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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座谈会

发布时间:2017-10-30

2017年10月30下午,由文研院主办的《关于中国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的视角》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包华石(Martin J. Powers)担任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松担任主持。参与座谈的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副教授邵彦与副教授黄小峰,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青生。座谈围绕海外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视角展开,各位与会人发表了自己对艺术史学科史学史、谱系分类以及当下存在问题看法与观点。

李松教授首先发言。他表示,座谈会的题目包括中国视角与西方视角,即面对同一讨论对象、同一学科,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立场对其进行建构、规划和发展。

随后,包华石教授分享了美英学者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他提到,欧美各国现代的艺术史领域起源于温克尔曼(Winckelmann)。温氏宣称,每一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反映着其文化特色。这样的说法让学者认为自己的文化传统看上去都比其他文化优秀。黑格尔提出“民族精神”后,不少德国学者企图用艺术的历史证明欧洲或者德国的民族精神是全球最优秀的,因此,西方的艺术史学历来经常被用作“民族主义”的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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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华石教授

 

19世纪中期,一批欧洲画家欲摆脱写实主义的约束。其中不少画家如惠斯勒(Whistler)借用了日本和中国画家的技法去实现。古典的欧洲画论认为,模仿真实是艺术的目标,但是物体除了面貌之外还有它的“本质”。问题在于认识本质还需具有可以认识的形状方可实现——这便是20世纪的艺术家对面的关键问题。因此,艺术家将眼光转向东方,并发现东方艺术中线条具有的形式美感。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东方绘画》中写道:“艺术中最重要的带有表现力的因素就是描绘形式所用的线条的气韵(rhythm)。”随后,弗莱的形式主义理论解决了艺术家如何通过抽象的形状表达内容,同时给现代艺术史的领域打下一个基础(或说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学者在未能掌握中文、日本或梵文的情况下,仍可以对该文化的艺术品进行研究,形式上的分析即可。形式分析的代表人物为雨果·明斯特伯格(Hugo Munsterberg)和巴贺霍夫(Ludwig Bachhofer)。后者为沃尔夫林的学生,他意识到艺术风格不是必然,而是按照其时代观众的轻重取舍来设计的。

之后的50、60年代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的中国艺术的汉学家,如苏利文、方闻、范德本、高居翰。他们通晓中文或日文,在东方学习了中国的传统鉴赏方法如辨识题跋、印章等,并将西方传统的形式主义与中国艺术史联系起来。第二代艺术史家,如班宗华、雷德侯、李雪曼、何惠鉴、李铸晋等,则开辟了新的课题。如何惠鉴在较早的60年代中期就运用社会艺术史的方法,将社会历史、行政历史和艺术史联系起来。此时的社会艺术史是在欧洲和亚洲艺术的领域并行发展的。80年代,社会艺术史已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这在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文以诚、巫鸿、柯律格、乔迅、克里格的著作中都有体现。

接下来,包华石教授介绍了自己与蒋人和(Katherine Tsiang)主编的《中国艺术指南》(Companion to Chinese Art)一书。该书分为五篇:第一篇为生产与分布,第二篇为再现与写实的问题,第三篇为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画论、书论的问题,第四篇讨论画家的身份与社会能动性,第五篇为图像与语词。该书对海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进行了细致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分类。

李松教授评论道,包华石先生的讲座内容跨越了200年,介绍了一代又一代传承有序地建立起该学科的过程:从18世纪开始,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史开始关注,继而走向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认识中文并开始使用中文材料后,又从形式研究走向社会学研究。李松教授最后提到这本有代表性的合著,实际是把目前西方和香港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中国艺术史论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但在近代中国引入大学制度后才形成与西方对等的学科。李松教授还抛出了以下问题以期引发思考:西方人视野中的艺术史与中国的视野差别在哪里?除了借鉴以外,我们是应该在意该还是跨越这些差异?

 

座谈会现场

 

尚刚教授以自身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出发,认为工艺美术在艺术史领域的边缘化处境是由其本身的复杂性造成的。工艺美术从文化形态上看是造型艺术,但生产形态却是手工业的,因此,该学科的研究方法有独特性和差异性。工艺美术史学科发展晚,能人不多,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材料整理。学科当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有:材料存在较多缺陷,同时对研究者要求较高,即需要具有特定的材料、化学、物理等相关知识。工艺美术史主要致力于解决与文化史相关的问题,因此工艺美术研究者更像历史学家。尚刚教授表示,包华石先生有很多新的观点和方法,从中获得很大启发。认真的学者应该多注重材料的使用,加深对材料的理解——这对艺术史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同时,在对材料的收集和理解上,中国人会比外国同行更有优势,毕竟语言有差异,文化有隔膜。尚刚教授还表示,文化应该有交流,同时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李军教授谈及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德国的艺术史传统中关于民族精神的问题在中国艺术史界有较大的负面名声。范景中教授团队在翻译贡布里希著作的过程中对民族精神进行了反思,而他个人则对民族精神一直持另一种立场。贡布里希在《艺术史之父》中写到,现代艺术史学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五个“主义”中,三个来自于温克尔曼,两个来自于黑格尔本人。关于哥特艺术来源的争论中,其实隐含了一条线索,即各个民族争相认领其合法性的代表者时将艺术史的价值相对化了。民族主义是种“传染病”,民族主义对大国来说是沙文主义,而对小民族来说其实是反抗主义。

贡布里希讨论过黑格尔的“辩证相对主义”,艺术史中相对主义的代表是李格尔,他在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下不断为艺术史翻案。比如,罗马晚期的艺术一般被认为是堕落的艺术,而李格尔认为其只不过是不同时代精神的体现。由此看来,时代精神学说在艺术史中反而是“建构性”的。李军教授继而谈到,从贡布里希学说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对于时代精神学说有一些比较负面评价,但若从史学史的角度看,民族主义确是在普泛化,并要求各民族建构一套自我的价值。罗杰·弗莱(Roger Fry)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这恰好是时代精神的学说。同时,该学说会存在一个不断“碎片化”的问题。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合法性。这种碎片化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本身存在的问题,不断的碎片化的结果是自我摧毁,因为不断会有人提出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工人阶级的,任何团体都在提出自己的合法性。时代精神本身具有建构性和破坏性两方面,因为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自我与别人不同。李军教授表示,今天我们或许不应该过多关注你们和我们、西方和中国以及民族彼此,更应关注我们这个大的团体以及团体的认同性。跨文化的研究不应该和多元文化一样,而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李军教授并不认可存在一种西方人的观点和东方人的观点。即便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也几乎没有两个学者对同一个问题持一样的看法。

邵彦副教授则对座谈会的交流对象提出异议。她认为,“海外的中国学其实是外国学”,因此,本次座谈对等的交流对象应该是在中国研究或者教授西方美术史的学者。《中国艺术史指南》带给她的启发是,若想了解西方艺术史,有没有中国人编的“西方艺术史指南”供参阅?西方学者将外国美术史引入到文化母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带动了国内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转型。在这点上,我们不必掩饰对西方先辈艺术史研究者的感激之情。西方的同行中文越来越好,但相比较下,中国大部分年轻人对传统文化解恐怕知之甚少。以“大婚”这个词为例,现在,名人举办一场婚礼便被称作“大婚”,但其实只有在位的皇帝举办婚礼才能用“大婚”一词。中国文化在现代进程中丢失了很多东西,这警示我们在研究艺术史的过程中需抱有严肃和认真的态度。

 

座谈会现场

 

黄小峰副教授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包华石教授提到“代系”关系,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很强的传统,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便提出“论师资传授”,那么,这种代系的分类方法在美国和欧洲被接受的程度如何呢?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处理一个非常清楚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学术分类和脉系?二者是否能区分得很清楚?该从时间来区分还是以方法来区分?第三个问题是来自于不久之前雅希∙埃尔斯纳所作的题为《从欧洲中西主义到比较主义》的讲座。欧洲中心主义或是中国中心主义不是短时期内能消解的。欧洲中心主义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中国美术史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的目的又是什么?是否和中心主义有关系?第四个问题是90后如何看待派系的分类。

包华石教授回应了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他表示,欧洲中心主义指西方人认为历史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和发现都先发生于西方,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存在中国中心论。关于分类的问题,包华石教授认为这种分类是必要的,从时间或方法上分类都是可行的。西方的艺术史研究有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发展到比较性研究,而这个阶段与欧洲美术史的演变分不开,因为此时的西方汉学家也正好开始研究社会、经济与历史。

随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宁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青生教授也参与到讨论当中。学者们对于西方学术体制问题、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来源问题、艺术史研究的对象和材料问题、中国艺术史的日本研究、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多样性、考古发掘和史料研读问题进行多方面讨论。这些讨论对当下中国的艺术史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意义,在场学子收获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