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11日下午，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主讲的“故宫与故宫学”系列第二讲“古代画仿代者的揭示”将在北京大学二体B102报告厅举行。文研院公众号围绕北大与故宫在学人、学术上的历史渊源，推出系列文章。今日推出《80年前的故宫与北大》一文，作者朱朱，本文刊载于《紫禁城2005年05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80年前的故宫与北大

文 | 朱朱

风雨的十年，也是丰盈的十年，无论是在坎坷中积攒的坚韧，还是在平和中蕴蓄的力量，故宫博物院能够在第一个10年即将结束时达到自己发展的首次高峰，与其一贯坚持的公益性理念密不可分，故宫博物院初创者们开放的思想和宽广的视野，则是这种理念得以实施的原动力。巧合的是，这些人们，都不约而同的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五·四”运动刚刚结束的北京大学。

历史的因缘际会，是不期而遇，还是我们未曾透视的历史趋势使然?

近一个世纪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斥着混乱与矛盾的世界，旧有的秩序在清廷的腐败封闭下已消磨殆尽；1911年，辛亥革命者的震声只不过是给这样颓败的大厦最后的一推，但新的秩序却建立未稳，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进入了政坛更叠如走马灯般的飘摇乱世。此时的中国，正挣扎在旧封建桎梏未脱，而新民主丝茧未破的微妙时刻。

正因为如此，固守在紫禁城门内的宣统，依然维持着他的年号，直到1924年溥仪出宫之前，北京的清室遗老们，每逢旧历初一和十五，仍然穿着满清的朝服，招摇过市，入宫去“朝觐”；虽然已是民国，这样的怪现象，被老百姓看得多了，不以为怪。但在仅一街之隔的北京大学的教授学生们看来，却是很不以为然。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初名京师大学堂。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尤应首先举办”。由梁启超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中国现代高校教育全面兴起的标志。虽然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却成为仅存的变法成果得以保留。京师大学堂校址就坐落在与紫禁城以北马神庙和嘉公主府旧邸，亦即后来的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理学院，也称二院。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当时北大的教授，有拖着辫子的保皇党辜鸿铭（福建泉州人，教拉丁文），也有如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曾与杨度等组织筹安会，拥护帝制，为“六君子”之一）、姚仲实（安徽桐城人）、陈石遗（福建闽侯人）、黄侃（季刚，章太炎的学生，湖北薪水人）等的封建文人。尽管北大校史习惯于把这段时期的马神庙描绘成壁垒森严，与紫禁城仅几步之遥的一个极其封闭的深宅大院，但实际上她以最高学府的地位，已经为即将产生的思想启蒙运动做好了最初的准备。

1917年初，著名学者、教育家、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先生接任北大校长。蔡先生以“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由此开启了北京大学最为灿烂的时代，同时，也为北大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蔡元培一上任就开始了改革，他延聘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鲁迅、胡适等一大批国内一流学者先后来北大任教，毛泽东也曾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蔡元培先生这具有开先河意义的16字箴言为宗旨，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尼采，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先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并迸发出最耀眼的火花。只要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不管你是属于何种派别，不管你站在什么立场，都可以请来在同一学校讲学。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的保皇党辜鸿铭可以和政治上最先进的李大钊、陈独秀分庭抗礼；许丹、梁漱溟可以讲印度哲学，张颐也可以讲黑格尔哲学，同时马叙伦在讲老庄哲学，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也宣扬从美国带来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同一学校里，甚至在同一座大楼的楼上楼下，便可以听见两位教授同时在唱对台戏。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由陈独秀、胡适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旗舰，更使北京大学校园里的思想异常活跃起来。而不久后的“五·四”运动，真正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此时的北京大学，培养的不再是封建官场的候补官僚，而是充斥着自由思想，适应全新社会发展的“公民”。

不难想象，对这些全新的青年而言，向已然废除的封建朝廷顶礼膜拜，的确是一件极荒唐可笑的事情。每天穿行在沙滩红楼北大一院、景山东街以及北河沿三院的北大教授和学生们，对于旧皇宫内的种种荒诞戏不能不生发出改变的欲望。

处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思想的激流中心，由故宫而建立博物院，呼之欲出。为公众服务的博物院，本来就是新文化的重要内容，也自然为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所重视。西方列强，即是以注重实物的博物馆作为教化公民的重要方法。当时的清室，不断以赏赐、出借等等手段偷偷将故宫的历代珍藏盗运出宫，这些本属国家的文化遗产的流失，最终导致了古物陈列所的设立。经蔡元培等学者的倡议，1913年冬，北京政府决定接收清廷在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20余万件，在故宫南部武英殿、文华殿陈列展出，是为古物陈列所。它的开设，为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既创造了舆情，又积累了经验。只是民国乱世，政局不稳，博物院的真正建立却是10年之后。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搁置10年之久的故宫博物院，才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如果细心的话，可以发现，除了冯玉祥、鹿钟麟之外，由国务总理钦点的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煜瀛，这个在故宫博物院建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当时正是北大生物系负责人。不仅如此，故宫博物院建院之初的中坚力量，多是来自北大的重要教职员，如代替蔡元培担任善后会委员的蒋梦麟，也是五四以后代理北大校长，还有李宗侗（玄伯，法文系）、沈兼士（国学门研究所）、马衡（叔平）、袁同礼（守和）、徐鸿宝（森玉）、俞同奎（星枢，化学系），延请的顾问如文史大家朱希祖、史学大家陈垣、胡适、鲁迅等等亦为北大资深教授。特别是当时北大一院（文学院）有“三沈二马”：“三沈”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都是浙江吴兴人，是三兄弟；“二马”是马裕藻、马衡，都是浙江鄞县人，也是两兄弟。马裕藻（幼渔）时为文学系主任，教小学音韵，马衡研究金石，沈尹默讲《诗经》、《楚辞》以及唐、宋诗，沈兼士讲小学音韵，说文释义。这五人在民国初期的学术界名噪一时，而他们大多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工作。沈兼士先生任文献馆馆长，后又兼任图书馆馆长。沈尹默先生善鉴别晋唐以来法书名迹，任古物馆专门委员。马衡担任古物馆馆长，后又任院长。而如徐炳旭、黄文弼、顾颉刚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亦出现在善后会的顾问名单里，他们在参加最初的文物点查工作时天天到会出组，毫无怠慢。其他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也多来自北大文学、史学、法学院和国学研究所，如庄尚严、朱家济、单士元、傅振伦、董作宾、魏建功、潘传霖……

虽然没有更直接的史料可以证明，但是回顾建院之初的历史，我们不难推测，故宫博物院建立最初的精神准备，正是来自以李煜瀛为代表的北京大学。1923-1927年的北大，蔡元培校长虽然离开，但称蔡氏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治校、一切制度秉承蔡氏。北大的思想、学术与言论出版上的自由得以延续，北大的全盛期也得以延续。全国有名学者、教授齐聚北大，万方学子也以一登龙门为幸。这些远道而来的学生，住满了景山东街、沙滩、骑河楼一带。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然而各自抱有理想，都为追寻真理而努力摸索前行。参加故宫博物院的初建者里，就有他们。虽然是在不厌其烦的列举这些名单，但正是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学术和工作上的成就，将80年前的故宫与北大联系了起来；将80年代前故宫博物院所达到的最好状态，同北大联系了起来；也正是由于北大人的介入，故宫博物院才能更加独立于北洋政府的控制，得到自我的充分发展。

史学大师陈垣教授曾主持以保管整理明清档案为主要工作的文献馆。他提出的一个科学的工作原则，就是“称不离砣”，即在收集宫内各处散存档案和统一整理过程中，连档案包皮亦不许丢失；马衡在建院之初最先带领古物馆同人进行传拓，所有专门的技术人员皆从北大调借，其中专为北大国学门研究所传拓金石甲骨的高手薛锡钧老人，就被请来故宫传拓古器；沈兼士担任古物馆时，极力强调将新发现史料文献迅速及时出版印行；不但是文献，也包括所有书画、古器、善本等等，皆以种种方法集结出版以飨大众；庄尚严，参加了故宫第一次的对外展出，但是并未沉醉于展出的成功，而是通过交流看到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弱点，并向国内研究界发出恳切的呼吁；傅振伦，利用英国展、苏联展览的机会，抓紧空闲时间，参观了当地各大博物馆、档案馆，并将其中先进的经验带回国内……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凭借这些，我们完全可以了解，如此多详尽又充满人性化的规章制度，何以会出现在建院之初的故宫博物院；我们也可以完全的了解，当时参观故宫的群众，何以会对博物院工作如此的支持，同时我们更能了解，当第一个10年结束时，故宫博物院何以呈现出如此辉煌的前景……

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其实质是中国的精英力量，在五四之后所作的一项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践，其高起点及公益性的根本也即在此。博物馆是舶来品，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时吸收的精华，但是故宫博物院的实践，又是在具体情况之下的全新体验，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本土文化否定后的自醒。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讨一个解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与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正因为有了这些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了他们的不断探索与尝试，才产生了这样一座举世无双的故宫博物院，才使我们更加的接近了那“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预言。