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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志学与书籍史系列】马楠:唐宋官私目录三题

发布时间:2017-03-29

2017329日下午,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文研院)主办的以唐宋官私目录三题为题的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行。引言人清华大学历史系马楠助理教授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史睿副研究馆员主持论坛;北京大学中文系程苏东助理教授,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刘蔷研究员,文研院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天然助理研究员参与讨论。

 

引言人马楠向大家报告了近期她在唐宋官私目录研究领域所进行的三个相对独立的研究。

 

 

第一个主题是《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文献学研究中,刻本卷首或卷尾所记载的撰人衔名或校勘官衔名一般为著书或校勘时所任官职,几乎可以视作常识,宋代刻本及唐人寫卷中均有验证。余嘉锡先生指出《隋志》中一人署衔往往前后不同,所著录也当为著书时官。但马楠经过研究却发现,《隋志》著录的撰人衔名大多为终官、赠官或(最后一次被征召时的)征召官,也有小部分(不足两成)著录的撰人衔名为著书时官。前者主要受到了南齐王俭《七志》、萧梁阮孝绪《七录》这样的解题、叙录型目录的影响,所谓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最基础的来源是史传文献的记载;后者则可能来源于直接或间接抄录写本结衔,而自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官修、秘书省目录就有直接过录写本书名、篇题、作者名氏、字数的特点。随后,马楠以大量具体详实的例子以及其他关联证据,证明了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最后,马楠以若干实例,表明这一研究结论可以起到补充撰人官阀仕履和推排著书时间的作用。

 

 

马楠报告的第二个主题是《新唐书艺文志》增补修订《旧唐书经籍志》的三种文献来源。按照一般的理解,《新唐书艺文志》所载书籍包括著录不著录两大部分,前者是指《旧唐书经籍志》——即毋煚《古今书录》已经著录的书籍,后者则是欧阳修补入的书籍。据马楠考证,《新唐志》的著录部分不仅包含了《旧唐志》,其实还包括了《隋志》,也就是贞观见存书和开元见存书的综合。而《新唐志》的不著录部分,主要依据了庆历元年编就的《崇文总目》等书目,即北宋时所见唐代著述;不著录的另一部分则是根据史传文献(如《旧唐书》、《唐会要》等)的记载补入《新唐志》的,即唐代所应当有的书。不仅如此,《新唐志》还利用《隋志》、《崇文总目》与史传文献修订了著录部分的书名、撰人、卷数,导致不仅是不著录部分,即便是著录部分,也不能视作确有其书、实有其卷。最后,马楠讲到靖康之乱后,北宋禁中官府图籍、版片尽被金人掳去;南渡后搜访图书,颁下府州军监的主要是三种目录:《新唐志》、绍兴改定《崇文总目》以及绍兴改定《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但正是因为依据这三种目录访书,导致南宋晁公武、陈振孙、王应麟都产生误解,认为《新唐志》著录书籍是北宋见存书。


马楠报告的第三个主题是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马楠一开始便指出,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陈振孙私家藏书数量得与《中兴馆阁书目》、《续目》相侔,背后一定有发达的印刷业作为技术支撑。但王重民先生还有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非常重要的判断:一般认为记录了不同的刻本是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的一个特点,但在晁公武、尤袤的时代,刻本书的数量还未超过写本书,而且《遂初堂书目》里记录版本的限于九经、正史,只有到了赵希弁和陈振孙的时代,刻本书的数量才超越了写本书的数量。马楠认为,王先生的判断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但根据明初《文渊阁书目》锓板十三,抄本十七的说法,仍有可商榷的余地。随后,马楠举出了许多细致、具体的证据,指明陈振孙所藏书中确实存在大量写本或抄本(包括唐写本、北宋写本),并指明了其许多藏书的具体来源(如他人赠送的写本、陈振孙手录本、在鄞县、南城、莆田所传录的书籍)。马楠还指出,陈振孙的藏书中,很多书籍是根据刻本抄写的,也存在相当数量的书籍是刻本与写本并行的,另有许多书籍宋时从未刊刻。即使是合编三朝、两朝、四朝、中兴国史艺文志,总记十三朝的《宋史艺文志》,其中也存在唐写本、五代写本、宋馆阁写本和进呈本,依然不能概以刻本视之。


引言人的发言结束后,论坛进入自由讨论环节。


吕博表示,马楠经过细致的考证、比勘得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并解开了他读书过程中的一些疑问。然后,吕博提出了两个疑问。第一个问题是对《隋书经籍志》产生重大影响的《七录》的完成时间,以及《隋书·经籍志》所说的旧录,是否包括了《七录》作者阮孝绪去世(南梁大同二年)之后的书籍;第二个问题与《七录序》中古今书最的说法有关,马楠认为古今书最是指《七录》所据过往目录的一个汇总,但吕博认为阮孝绪的这一说法带有夸耀的色彩,其实是指《七录》时代所收藏的书籍要超过此前《七志》、《中经新簿》时代的藏书。马楠针对第一个问题回应道,《七录》的截止时间很可能就是大同二年,张固也先生就此问题曾有过考证;并举出具体证据证明,《隋书经籍志》所参考的旧录确实不止《七录》和《隋大业正御书目》;所参考的梁目也不止《七录》一种。针对第二个问题,马楠认为古今书最是《七录》所依据合编并重新分类的十种书目的目录,《七录》是这十种目录的合集。

 

 

刘蔷认为,马楠的三篇文章都揭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过的问题,对以后的阅读和研究必定都会有所启发和意义:其一,进一步展现了目录学的功用,马楠的研究对研究历史上的图书流传有所助益;其二,对于印刷史的研究也能够有所推进;其三,关于撰人衔名的研究,也可以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研究和史书记载有所补正。

 

 

程苏东指出,马楠的研究的新意来源于其对目录产生过程的关注和探索。他认为,结合陈振孙藏书之抄本考一文与其他相关文献,能够推进对我们了解北宋乃至南宋时期的图书流传的实际情况的了解。此外,他还结合网络检索,利用《隋书经籍志》著录撰人衔名来源考述一文的研究思路,又解答了一些新的问题,证明了这一方法的功用。最后,程苏东还提出了一个猜想:署终官的书籍是否可能是著者去世后,后人编纂著者作品的产物;而署时官的书籍,则可能是因为该书成书后立即就流传的原因。马楠则举出王筠一官为一集支持了程苏东的判断。

 

王天然指出,版本目录学领域,有一些已有的重要的观点和方法需要被重申,今天的研究者必须重视这些已有成果,以免重复不必要的错误;而马楠的文章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其次,她还指出马楠的文章在史料运用和表述技巧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以供作者参考。第三,她还认为从马楠的研究中,还可以引申出一些更加深入的问题。例如,在雕版印刷时代,抄录依然是重要的图书复制手段,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似乎是滞后的现象?关于原因的解释可以说多角度的,但角度之一必定要结合图书的性质和目的来讨论。最后,王天然赞扬了马楠能够突破成见,保持学术敏感和学术勇气。马楠在回应时,赞同王天然的观点,并提出不少证据表明,在古代书籍是否刊刻确实与书籍的性质是相关的。

 

 

主持人史睿最后总结道,本次活动只是书志与书史系列活动的一个开始。这一系列活动正是旨在突破学术成见。之所以称这一系列活动为书志与书史,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校勘学这样的词汇,就是为了通过词汇上的疏离感来促进突破学术成见。史睿指出,这些传统学科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今人经常遗忘前人已有的重要而正确的研究成果,科学化程度不高,分散于各个科系(中文系、历史系、图书馆学系)且在不同科系内部被边缘化,以及新技术的冲击等等。传统的的书籍史往往停留在书籍装帧演变史,很少涉及书籍生产、收藏、传承与学术史、社会史的关联,而西方的中国书籍史面向又过于单一。史睿希望,将来通过书志学书籍史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一方面涵括和综合上述传统学科的内容,另一方面提升这些学科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