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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世界”主题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6-09-21

2016年9月21日上午9:30,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主题研讨第一场在静园四院201室如期举行。研讨会以“中华文明与世界”为主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张辉教授、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召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为主要发言人,来自校内外各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做了精彩发言,热烈参与了讨论。

葛兆光教授首先发言,他发言的主题为“中国文化理解与研究中的难题”。他结合自身研究经历,指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研究中遇到的几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中国文化的界定之难。自从晚清以来,关于文化的讨论一直非常抽象。同时,我们对西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是非常模糊的。第二个难题,我们讲的中国文化,仍然是汉族文化。经过蒙元、满清,中国变成了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国家,不能仅仅把汉族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现在的多元一体的中国,是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葛教授承认多元,但认为一体有待商榷。第三个难题,是中国文化史书写的困惑。我们现在所有的中国文化史都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分门别类,比如政治、思想、文化等;另外一种,是按时间来,然而还是在每个时间段内分门别类。文化史要有一个主轴,一个目标。葛兆光教授认为《法国文化史》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主轴、路标,即法国是怎么样形成的,在古代欧洲的一个地方,逐渐形成有共同历史记忆的民族的一个过程。这一点在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候应该借鉴。大尺度用西方作为背景,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象征,并非中国文化史本来面目。

接着,钱乘旦教授做了“文明多样性与文明的回归”的主题发言。他先从人类文明的源头开始,以大量史实介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和进程,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个永恒的主题。最远古的文明都出现在大河旁边,如两河流域、黄河流域,河是古代人类交通最为便捷的通道。不仅是河边,海边也可以出现人类文明,比如欧洲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钱乘旦教授指出水作为沟通渠道对于文明产生的重要性。接下来,他着重阐述了古希腊文明的两个特点: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一般人们认为这两种制度是固化的,是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并被认为具有“普世价值”,但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文明恰恰在这两点上发生了偏移,从城邦变成庞大的帝国,罗马八百年的历史里涵盖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模式,却没有民主制度。钱乘旦教授认为,由此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也并非如现在所谓的普世主义者所言是按照一个既定模式发展的。

除了希腊文明,钱乘旦教授还举了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多地文明来解释从远古到现在,人类文明一直呈现多样化发展。在这种文明背景下,钱乘旦教授讲到了中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整体而言都处在大一统的局面,这种局面是让汉文化地区得以社会长期稳定,在中世纪远远超过西欧的基本因素之一。文明需要载体,包括政治载体和精神载体,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是大一统局面加孔子学说,这两者的结合可以说非常完美。因此中华文明的特点不在于出现的时间早,而在于延续的时间长。中世纪的破碎与混乱,让西方率先崛起,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便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现代化不仅仅存在于西方国家,哪怕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现代化模式也是各有不同,甚至一个国家之内也不断转换自己的制度,说明了一个国家里也存在文明多样性。钱乘旦教授总结说,只承认文明单一性,不承认多样性是不对的。

介绍了文明多样性,钱乘旦教授提出了文明回归的概念。他不赞成文明冲突的说法,文明的多样性不一定非要靠战争来解决。文明回归便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办法,现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一定要通过西方的办法解决,而应该回归自己的古老文明。

在自由发言阶段,与会学者各抒己见,对两位主讲人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疑问,同时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集中讨论了关于中华文明、人类文明多元一体等一系列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认同中华民族是多元,但是不是一体还不很确定。特别是经历了蒙元和满清之后,中国文化本身确实是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这样的一个一体的格局当中,不管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一直是有一个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在这样的差异中,展现出格局的差异性,把异质的东西统一到一起。吴飞教授同时认为,钱乘旦教授不断强调历史学科注重史实,这和哲学不同。今天所说的西方普世价值,是经过了许多现代的重新的诠释和建构之后的自由民主精神。它不是一个事实角度,而是作为一个理论可用到世界各个文明当中。不同国家通过具体的路径,最后都是达到了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现代的结果。

对此葛兆光教授和钱乘旦教授分别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葛兆光教授教授谈到,多元一体问题是费孝通教授1990年提出的观点。他不赞成多元一体说法,是因为它是倒着说的,是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过来中国历史。随后,葛兆光教授通过列举西方文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认为文明不是普世的,它是一个阶段的强势规则。边缘常常被中心的强势文明被压迫,无论是好是坏,文明只能说它在边缘。钱乘旦教授认为“文化”与“文明”确实难于区分,历史总是不断在进步,最终有尽头的单线思维只是人类种种思维方式的一种,西方把普世价值强行推行到全人类的思维上,也只是一种推想,未必能经起历史的考验。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就文化多元一体这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见解。许宏教授认为,近些年来学界谈论中国国家问题,这是一种集体焦虑。他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思维还有天朝上国式的考虑,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我们的多元一元都在一个井里面,比如我们的博物馆没有以外国文物为主题。许宏教授认为,按照考古学本位的说法,划分中国上古史:第一个是无中心的多元,即苏秉奇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到二里头,才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前后是一个大的分野。中国考古学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已经开始从民族主义考古学转型到世界的考古学。三代考古学,从证经补史的考古学转型为全方位的学科。由于这种转型,要引发文明进一步思考。

韩建业教授认为文明多元一体是一个辩证的、哲学的问题。对于约四万年前仿佛一夜之间出现的刻画符号、壁画、墓葬、装饰品等,他认为文明更多的还是一体。韩建业教授还强调,在当今人工智能发达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该更多的思考人与自然的问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秦立彦教授和北京大学历史系黄春高教授则对中国文明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疑问和看法。秦立彦教授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儒学、三教合一等传统文化淡化的情况下,应该如何继续使用“中国文化”这一概念的问题;黄春高教授则给出了不同文明一定有一个一致性的观点。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结合前面几位学者和自身研究经历提出了当代中国需要对古典文明做出回响的观点。袁明教授特别指出,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在今年系毕业典礼上与学生一起背诵《前赤壁赋》的例子,便是对古典文明一种很好的回响。与会学者热烈讨论,对两位主讲人的主题报告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接下来,钱乘旦教授对此做了一个小结,他强调文明多元还是一体是一个问题的正反面,不同时代下应该强调不同的侧面。以自己国家的文化看待世界是人类的一种本性,任何一个文化都不可避免以自我为中心,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对待其他国家文化。

最后,召集人孙庆伟教授做了总结发言,孙庆伟教授认为大家对理解什么是中国,差别很大。晋南一定是最早中国的地理正统,后来移到了河南。二里头不会是最早的夏。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变量。历史是有很多偶然性的,不会按照上帝设定的方向去发展的。钱乘旦教授的发言更强调中国学者敢于认识世界。两位老师代表当今认为学界最顶尖的两位学者,是中国学术界的自信,既有勇气去怀疑自己,也敢于去认识世界。

 

撰稿:曾静蕾、李灵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