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8日上午，“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圆桌会议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荣休教授毛里奇奥·维罗里（MaurizioViroli）担任主讲，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担任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康子兴，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新刚，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葛耘娜出席并参与讨论。

维罗里教授首先从学习政治理论的方法与动机说起。在他看来，至少存在两种学习政治理论的方式，即出于纯粹智识动机的学习与带有政治热情的学习——而他本人的学术生涯则更倾向于后者。政治热情意味着对国家的自由与尊严有所期望。政治同战争和平、自由奴役、认同与记忆等重大议题息息相关，政治热情因而在对某些永恒价值的追求中与现代社会对财富或交流的重视区分开来。维罗里教授援引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中关于自身写作的叙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立场：“所谓做善事者，无非就是把因时运不济而做不到的事情传授与人，以待众人具备能力时，由他们中间最受上天垂爱的人完成”。

随后，维罗里教授扼要地介绍了他对于共和主义的理解及其与自由主义及民主的关系。作为一种在历史上先于自由主义出现的思想传统，“共和主义”在语义上以公共事务（res publica）和共同善为核心，强调行使政治权力的目的以及公民对主权的分有。与此相对，“民主”则强调权力的归属问题，即多数人的统治。因此，尽管二者在概念上存在重叠与共存的可能，但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对政治的关注有所不同。就历史例证而言，反对民主政治的共和主义者与反对共同善的自由主义者并不罕见。而就内在理路而言，共和主义关注公民德性并将其视作实现共同善、抵抗暴政的必要力量，而自由主义则以权利为其核心语汇，并将其作为个人最重要的所有物与共和主义理论中关于获取和配享的自由概念区分开来。因此，当今西方的自由民主实践仍需要吸收借鉴共和主义理论，或在某些深谙共和主义价值的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应对潜在的冷漠、区隔与腐化。

讨论环节，张新刚老师表示，在区分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的同时，后者的思想内部也存在古代与现代之分。张新刚老师还就如何在古今不同历史、社会条件下界定“共同善”概念提问。维罗里教授认为，共同善是一种修辞（而非科学）的概念，因而即使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必然存在对于共同善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理解。尽管人们不可能提供一种数学式的说明，但领土与人口的历史变化使得共同善成为对于古代希腊城邦与当代欧美国家来说同等重要的存在，共同善的语言依旧活跃于西方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维罗里教授进一步指出，古代与现代的区分是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明确区分了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将二者分别界定为在城邦政治中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和对个人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也具有古今对立的意涵。然而在维罗里教授看来，贡斯当与伯林都忽视了作为“第三种自由”的共和主义式自由，从而使得他们对古代与现代的理解存在缺陷。

康子兴副教授就共和主义在商业社会中的存续与发展提问。维罗里教授回应道，将政治参与与公共事务视作追求财富的工具显然是一种腐化的表现，而部分关于商业社会的经典研究也认为共和主义式的公民德性与商业活动中的自利行为难以共存。但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思想曾在佛罗伦萨、锡耶那、威尼斯等具有发达的金融业与商业活动的城市国家中流行并得到发展，这也使得共和主义与商业社会不可兼容的论断在历史上站不住脚。而在理论层面上，共和主义对法治（rule of law）的推崇也为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尽管共和主义政体并非建立、维持商业社会的唯一条件，但自由政体中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要求政治精英对公共善加以认知和把握。自由主义思想也在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吸收共和主义的概念，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就给自由下了一种共和主义式的定义。

李强教授认为，维罗里教授对共和主义的理解使得自由主义式的底层制度结构能够与共和主义式的政治精英和德性语言同时存在并相互支持。维罗里教授认同这一基本观点，并指出共和主义对精英的理解重点在于美德与灵魂上的卓越而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状况，而财富的积聚与灵魂的高贵往往并不一致。共和主义思想对精英的重视与教育问题息息相关，精英的重要性在于其追求卓越的德行及其对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示范与教化作用。普通公民愿意效仿这种德性并采纳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从而使整个共同体远离腐化。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晓红注意到共和主义对共同善与单一共同体的推崇与当代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浪潮之间的潜在张力，并就共和主义对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移民、整合等议题间的影响提问。维罗里教授对此回应道，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最具共和主义精神并同时体现出多元文化主义特征的国家，美国公民能够保持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与族群认同；瑞士也在异质文化共存的条件下实现了高度的公民参与。与此相对，意大利在当代文化、宗教、语言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其政治却不具有任何共和主义的特征。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中对同质性文化团体与政治参与间正向关系的观察并不能被无限推广。因此，文化上的同质性并非是当代世界实践共和主义价值的必要条件，而尽管不同的文化团体间存在冲突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共和主义价值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存在。

至于共和主义与移民、文化整合等多元文化主义议题间的关系，维罗里教授指出，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存在至少两种共和主义实践模式，即相对集中的法国模式与更加多元的美国模式——这两种模式都不会导致共和主义价值与多元文化主义间对立。政治精英将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与整合。

葛耘娜老师指出，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远离了古典学说，在德性概念上将其同某种扩张与对立条件下对共和国的热爱相联结，但外部的征服行为与内部的派系矛盾似乎不能使共和国免于腐化。维罗里教授提示大家注意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公民德性的阐释，即将公民德性等同于对国家的爱，并将对国家的爱等同于对平等的爱，从而在实质上追随了马基雅维利的脚步。但在孟德斯鸠看来，现代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使得对国家的爱为古代人所专有，从而拒绝了马基雅维利关于在现代共和国中复兴公民德性的乐观估计。

会议最后，罗祎楠助理教授注意到维罗里教授在《从善的政治到国家理由》（From Politics to Reason ofState）一书中对“国家理性”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政治转型的论述，并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对这一存在某种决定论色彩的研究范式的启示提问。维罗里教授赞同政治观念出现的社会、历史情境并不支持“语境决定思想”的结论，这与在特定语境中研究政治思想并不矛盾。“国家理性”这一观念最初于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然而这并不妨碍其在19、20世纪及当代政治的全新语境中发挥作用。这一观念也标识出现代政治与作为追求共同善之技艺的古典政治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