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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诺彦乌拉墓地出土的纺织品研究

发布时间:2018-12-03

 

“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讲学计划的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于2018年11月27-12月11日访问北京大学,先后发表3场系列演讲,并与国内从事考古学、语言学、艺术史等方面研究的学者进行了对话交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担任系列讲座总主持。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考古文博学院、国际合作部联合主办此次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2018年12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2006-2013年诺彦-乌拉墓地所出匈奴纺织品研究”。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Natalia Polosmak)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林梅村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文博系主任魏坚教授评议。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王炳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出席。本场是波罗西玛克教授系列讲座第二场。

 

主讲人娜塔莉娅·波罗西玛克教授

 

匈奴帝国地处中国文明中心与西方各文明中心之间,是沟通中西的桥梁,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我们关于匈奴的知识,最开始绝大部分源于汉文史料。不过,汉文史料因其体裁及其编写者着眼点的独特性,对匈奴日常生活之“琐事”记载颇为不详。这方面知识的取得,主要得益于考古发掘所获新材料。诺彦-乌拉的匈奴墓葬,保存了大量有机文物,它们在丰富我们对匈奴的全面认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纺织品便是此类有机文物中最有特色的类别之一。

 

波罗西玛克教授首先向听众放映了提取匈奴古墓纺织品的视频。视频显示,匈奴木椁距地表很深,纺织品位于木椁表面,压在厚厚一层淤泥之下,提取需要极大耐心。她解释说,这部分纺织品原应悬于墓室四周,为壁毯/挂毯,是后来落在木椁之上的。墓坑深、淤泥厚、纺织品脆弱,提取时又要尽量保持其完整性,这是发掘时的主要困难所在。发掘完成后,还要进行室内清洗、拼对、复原。在这方面,俄国学者以前发掘巴泽雷克古墓及其他匈奴王墓时积累的经验起了关键作用,他们建立起了从田野发掘到室内提取、保护的一整套工作方法。比如在田野工作阶段,他们用玻璃板或塑料膜衬底,将纺织品和淤泥整体起出,到室内再进一步清理。

 

考古发掘现场

 

波罗西玛克教授等俄国学者对M31、M22椁外出土的纺织品作了多学科分析。首先是显微结构分析,以确定纺织品的制作材料及制作工艺。据分析,该毯子用羊毛制成,纤维较细,表面图案为刺绣。其次是化学成分检测,主要为了分析纺织品所用染料成分,进而复原其原有颜色。据检测,该毯含有虫胶酸A、C(Laccaic acid A, C)、茜素(Alizarin)、红紫素(Purpurin)等残留,说明所用的柒料不仅有动物性的(某类甲虫),也有植物性的(茜草之类)。最后是纺织品表面图案题材分析,在这方面,教授着重讲解了M31出土的毛制品。

 

M31第一件毯子上表现的是一列六人面向右边一座祭坛列队而立的场景,队列中一人牵马,其余人各手持物品。祭坛右边仅有一人,面左朝向祭坛。很明显,它表现的是宗教仪式场景,而非日常生活场面。毯子上表现的均为男性,有些人的眼睛被描绘得很大,从面相看为欧罗巴种;有的人留有帕提亚式短卷发,蓄八字鬍。图象中的人物均身着伊朗传统服装,其中,位于祭坛右边者着长袍,左边队列第一人着短袍,腰悬弓箭,手持一蘑菇形物。波罗西玛克教授认为,此人所持当为一种具有致幻效果的蘑菇,在宗教仪式中方便人神沟通,但不会成瘾,其作用类似祆教中使用的Haoma/Soma。祆教仪式中使用Haoma/Soma已广为学界所知,但它具体是用由什么制成的,百年来却无定论——说其为麻黄或罂粟者有之,称其为鹅膏菌者亦有之——这一悬案怕只能等到发掘出真正的Haoma/Soma才可落定。不过,匈奴墓这件毯子上手持蘑菇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景,或可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所帮助。另外,古希腊浮雕上也有手持蘑菇进行宗教活动的图象。凡此种种均指向这样一种推测——Haoma/Soma是用某种蘑菇制成的。

 

左为织物上描绘的手持蘑菇的场景,右为希腊浮雕中手持浮雕的场景

 

毯子上的祭坛,同样式者也见于叙利亚帕尔米拉遗址,喀喇昆仑公路岩画上也有类似图象。左侧队列中的牵马男子,左手抵额,作特殊姿势,也说明此图象表现的是宗教活动场面。而所牵马匹体型较小,为公马,其尾根部上翘,这种尾部姿势与秦兵马俑的马塑相同。马背所铺方形鞍鞯,亦见于巴泽雷克古塜和喀喇昆仑公路岩画形象,它也是帕提亚军队中采用的主要鞍鞯类型。马肩所佩圆形带饰,在犍陀罗石雕中也有发现,该浮雕马匹亦使用方形鞯毯。

 

波罗西玛克教授特别指出,毯子图象的背景上散布着蝴蝶和花朵,而蝴蝶在希腊神话中是灵魂的象征,这进一步说明毯子图象表现的不是世俗图景。有蒙古学者指出,该毯为匈奴制品。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毯子图象的核心主题及人物面貌、衣着,均与中亚关系更为密切,应是泊来品,而非匈奴自制者。

 

织物上的蝴蝶图样

 

M31另一件毯子表现的是武士打斗的场面。其中进攻者面部突出,留短卷发、蓄小鬍髭、着伊朗传统服装,与喀喇昆仑公路岩画上的形象相似。相较之下,敌人则有不同,其鼻不似进攻者高,留络腮大鬍子,但也应属欧罗巴人种。其装束不同,所穿似丘尼克,不类牧人装,总观更像壁画表现的希腊人。

 

上述对比分析,多次将石质雕塑、岩画、壁画等与毛毯图像作比较。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波罗西玛克教授多次强调,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可用于对比的同时期织物数量和题材都很有限,只好借用其他材质的文物进行分析。

 

M31第三条毯子与上述两条在原料和工艺上都相似,只是绘制的题材不同。毯子主体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分别表现不同的场景。右侧保存较差,只残留人物身体中部及脚部,可以看出至少有三人面右站立,最左一人双手稍稍向前伸出,右边两人双手自然放于腰际。主体左侧保存相对较好,画面上可分辨出四个人,分别位于一个支架左右,面向支架;右边者身份明显较高,他交脚坐在折叠椅上,两手持一容器,正在饮用饮品,腰胯左侧斜挂一长剑,柄朝后侧;支架左侧有三人,只中间一人保存较完整。从残存部分看,三人都面右站立,中间一人着长袍,留露耳短卷发。最有意思的是中间的支架,它由三根细竿支成,有一人高,顶端三竿连接处有一工字形物,上面半蹲坐一只豹子;支架下面吊着一个长卵形器皿,口朝上,但似乎正有液体透过底部落入下面的承接容器内——它应该是一种过滤器。承接容器状如渣斗,它直接放在地面上,口沿宽大、束颈、鼓腹、小底,底紧上部急剧收缩。毯子主体围有边饰,但只下边中部保存较好,可以看出三道复杂纹样。

 

织物上的武士形象

 

波罗斯马克教授分析道,画面左侧的折叠椅,在古罗马只有贵族方可使用,如伊特鲁里亚壁画所绘。它的传播范围非常广,波斯地区也有使用,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遗址还出土过折叠椅实物。贵族/王饮用饮品的场景,也见于萨珊波斯一件鎏金银盘上,姿势基本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这件银盘上也有三角架悬挂器皿过滤液体的图象,所不同的是,银盘上的三角架位于下部,而毛毯上的过滤装置位于整个场景正中——故后者过滤的或是Haoma/Soma之类用于某种仪式的饮品。长卵形过滤器可能不是陶质的,而是用某种材料编成的圜底容器,类似小河墓地出土的圜底编织罐。不过,类似器皿的使用范围可能更广,只是小河墓地因特殊环境条件保存下来,为人所知而已。大口沿的承拉壶,与塔克西拉所出帕提亚时代的银器如出一辙。支架顶端的金色豹子,也许具有某种军旗或徽记的功能,而豹子下面的工字形基座,与伊朗古代浮雕表现的火坛形制相同。这或许说明,毛毯上的场景与祆教仪式有关。

 

该毯另一个残片上,还有绑在大腿外侧的短剑图象。这种短剑及剑鞘,曾出现在巴泽雷克古墓(前4世纪)中,但它存在的时间很长,晚到萨珊时期,银盘上还有此种短剑出现。有兵器学家相信,此种短剑是塞人或月氏人发明的,尔后传至帕提亚。而折叠椅上坐着的贵族/王所佩的长剑,则源于中国,后由游牧人带到草原。但也有人认为它的发明权属于草原牧人,中国人只是借用者。无论如何,当匈奴之时,长剑的使用已非常普及,因此不能据以判断民族性。

 

波罗西玛克教授强调,毛毯上表现的人物均为男性,他们所穿的长袍或短袍,为伊朗传统服装。比如,德黑兰博物馆收藏的一尊帕提亚贵族铜像就穿着这种袍子,而该雕像的发型、裤子样式,与毛毯上的人物所穿均相同。毯子上坐折叠椅者胳膊下有鱼尾形飘带,诺彦-乌拉M6出土过类似带子的实物,其用途一直困扰着研究者,而毛毯上的图象说明,这种鱼尾形带子实则为衣服的装饰品。据波斯文献记载,贵族衣服上有丝带,萨珊银盘上也有描绘。凡此皆证明,这件毛毯与古波斯文化关系密切。毛毯边饰第一层为葡萄纹,相同题材也见于波斯波利斯的建筑浮雕;边饰第二层有样式化的有翼神兽图象,整体作S形,有尾有角。波罗西玛克教授认为,它来源于希腊神话中的马头鱼尾兽(Hippocampus),这种神兽形象也出现在犍陀罗出土的圆形石化妆盘上。

 

 

波罗西玛克教授介绍说,诺彦-乌拉墓地还出土过大量其他材质的纺织品,比如丝绸。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衣物是由碎丝绸片缀合而成的,说明丝绸在匈奴是很珍贵的材料。有些衣物是用多种不同珍贵材料制作的,比如,一件长袍残片(M20)自上而下分别使用了叙利亚的毛织布、森林草原地带的貂皮以及从中国进口的丝绸。另有一块纺织品(M20)刻画了生动的狩猎场面,上面拉弓射箭者很可能是匈奴人。M20、M31墓中均出过一件带铭文的漆耳杯,上有纪年(汉成帝元延四年,即公元前9年。),再结合其他文物的特点,波罗西玛克等学者将今天介绍的纺织品之年代定在公元一世纪前30年。

 

讲座接近尾声时,波罗西玛克教授再次强调了诺彦-乌拉墓地所出纺织品的重要学术价值。首先,这批纺织品均为科学发掘品,共存遗物又有纪年,年代确定,大致为公元一世纪前30年。其次,纺织品质量高、种类多,其中既有中国的丝绸,又有叙利亚、克什米尔的毛制品,纺织品上的图象题材包罗万象。凡此种种都体现了匈奴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关键地位及其在文化交流中的桥梁作用。

 

 

讲座结束后,魏坚教授进行点评。他总结道,本次讲座是一场“非常不一样的讲座”。我们通常会进行大区域、大时段的考古学文化研究,而本次讲座以纺织品上的图象为切入点,结合遗物出土背景进行细致分析,非亲自参与田野发掘者不能为之。他还指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乌恩、田广金、林沄等学者先后做过匈奴墓的发掘或研究工作,但总体来说,能十分确定为匈奴墓者廖廖无几。而蒙古学者道尔吉苏荣结集介绍的匈奴墓葬,年代都比较晚。2006-2013年诺彦-乌拉墓地、2000年以来高勒·毛德墓地发掘的材料,不仅等级高,年代也相对较早,实为匈奴考古的大突破。另外,魏坚教授还特别指出,语言隔阂对研究的限制,许多资料已经发表了但仍然相互不了解,他号召大家重视将俄文一手资料译介到国内。

 

段晴教授表示,Haoma/Soma一类致幻剂的制作材料,在各地未必是统一的。匈奴挂毯上用蘑菇类真菌作致幻剂,而德国学者认为,犍陀罗与新疆地区是用麻黄作致幻剂,且巴基斯坦人至今仍将麻黄称作Soma。而挂毯的构图,与洛浦山普拉毛毯图案有共通之处。挂毯边饰上的“马头鱼尾兽”,其实就是抽象化的格里芬,而葡萄图案实则为石榴。在希腊神话中,石榴是冥府的象征。王炳华教授指出,波罗西玛克教授今天展示的材料非常具有震撼性,它们表明当时亚洲东部与西亚、西南亚、伊朗高原的交流密切度,而这方面的研究还要再进一步细化、深入。

 

林梅村教授则表示,王莽以前基本不带文字,其时文字丝绸大量出现,到魏晋时又趋于沉寂。今天展示的丝绸乏有带文字者,因此年代不会太晚。另外,现在中学考古学家遇到需要细致工作的重要遗物,都会采用整体打包取回、在实验室进行室内发掘的方法,俄国考古学家或者借鉴之。李零教授指出,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画,有些原也悬在墓室四壁,这或许是以后墓室壁画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