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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明工作坊第二期:王洪喆、陈侃理

发布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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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文明研究工作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以来关注多文明的互动与比较研究,希望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将多文明的互动变迁作为基本关注面向,突出文明之基础构造和发展历史,特别是文明间的交互作用地带所引发的文明转型问题。为推动青年学人围绕多文明相关议题开展扎实的基础性研究,自2018年12月起,文研院发起创办“多文明研究”工作坊,以校内外青年学者为主体,聚焦古今文明历史进程的根本性问题,探讨经典阐释、文明交流、古今之变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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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上午,“多文明研究”工作坊第二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该期工作坊分为两个话题:“阿尔文·托夫勒与中国的未来学”,由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主讲;“时间的制度化:中国古代的纪日与时辰”,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侃理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昝涛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孙飞宇、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姚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张新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林丽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助理教授贾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赵悠出席并参与讨论。

 

讲座伊始,昝涛老师介绍了将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讨论的原因,指出了这两项研究都有关技术变化、时间观念以及人们力图掌控时间或通过时间控制人的话题,虽然历史的时段差别较大,但符合“多文明工作坊”不同学科和领域进行相关探讨、碰撞与交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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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 | 阿尔文·托夫勒与中国的未来学

 

王洪喆老师就“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与中国的未来学”这一主题展开了讲述。他首先介绍了《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这本著作以及它在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这本书在美国出版之后第一时间就被中国文学界、文化界片段性地译介到了国内。1983年,中国文化界积极邀请托夫勒访华,并正式出版该书中文版。这本著作对中国各界人士和管理层产生过不小的冲击,重构了中国之前的唯物史时间观,甚至有人指出“其巨大影响不亚于一个世纪前的《天演论》”。1983年6月到9月,也就是在托夫勒访华和《第三次浪潮》中文版出版之初,仅《经济参考报》发表的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报导就有160多篇。截至当年年底,该报刊登的有关新技术革命的报导多达400多篇。为何一个西方商业作家的写作在八十年代中国被抬升到如此的社会与政治高度成为了一个值得探究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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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托夫勒在中国

 

关于这种潮流的出现,曾有过学者做出过不同的解释。王洪喆老师指出,当前普遍存在的是一种“冲击—回应”式的解释,即认为《第三次浪潮》的出现和译介是一种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西方思维对中国的“冲击”,它带来的是西方社会的最新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则是一种对它的“回应”,试图通过以西方为师赶上世界的潮流。大量当时的回忆录和档案的叙事似乎支持了这种解释,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很多做法,例如“863计划”等都是在这种反应中产生的。但王洪喆老师认为并不是这么简单。他通过“第三次浪潮”传入过程和中国八十年代未来学相关历史材料的重新梳理,指出一个商业作家的写作及其社会动员不可能对中国带来足够的指导意义。《第三次浪潮》的广泛传播,带来的是对书中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辩论,尤其是针对其中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吸收西方的经验和观念,同时根据自身的传统形成甄别和辩论的过程,不同团体之间的理论论争、协商和互动中形成道路论争,才最终推动了改革开放中的诸多选择。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战略行动如“863”计划的实施中并不能看到很多“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反而是对日本经验的学习更加凸显出来。

 

最后,王洪喆老师指出,托夫勒提出的是一种强烈的时间焦虑感,并非重点关乎技术。他写作的特征是重新限定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线性时间焦虑。在从《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到《第三次浪潮》的体系中,托夫勒认为未来的冲击是“避不可避”的,在未来世界划分人群的将不再是阶级,而是对技术变革的接受程度,能够适应变化的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而无法接受的人甚至只能在“保留区”中生存。从这种类似文化人类学的路径中可知,托夫勒的未来学更像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现代化理论,而中国也是把它当作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进行接受和消化的。只有从当时中国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才能对“未来学”的流行做出更好的解释,而不应当使用简单的“冲击—回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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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喆在工作坊做报告

 

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时代特点和道路选择上。昝涛老师认为,%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