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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两周年论坛】思想史与社会实践问题

发布时间:2018-09-22

 

文研两周年主题学术论坛

2018年9月22日,文研院两周年系列学术活动“思想史与社会实践问题”主题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华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作引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教授陈映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照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李霖、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陆胤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猛

李猛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主题的起源。文研院一直比较重视思想和历史的交汇作用,希望把传统上属于人文学科的思想史研究和社会科学关心的问题(特别是中国近两百年来的巨大变革中经历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本次两周年纪念举办此学术论坛,即为文研院创设宗旨中的应有之意。

随后,两位引言人从各自的学术视野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围绕“什么是思想史?”“什么是社会实践?”“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三个问题,分别从“思想”与“社会实践”、“思想史”与“社会实践”两个维度阐发自己对论坛主题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华喆

 

华喆副教授从儒学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关系出发,认为以《周礼》六官制为夏商周三代政治理想的儒家思想在制度史和地方治理中均不可忽视,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获得对于古代中国的完整认识。虽然他本人并不专门从事思想史研究,但从学术史和经学史的视野出发进入到其中涉及的社会实践问题后,华喆副教授认为,如果完全忽略儒学和经学的影响,那么对制度史中最技术化的问题可能并没有很好的把握。他认为,如何处理本朝政治与三代理想之间的关系,是士大夫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制度史发展的主线。

 

中国古代官制结构的复古倾向,是从汉代开始就有的内在要求。通过乱世和太平的对比,塑造一种对乱世的战争恐惧感,形成大家对回到三代之治的向往,进而推动实践上的制度复古——这是公羊学家最初通过“三世说”在酝酿制度的过程中为制度本身划定的思想路线。但传统研究相对比较忽略这一面,只关注其中主导的政治力量。整个周礼作为一个由隐而显的要素,一直到隋唐三省六部制度逐渐定型后才完成。“唐六典”就是把秦制遗留下的种种因素与《周礼》六官的理想政治结构结合,并与之妥协而形成的。唐后期,这一体制不断被破坏,到了宋代就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别扭的制度,虽然仍模仿唐代,但实际上三省之下的门下省和中书省已不同于唐代。不过,宋人认为这是距离周礼最近的制度,是复古周礼的理想型。这一观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宋代以后才放弃了唐六典制度,抛弃了三省的划分。一直到清末,六部制也解体了,以周礼为理想型的制度实践完全消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思想和政治理念在整个制度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以金元为界,之前是在现实的实践和理想的周礼之间妥协,之后开始只追求保持六官、六部的结构而已。

 

而从地方治理来看,接受儒家教育的官员在治理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调整。在明清的一些案例中,名义上,中央考核官员希望税收不断增长,但实际上大部分官员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增加税收代表与民争利。他们认为,理想的治理是尽可能少一些官司、多一些科举之才,这反映出儒家的治理思想并非富国强兵、追求量化管理,而是转变人心、教化风俗。士大夫对自己、国家和三代远古的理想与现实形成了某种紧张感。此外,“官吏分途”的制度造成了地方上的实际权力操纵在吏员手中,但国家还要向地方派遣官员。除了保证国家对量化管理的要求之外,国家更希望看到的是地方人心的改善,在这一点上,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完全是颠倒了的状态。

 

因此,华喆副教授认为,如果完全抽离儒家,我们将无法获得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整全认识。这一点在当下的研究中尤其需要强调。一方面,从哲学出发研究两汉经学,基本上不考虑经学和皇帝制度的关系,而把思想或者学术仅仅看做文本问题,这种做法与整个历史发展、制度发展是脱节的。另一方面,从历史学研究出发,又会陷入某种政治决定论甚至阴谋论中,制度背后看到的是不同政治利益间的角逐,而不是当时政治决策的价值取向。在面对史料时,虽然我们往往用历史学求真的要求来处理,但结论往往与史实不符,如果意识到士大夫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心中抱有三代理想,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人心教化问题。那么,理念和历史事实违背就是可能的)。所以,未来我们需要理顺思想和社会实践的关系,通过跨学科的交流来更好地认识古代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高波

 

高波老师从西学与近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关系出发指出,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和传统学术其实存在疏离感,与西学反而更具亲缘性,并且常常与某种革命浪潮之后的理论反思相关,并带有党派色彩。联系到自己的学术经历,高波老师坦陈,学者对社会实践有一种强大的疏离感,即使自己从事思想史研究,但对“思想史与社会实践”这一主题仍然感到陌生。当前最活跃的思想史研究学者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传统的历史学,而是来自法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这些学者的共同点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从自己的观察切入到现代学问的源头,进入到近代、前近代的思想——因为现代社会科学本身就和西学更亲近,在学术的目标和方法上更一致,而与传统的人文有某种疏离。我们无法把古代中国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渊源与典范,因此,阅读西学相比于阅读中国传统文献反而更重要一些。

 

随着西学的不断进入,三代理想和本朝政治的紧张感不再是士大夫焦虑感的来源,思想和社会实践的关系也在近代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产生了分化。例如,胡适说“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李大钊说“所有的主义都是问题”。在这里似乎能看到史学研究和思想实践的分野。李大钊认为,任何实践背后都有一种总体观念的支撑,所以胡适的讲法其实是一种伪装,一个问题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总体的、关于实验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世界观的支撑。但胡适的讲法也有合理之处,在他看来,中国本土问题和外来输入理论之间有隔阂,因此,我们不应该直接从西方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着手研究,而应该从本土问题开始。所以,他设定的问题与李大钊关心的社会改造问题不同,几乎都关乎政治行为。高波老师表示,实际上,李大钊这一派最终导向了社会实践,激起了更大规模的运动(即革命实践),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而胡适这种更本土化的表述反而被边缘化,他提出的宪法、议会一类的实践问题在当时也被认为根本无法付诸实践。

 

但他们的争论和思想史研究不是一回事,因为在那个时代不需要思想史,而需要和理论统一的直接行动。那么,近现代思想史研究和他们之间的争论究竟有什么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高波老师认为,似乎是在革命失败以后,革命者、反革命者以及中间派需要梳理历史形态,所以才有了从辨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社会形态论以及社会史大论战等等。当我们称之为直接的实践和总体的理论被破坏之后才需要思想史去重建黏性。革命派要建立理论,但是反对革命的人又想解构理论,在和中国本土的有机结合中,思想史才在这个阶段被提出来了。

 

至于今天的思想史研究在社会实践层面能产生的效果,高波老师表示怀疑。当代的思想史研究者,往往带着过去的思想。历史学出身的思想史研究反而带有某种解构色彩,指出前人的实践是在错误的知识、错误的理论下完成的。但因为实践期已经过去,所以最后只是说明当时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这种研究让人对思想史的当代社会和政治功能产生深深的焦虑,我们真的要做这种意义上的思想史吗?这种后见之明让研究者面临一个极大的断裂局面,“思想史”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缝隙需要重新被填补。

 

至于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所带来的不舒适感,高波老师认为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在超出学科边界以后选择退回到安全范围之内;另一种是本身不将思想史作为某个学科的局部,而是作为整体知识领域的有机组成,并赋予其正当性和功能。对于其他同代的年轻学者而言,从西学入手研究思想史反而更切合当下的处境。但在这种学术人生体验下,能不能呈现思想史研究超出专业分工之外的功能,还有待努力。毕竟,在传统的史学研究中,思想史似乎很边缘,合法性也遭存疑。所以,需要更多的学人在文研院这样的平台上建立更多的有机联系。

 

 

引言人的发言结束后,在场学者围绕发言主旨涉及的三个核心问题以及引申出的新问题,包括“社会实践中思想是否在场?”“思想史研究为什么不能被传统史学完全容纳?”“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进行思想史研究”等展开了热烈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院教授 陈映芳

 

陈映芳教授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谈自己的想法。她认为,我们对“社会实践”的理解可以从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延伸开来,进一步反思实践的主体是什么?除了官方和学院的思想家,中国八十年代的民间思想界也很活跃。“社会实践”往往与特定“思潮”关系密切。在这个意义上,“思潮”与“思想”的区别也需要注意。所以,我们对于究竟是否在学科基础上展开思想史研究可以持相对开放的态度。至于“思想史”与“社会实践”的断裂,需要考虑的首先是在社会实践中“思想”或者“思想史”在不在场?陈映芳教授认为,这取决于我们的视野。通过反思自己在历史学、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历史中存在的思想或者思想文本怎样影响当时和现在的社会实践是可以得到一定澄清的。实际上,我们会发现社会行动者一定会寻找批判的武器(通常是熟悉的资源)来建立文化价值层面的刚性和理性,让其中的伦理规范被社会接受,无论是近代的革命造反还是现在的权力申诉都遵循这一点。陈映芳教授举了三个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历史中的思想究竟如何存在、如何成为文化实践的工具箱的一部分。第一个是1920年代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文化运动”,这种思想采摘式的社会实践所诞生的文本现在已经被编入我们的思想史,其中包含了行动者、研究者、思想提供者等不同的角色。第二个是1980年代以来的“知青运动”,实际上他们从70年代甚至是60年代末期就从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内的仅有的少量思想资源中生产、建构和他们自己有关系的思想史。第三个是近些年发生在美国的“珍惜黑人生命”运动。通过在图书馆和书店的走访调查,陈映芳教授发现,当时出版了大量与种族、人权有关的作品,讲述黑人、黑人运动的历史,形成了专门的资料目录或者书籍专柜,作品类型包括学术作品、通俗小说、甚至儿童读物。从社会实践层面来看,无论是面对征地和拆迁需要维权的农民还是追求学术的知识分子,大家都需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里智慧地与官方思想黏合来达成自己的社会实践目标——这个过程需要思想史提供理性支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李霖

 

李霖教授从精神史研究出发,以司马迁创作《史记》为例,对华喆老师关于“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做了补充,并对思想史研究与传统史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同于从后续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评价《史记》,李霖教授认为,如果将其看作一部思想材料,那么我们可以读出一些新的东西。司马迁非常看重六经,尤其是其中的《春秋》,但他又不是简单地重复《春秋》的体例,两者存在相当大的不同。《史记》第一篇是《五帝本纪》,今天的史学研究关心的是这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以及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司马迁反复谈过这部书为什么要从黄帝讲起,说明他十分在意这一点。李霖教授认为只有把司马迁当作经学家才能充分理解这一叙述。司马迁在创作《史记》的时候对五帝的选择其实有多种可能性,但《五帝本纪》为什么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不是因为他参考了其中更可靠的文献,而是五帝当中的后四帝都是黄帝的子孙,因而可以建立了一个血缘体系。司马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李霖教授推测了背后的动机,他认为,如果是不同姓之间的政权更迭,就会伴随流血战争,反之则可以不发生革命。司马迁做出这样安排的背后可能有春秋学思想和当时其他思想流派一起构成的复杂动机。而只有深入其中,我们才可能理解历史书写者在当时是出于何种动机记录历史的。在司马迁的主观意图上,这部书是“思想”与“社会实践”结合的产物,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人都没有把它当作一本“继《春秋》”的书,而是一部史书甚至一部文学作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贺照田

 

贺照田研究员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考察与学术实践经历,对思想史的目标、对象和方法提出了个人思考。他认为,思想史研究面对的文献材料有其特殊性,必须做到方法和对象相配合,“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要放到具体案例中才能充分呈现。贺照田研究员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其实比一、两百年前要复杂的多,但思考深度还不及王夫之、顾炎武这些人,究竟能否通过“思想”进入“历史”虽然并不确定,但我们依然要将自己置于这种不确定的探索当中。有些人对于思想有着较强的敏感性,还有将之转换为语言的能力,因此能生成很多的洞察。相对于那些直接被当成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文本,这些人可能更有认识价值。实现与否我们并不清楚,但我们要去了解不同于我们想象的、真实的在民间的思想和话语。这样,即使没有跟“社会实践”有直接的勾连,但在智识上已经建立了潜在的联系。

 

 

对于贺照田研究员的论述,李猛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狭义的思想史研究还是应该关注体系化、概念化的“高级文本”,而社会中下层的思想话语通常是放在文化史的范畴中来处理的。但传统上的“高级文本”和一般的社会话语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在知识生产层面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根本问题。很多时候,虽然知识分子希望书写民众的历史或者社会观念,但最终却变成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投射。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陆胤

 

陆胤教授持相似的观点。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主要还是“高级文本”,应该强调整体性的质地,不该太碎片化——真正对社会实践发生根本性推动的成果是由思想家完成的。至于将“思想”或者“思想史”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的研究路径,其实和理学家认为,“理”和“礼”二者不可分离的思考框架很相似。结合自己在晚清民初思想史研究中关心的问题,即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等人提出的异类思想究竟怎样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陆胤教授表示,我们需要以思想形成的网络为基础,关注其中传播的路径和媒介才可能得到解释。所以,有必要在哲学视野内纳入文学、社会学的因素,才能将第一流的思想家真正放回到其产生的社会土壤,最终形成独立的思想史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袁一丹

 

袁一丹教授结合个人从文学迈向史学并横跨两个领域的学术经历,提出思想史研究具有游牧性和开放性,往往具有高度的个人色彩,实践中要保持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平衡,才能避免研究的无力感。与传统制度史相比,弥散的思想可能很难一下子用具体的形式抓住,所以,我们要为这种特殊形态的研究对象找到一种特殊工具。其中,最关键的是思想连接的中间步骤和媒介。思想史既有可信的一面,也有可爱的一面,这两部分都需要加以解释。这个过程必须进入到思想者本身的话语和概念中去形容和理解他们,而不是事先带着某种话语系统进入。所以,每一个思想史个案都不成型,内部有很多层次。从方法论上来看,观察经典衍生的文本或“降格”的思想史文本是目前的一个学术走向。袁一丹举了陈垣和陈寅恪两位史学大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通过写作来隐微表达个人心境而不惜打破史学家求真底线的例子,并指出在保持历史感的前提下要尝试带入并呈现现实感。近期出现在网络上的一组漫画,将鲁迅塑造为一个“杠精”,戏称为“周怼人”就可以作为很好的切入。通过浏览这组漫画,袁一丹教授发现漫画作者其实读过鲁迅文本,并用摘抄的方式将鲁迅文章里的一些“刺”配合漫画呈现了出来。这类现象其实值得关注,因为尽管我们预设了“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可以衔接,但我们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人——他们都坚信思想可以改造社会,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可通过找到病根得到总体性解决。而今天,我们接受讯息的感受可能更像雾霾一样混沌,纸媒的衰落使得思想阵地在某种程度上被悬空。虽然五四过去近一百年了,但国民思想的平均数好像依然保持在原地。思想史研究唯有架起“现实感”与“历史感”之间的桥梁,把现实感真正融入到充满历史感的思想研究中来,才能驱散我们心中的“雾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