等为切入点，进而探索其如何影响了艺术品的生成与呈现。

在运作方式上，本次工作坊设置了报告发言、提问讨论、实物观摩、书写交流与实地考察等内容，旨在报告、研讨的同时，充分体察相应“物质”在各个阶段的信息。力求在艺术史的框架中，对书法史的“物质性”以深入的研究。

二、北京部分纪要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首先对本次工作坊的举办表示祝贺。本次工作坊的选题和形式都体现出对学界现状与艺术史学科规律的深刻把握，希望能为两校长期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白谦慎教授在做报告

进入报告阶段后，白谦慎教授和缪哲教授分别从中国传统与西方渊源、学界现状与哲学思辨，就主题进行阐发。白谦慎教授作为工作坊的召集人，进行题为《为什么要关注艺术的“物质性”》的报告。近年来，他曾参与海内外数个艺术史工作坊，均为专家与学生观摩原作提供契机。从学术理路看，为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科奠基的众多学者都有一定收藏，且与文博单位往来密切。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学者的社会背景和学界意识形态的变化，加之在研究中偏重图片，使其对博物馆产生疏离，导致了艺术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而中国书法的独特之处即：历史上的“善鉴者”即“善书者”，士人书写、创作使用的工具、产物也相同，这使得书写者的个人经验可以衡量他人的成就。对此，巴克森德尔认为中国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具有“中介语汇”（middle term），即与士人对艺术的媒介、技术的熟悉相关。但在“书法”与“研究书法”逐渐分途的当代语境中，这一传统趋于改变。因而本次工作坊希望能借由对书法“物质性”的相关探讨推进当下书法史的研究。

白谦慎教授在挥毫

随后，缪哲教授上溯西方哲学传统，为理解西方传统中的“物质性”话题提供了认知基础。在题为《材料与风格：从超验到经验》的报告中，他认为，材料与风格向来多归于经验问题，但德国的早期传统始将其作为超验的哲学问题，并通过艺术考察精神与物质的问题。自笛卡尔把所有知识还原到“我”后，西方把世界分为认识者与被认识者，即精神与物质。精神代表自由，物质代表必然，两者间产生一种张力，很多思想家便从艺术加以探讨。康德试图弥合精神与物质的分裂，遂将世界划为和谐的系统和复杂的系统。黑格尔则讨论精神与物质如何摩擦，他以二者的分割为起点理解艺术，且一方面把物质理解为艺术的摩擦与阻力，另一方面把对阻力的克服视为精神实现自我形象的必经过程。但桑佩尔认为物质更主动、与精神呈动态关系，因而将超验的哲学话题变为经验的艺术史话题。他关心艺术如何获得一种有意义的风格，并认为有意义的风格乃至意义本身主要来源于材料、制作工艺、功能，且是人的意志与材料互动的结果。李格尔则返归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认为至少装饰的风格就是其自我实现的动力。沃尔夫林深受李格尔影响，其风格分析论在Backhofer、罗樾关于青铜器的研究中，体现为青铜器的形式是自律的，超越于材料。而贝格利回溯到桑佩尔，认为青铜器风格的发展是不断从材料和工艺中把风格潜力引出来的过程，是材料、工艺与创造意志之间的有机对话。

华人德教授在挥毫

在工作坊转向个案研究后，华人德教授进行了题为《两汉时期的书写工具与书法的关系》的报告。他以笔和纸为核心，对汉代书写工具与书法的关系展开论述。汉代文具多由官家供给、贮藏，而汉末士人对笔、墨、纸的改良，促使更多书家的出现。如今出土战国早期至东汉的毛笔计二十馀支，有兔、狼毫等材质，主要用来写小字。至东汉，出现了以兔、狼毫为柱，羊毫为被的兼毫笔，此方式也沿用至今。为适应东汉中后期碑刻的增多，毛笔也随之增大，并促使彼时铭石书杰作的大量出现。此外，其他书写载体虽也对书法以影响，但纸张在汉晋之后成为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今见西汉古纸多为麻类植物纤维纸，迄蔡伦改造造纸法，方引发重大变革。至迟到东汉末，已有以纸代替缣素的书家，草书作品也在著录中激增，一些专门加工的纸张也开始出现。此外，汉代《尉律》选拔机制使许多善书者得以充文吏，促进了书家涌现与流派形成。

接下来，方广锠教授与毕罗教授都聚焦于中古时期写本上。前者涉及了在“书法”与“书写”重合的时代，作品的呈现形态与贮存方式；后者则从书写程序入手，探讨作品的生成过程。方广锠教授在题为《从敦煌遗书谈中国纸质写本的装帧》的书面报告中，将“装帧”定义为用某种方式汇拢、编联可移动书写载体的不同单位，使载体上的文献有序可读。由于不同载体适用的编联方式不同，故书写载体与装帧形式及其发展有关。现知纸质汉文写本敦煌遗书中保存着许多装帧形式：一、卷轴装，二、梵夹装，三、缝缀装，四、粘叶装，五、混合装，六、经折装，七、旋风装，八、棍夹装，九、单叶粘边装，十、单叶装。总体来说，各类装帧形式的出现，其内在动力并非由写本转换为刻本所推动，而是盛唐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大发展的体现。中国书籍在此时出现如此丰富的装帧形式，正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毕罗教授在做报告

毕罗教授继而以《关于中古写本的书写程序》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相关讨论应基于“中古书法是细节的艺术”这一前提，《书谱》中的大量语辞都可在汉唐墨迹中得到印证。从测量的角度看，一般写经用纸多为28行，行宽1.8厘米，每行17字。但写一字需要多久？据S.3079与S.84的题记，可知经生郭德两天内抄写了一万馀字。进而考察相关写本，若有“李思贤”题记的《大智论》写本S.227、S.5130、S.457、S.4967和S.4954等，应是其在接收全部一百卷后再统一追加，因为一人无法在一天内将其写完。由此总结：同一经典可由若干经生抄写，而常有供养人、代笔者写题记。大部分写经本无题记，但有意在尾端留白以供追加。此外，写手如郭德、萧祎等，虽都不免“取庸自给”，但大乘佛教流播后引发的功德观念、供养风气，甚至书者对于书写的态度，才值得深究。

随后，三位学者进行了宋代范围的报告。何炎泉研究员在题为《台北故宫藏宋代书迹的物质性探讨》的报告中说明，由唐到宋的纸张制作，呈现出逐渐薄化的趋势。宋代书家用纸既多且精。如欧阳修以未经砑光的纸写《集古录跋》，即属“尖笔干墨作方阔字”，但《付书局帖》（其一）则经砑光。蔡襄《致杜长官札》《致蔡公谨札》也如此。其他如《陶生帖》的花纹、《安道帖》的压制罗纹可反映当时工艺，至于《澄心堂纸帖》则是确证的澄心堂纸。苏轼于砑花笺上书《久留》《屏事》二帖多有花纹、涂料，《致至孝廷平郭君札》则为砑光的龟甲文笺纸，三者皆有墨色脱落。《花气薰人帖》则是黄庭坚书作中少有的可见纤维的纸张。纸张之外，如果考察宋代毛笔的信息，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及其后黄庭坚跋，恰可反映从有心笔到无心笔的迁易。至于工具如何影响了作者心态，例如米芾以名贵蜀素作《蜀素帖》，起初竟矜持地未将赵匡胤父赵弘殷的“殷”字末笔缺笔，一直到卷末再次书写此字时才注意到。

何炎泉研究员在做报告

林霄先生继而以《关于金粟山藏经纸的考察》为题进行报告，他认为金粟山藏经纸虽然声名颇著，但目前尚没有对未经装裱的原卷进行考察的报告。目前已知诸公立机构藏有二十三件经卷，但不知哪些未经装裱，而已公布者皆经装裱。关于金粟山藏经纸的物理状况，黄君实测量了其所藏未经装裱的完整一卷，可以凭据。由此总结：一、北宋写经纸中，至少金粟山寺、法喜寺、兴国福业院等所用者属同一来源，明人所用者或源于同一地区。二、该纸高31.5cm～32cm，厚0.12mm～0.13mm，且厚于一般隋唐写经纸。每纸长60 cm～61cm，有护首，且比内纸厚，达0.13mm～0.15mm。三、其局部可见帘纹，帘距约2.5mm，说明也由竹帘抄纸。四、背光照片可见未打碎的粗纤维，其原料或是楮、桑皮。五、该纸经正、反两面反复砑光。六、每纸背面钤一方长方鼓形水印“金粟山藏经纸”，尺寸22mm×17mm。圆形、椭圆形者可确认为伪，而长方形四角较方者的真伪尚不确证。七、此类纸张在明代中期流行于吴门书画家群体中，由于广受欢迎，导致如今流传的原卷极少。

林霄先生在做报告

扬之水研究员在《宋墓出土文房器用与两宋士风》的报告中认为，“文房四宝”，两宋士人常称“文房四士”“文房四友”。狭义的文房用具，南宋刘子翚《书斋十咏》中的十事是其大要，广义者则见于南宋刻《碎金•士具》。对照南宋林洪《文房图赞》所绘诸器，已见两宋文房诸物的大概。具体来说，《碎金•士具》列举的镇纸、镇尺、笔山，都在宋代盛行并形成特色。镇纸从押席角的石镇等变化而来，其出现或与宋代书画用纸尺幅增大有关，且与书案由小向大演变同步。《书斋十咏》与《碎金•士具》均列有笔架，《文房图赞》则名“石架阁”，即山石笔格。笔山原从砚山而来，因此笔架又名“笔山”。水盂则大约被宋人归入砚滴、滴水或砚瓶一类。臂搁的形制，北宋谢薖记载有以琴为式者。而石砚在文具中耗材最小且保存最久，故常用以随葬。从士人交游的角度看，文房诸器又是友朋往还及观赏吟咏的清物，也常作润笔。士人之外，两宋的闺中人也以才艺相尚。概言之，相关文房用器是以“物”构筑的诗心为底蕴的精神世界，展露了尘嚣之外的潇洒情怀。

薛龙春教授的报告虽为《材料与明代书法的转型》，但他将相关文具的研究置于一个长时段中，既对明代的纸、笔以勾勒，还梳理了中古以来的文具沿革。他认为，清代书家广泛运用的生宣、羊毫引发了书法史上的巨大变革，然而明代中后期已见端绪。虽然明人多用熟纸，如金粟山藏经纸、高丽贡笺、宣德笺等，但不应忽视陈淳对生宣的兴趣，而晚明书家也兼用生宣、生绫。此外，北宋是毛笔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时毛笔由有心向无心、硬毫向羊毫转变。直到明代，那些无心笔的下部都有丝线缠束或由胶漆固定，书家大多只用笔毫前部。明中叶以降，渐出现一开到底的“水笔”，羊毫也为更多人习用。水笔与羊毫的合流，带来书写的偶然性与含混效果，因此到了清代碑学时期，其与生宣成为主流。总体而言，书写器具的演变方向是：毛笔由纸绢心笔、无心枣核而成水笔，笔毫由兔毫或三副二毫而成羊毫，纸张由熟宣而成生绫、生宣，用墨也由注重黑色变为关注墨色层次。这反映了由书写小字到大字的变化，而趣味也从手感的流露变为视觉性的经营。明代中后期实为关键时期。

最后，梁颖馆员与叶竑毅先生分别围绕古代书写用纸的加工技术与书画作品的修护工艺进行了论述。从艺术史的立场看，作品的最终形态是其自选材、创作、装帧与修护的过程中累积而成的。所以，纸张加工技术的确影响了作品的视觉形态，而理解修护工艺，也利于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作品的形态变化。

梁颖馆员在《对书写用纸加工的一个观察》报告中提出：一、书写用纸的加工可分为技术性加工与艺术性加工，前者如染黄、加粉、加蜡等，以便书写与保存；后者旨在美观，运用了染色、手绘及雕版印刷等。二、艺术性加工可从两个角度观察：从设计看，有底纹、边框与整幅画面三个类型；按印刷技术分，有单色与套色之别，前者包括拱花、砑光，后者采用饾版。三、自宋至清，艺术性加工旨于服务书写，以突出墨迹为首要追求，这一原则体现在设计与印刷的配合上。四、近代以还，随着砑光式微、饾版成为主流，书写用纸的加工趣味逐渐变化，其重心转向雕版印刷的自我表现，致使版画喧宾夺主。五、由上总结：技艺进步并不等于趣味提升。

在《书画修护中呈现的古代纸墨问题》的报告中，叶竑毅先生认为，针对古代书法作品制定修护计划，一般流程有：照相、作品检视、加固、淋洗、揭背纸、染纸、小托、补纸、全色、裁切画心、镶黏材料、覆背、干燥、下板、上川蜡、砑石、制铜圈、黏贴上下轴棍、穿绳扎封、绑绦绳等。其中的“加固”是先在字迹的不显眼处，以棉棒沾水测试，若染有墨迹，须以稀释动物胶加固。而由于不易取得修护用纸，多根据色调的需要，对新纸进行染色。“小托”过程中选用的命纸有着支撑与增加保存性的功能。此外，“全色”时应依据不同个案的具体情况，保持文物原貌。修护师须在修护伦理的范围内，依据每件作品的历史与美学意义，从其潜藏的整体性中发展出原始的完整性而非类推式的臆测。

观摩香港近墨堂藏品

此外，为了使关于“物质性”的讨论落到实处，以弥补无法上手观摩博物馆藏的遗憾，所以设置了观摩私人藏品与拍卖公司拍品的内容。在报告的同时，林霄先生专门针对本次工作坊各个报告的主题，提供了香港近墨堂书法基金会的十馀件藏品。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邓小南院长和与会诸位学者共同上手观摩了全部作品。5月23日，诸位学者又专程观摩了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李雪松先生甄选的十馀件拍品，也同样上手细察。在报告讨论与实物观摩的间隙，与会学者在会场进行了书写交流，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文具进行创作，并就文具特点与书写经验做出简要说明。

在中国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观摩后进行座谈

在保利拍卖公司观摩期间，学者们还就当下的学术研究与拍卖市场展开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拍卖市场在吸纳、流动众多艺术品的同时，也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海量信息，直可视为“移动的博物馆”。拍卖会的预展，常可提供观察原作的机会。因而学者在研究中，须要切实地重视、善用，并以严肃的研究作为回馈。此外，学者须要与第一线的买卖交易保持距离，以确保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三、安徽部分纪要

5月25日至27日，与会学者在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表胡玉洁女士的陪同下，前往安徽泾县，考察当地的宣纸、墨与毛笔等文具的生产情况。此次考察，得到了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胡文军、朱大国等先生的大力支持。期间所获各类讯息以及相关的学术讨论，都对之前的会议研讨起到了推进作用。

安徽考察

5月25日，诸位学者共同考察了位于乌溪的中国宣纸博物馆、宣纸文化园、红星宣纸厂区和位于郑村的宣纸原料基地。在考察过程中，他们不仅完整地参观了各类原材料的采集及各类初步加工程序，晾晒场景，纸浆制作，及随后在车间的主要工序，而且实际接触了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和成纸，并体验了部分工序的操作方式。5月26日，诸位学者又赴绩溪，考察了胡开文墨业公司的生产车间与库房。在此期间，系统观摩了原材料的采集以及车间内全部生产工序。在该公司汪爱军等先生的引领下，他们亲自体验了每个环节的生产制作。在5月27日，又共同考察了位于黄村的红星宣笔厂，系统考察其原材料、制作工序、成本以及成品的分类情况等。

安徽考察

在考察过程中，诸位学者了解了如今的宣纸、墨和毛笔的制作工艺。虽然不能简单地将其对应到历史中，但仍然利于我们从“物质性”的角度思索艺术史上的诸多问题。同时，他们还注意到，当下一些工艺仍处于简单的家族或师徒间的技术传递，缺少具有历史眼光和学术底蕴的开拓传承。因而许多文献记载与文物中蕴含的信息，都有待进一步挖掘。这说明，第一线的研发者、制作者、经营者与学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是十分必要的。

5月28日，本次工作坊正式结束。工作坊的组织者和与会学者谨希望本次工作坊的举办，能够引发学界对“物质性”相关命题的重视，并切实推动当下的艺术史研究乃至人文学科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