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2日晚，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孙过庭生平及其《书谱》——兼论写本与书法”讲座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毕罗作主题发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主持讲座，北京大学图书馆胡海帆、中央美术学院刘涛出席活动。
毕罗首先为大家解释了他为什么会选中孙过庭来进行研究。早在2004年，在浙江大学读研究生的毕罗就萌生了从汉学这个角度去研究书法的念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他选择了佳作多如繁星的六朝文献，最终他将目光聚焦到了《笔阵图》与《书谱》。他在研读《书谱》的过程中，被孙过庭其人其事深深吸引，于是，以孙过庭与其周围的文化环境为主题撰写了毕业论文。毕罗在2004年与孙过庭“结缘”之后，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他先后在诸多期刊发表相关文章，例如：2008年《艺术史研究》上的《孙过庭之志气——〈书谱〉文体考》，2009年《书法丛刊》上的《孙过庭生平考》，以及他2011年在意大利出版的专著The Manual Of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f the Tang。
回顾了他与《书谱》的渊源之后，毕罗十分谦虚的说，他的研究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的，《书谱》不仅在中国备受关注，在西方也是有许多学者关注的。早在1909年，法国人米约将《草字汇》翻译成法文时，就在其中提到了孙过庭，与王羲之一并提及，可见西方人对于孙的重视。1974年，德国人郭乐知翻译《书谱》，将《书谱》展现在西方人的眼前。1995年，傅汉思与张充和再一次翻译了《书谱》，但毕罗认为他们翻译的不理想，汉学功底有所欠缺所致。最近关注到孙过庭的，是法国人幽兰，是在其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书画论著译选》中。但是，纵观西方学术界，都只关注《书谱》本身，而将作者孙过庭忽略了。德国郭乐知在其书中直接表示孙过庭的生平不重要，所以就省略不写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空白，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如此。因此，毕罗想要填补这一空白。
接下来，毕罗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他目前的研究成果，分别从生平、文本内容、志气以及书谱完整性四个方面进行了叙述。
首先，毕罗为我们确定了孙过庭生平中两个重要内容。其一，孙过庭卒于洛阳。根据陈子昂的《率府録事孙君墓志》中“遇暴疾，卒于洛阳”，我们可以确定孙过庭是死于洛阳城内的。因为，陈子昂在685—691年间洛阳当官，孙在684—705年间，也在洛阳当官，二人有所往来，陈的说法是确切可信的。其二，孙过庭是吴郡人，因故迁往洛阳。在《书谱》中，孙以“吴郡孙过庭”自署。
主讲人毕罗
接着，毕罗阐述了《书谱》对于书法史的影响，文笔与字迹兼美的《书谱》，对书法美学的影响非常大，可是，对其书法技艺等书法教育的描写经常被忽略。对其对书法《书谱》最早的记载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人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约891年）之中。虽然《书谱》早在北宋时期就刻成帖，但其在后世的影响主要是其文字内容，最近几十年的印刷普遍流行以后才成为书法临习的范本。《书谱》中有大量针对书法学习者而写的教旨：例如：62行的“翰不虚动，下必有由”，63—64行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峰杪”，192—196行的“执使用转”之说等。并且，在《书谱》中孙直言撰写动因是传授书法技艺，孙学习、练习书法超过24年，并且教过书法，因此书写东西都是比较客观的，有所实践依据的。因此，毕罗提出了一个质疑“是否《书谱》二字该翻译成英文Treatise on Calligraphy？有没有更准确的翻译？”毕罗认为，“谱”应该当作介绍性的、教育性的一种文体，用英语最为恰当的词应该是“manual”（手册），Manual of Calligraphy应该为“书谱”最准确的翻译。
其后，毕罗带领我们体会了孙过庭的志气。通过陈子昂撰写的《墓志铭》和《祭文》，我们知道孙过庭的官职较低，而平生贫苦拮据，但孙过庭是一个学问博深，性格忠诚的人。在《书谱》的最后，孙表明自己的志气：“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毫末之奇，罕议锋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孙认为书法是“好异尚奇之士”所喜爱的艺术，书法是高贵的艺术，因而习书法者也应该具备高贵的心灵与品格，否则则是“不入其门，讵窥其奥者也”。毕罗认为，《书谱》是孙过庭想要通过缩短学书法的学生与书法之间的距离来证明自己的才华而作的。
最后，毕罗探讨了《书谱》的完整性问题，这个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而毕罗先生认为《书谱》是完整的。因为孙过庭明显地保留了字迹的整体面貌，如果写错字，就直接在错字上用粗笔盖住加以修改。其次，在全文尤其是后半部分，有非常明显的“节笔”现象。或许因为健康原因或者编写一部书法的详细的谱的难度不好克服，所以孙被迫写得迅速，尽量写完文章。我们可以推论《书谱》应当是一部还在进行中的文章，但是，尽管如此，《书谱》依然是能够体现孙过庭对艺术与美学的理想以及其志气的一本书法史上的瑰宝。
主持人史睿
毕罗报告结束后，史睿、胡海帆、刘涛纷纷赞叹毕罗汉语的流利与汉学功底的深厚，并与毕罗就如何研究书法，以及为什么帖学在清末衰弱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几位嘉宾都赞同，学术眼光在研究中至关重要，在如今信息电子化的时代，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搜集资料的能力相差无几，这时候就是学术眼光的一教高下了。其次，如果研究书法，就得练字，并且喜欢甚至爱上练字，如果不能够与作品进行对话，那研究是无法深入的。为什么帖学在清末开始衰弱，并至今都不如碑学？几位老师认为，帖字比较纤弱，而碑字比较雄壮，加之阮元和包世臣等大家都转而碑字，所以文坛跟风。毕罗的报告让我们重新关注到了帖学，不管是帖学还是碑学，都是值得研究的，都是异常瑰丽的中华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